穿越存在的时空

——读沈天鸿《梦的叫喊》

 崔国斌

用沈天鸿先生自己的话说，《梦的叫喊》是他的第一本单行本散文集。这本身似乎已经表明，在热闹的出版潮中，他给了自己一个安静的位置。

但这并不降低他的散文及其理论所产生的应有的影响力，或者说他的影响力正是以这种安静的方式产生的。由于此前很多篇章我都读过，所以读《梦的叫喊》对我而言就是一次重温，以至于直到最后，我才发现书的背面印着这样两段话：“本书作者既是散文家、诗人，又是有着自己诗学理论和散文理论的文学理论家，这使他的散文自成一体。”“深入人的生存和存在的内部，刚健与温柔互为表里，平常生活小事或场景因此在他的笔下或如井水幽深，或如江海汪洋，既富有文学意味，也洋溢着哲学意味。”

——这是出版社的评价和推荐语，当然也就是阅读这本书的理由。

这不禁让我想起沈天鸿先生没有收入《梦的叫喊》的另一篇散文《航行》。那篇散文的写作时间是他当年被“票选”为安庆市十大杰出青年之后，他说这实际上是社会投了文学一票。但这一票毕竟是投给了他，投出了社会对他的认同。不过，他也承认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下的《嘉峪关归去来》《鸣沙山的黄昏》和《结局或开始：门》一度是“孤独”的。我想这可能与他“过早”的“离经叛道”的散文观有关，也与他先于文坛多年就拿出别人“没见过”的散文、因而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有关。当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出现并风行起“文化散文”之后，尤其是到了今天，这些散文并不“孤独”了——就这一点看来，其实沈天鸿先生的散文被逐步认识，并非得益于“文化散文”的风行，真正的原因是读者和写作者都认识到散文必须回归文学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散文在“文化散文”热过之后，愈发显现出它们存在的价值。读《梦的叫喊》，这是一个确实有些耐人寻味的感想。

《梦的叫喊》是这本散文集中一篇散文的篇名，在敦煌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长征出版社于10年之后再版的《中国当代散文家八人集》中，沈天鸿先生的那个集子也是取了其中一篇的篇名作为名字：《访问自己》。通常情况下，作者以这种方式给自己的散文集命名，往往意味着这一篇名能够代表自己的某种取向和大部分散文的主旨。而《访问自己》尽管再次收进《梦的叫喊》，因为以前用过便不能再用，以免让人产生再版的误解——这是我的也许并不合适的推测。我认为，《梦的叫喊》其实也是他对自己的一次访问：

“现在我回来了，重又走在这段堤坝上，心中却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梦的幻想……”而“就是在这段堤坝上，我曾经有过许多梦，那种少年的梦，一个接一个地，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却又让我实实在在地沉迷其中。”沈天鸿先生在本文的最后是这样写的：“抚摸着将树枝伸到堤面上来的一棵柳树，我逐渐感觉到一个梦的汁液在它体内流动、翻滚，就像一条春天的河流，水流浑浊，但却在加速的运动中用浪花向天空叫喊！”

应该说，正是这种别样的访问，让个体及其经验具有了生存及生存者的性质。沈天鸿先生在文中是以思考的方式说出的：“少年的幻想之梦其实是对生活对人生的一种要求，失去了它，实际是生活使人放弃了许多要求。当人放弃了几乎所有的要求，人就老了……”“是什么使人逐渐放弃了梦？可以找出许多因素，但最终和最根本的因素还是自己。”值得注意的还有这样一句话：“国人对于欲求头脑尚清醒，对于淡泊却只是一味地绝对推崇了。”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分析，在这里我只是抽取些许片断，“富有文学意味”的阅读只能留给读者；而“洋溢着哲学意味”虽与“富有文学意味”不可分离，为了分析却也不得不如此。实际上，一个人面对人的生存和存在，总是有其哲学背景的，如果说淡泊到与世无争还可以理解的话，那淡泊到于己无求呢？我记得沈天鸿先生在某篇散文（没有收入本集）里写过这样的话——世俗哲学的精髓在于：退一步想。不难看出，这是老庄哲学的传统，以“退一步”来消解生命的意义、而不是回答生命的意义。换句话说，是对世俗的逃避而不是克服自身。这样，《梦的叫喊》就以对人的生存的思考深入到了人的存在的层面。

当然，散文写作有多种。沈天鸿先生在《自序》中写道：“写哪一种或者以写哪一种为主，当然是作者自己决定的事。”然而他强调：“最有难度的是直接写人的生存和存在，但也是它有可能最具美学价值，和超越时间。”沈天鸿先生的选择正是他强调的这种写作。就总体感受而言，《梦的叫喊》是这样一部穿越存在时空的散文之书：一方面，早年的渔民经历，以及那种经历背后的人类性对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建立所产生的影响，不可阻挡地以种种形式进入写作；一方面，“纯粹的情感对于文学来说并无多大价值，重要的是情感之中或背后有没有以及有什么样的思考”（《自序》），故而这种存在呈现出的是“零度”的存在。于是，内容和形式、精神和表达，就是这样统一起来的，也是这样浑然一体的：一是清醒地离开自己，进而看清另一个自己，在疏远中专注于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呈现形而上；二是以非凡的对于存在的提问，去穿越存在的时空，在平静中呈现内心的冲突和领悟；三是以“意味”无痕地融合意义，并在此过程中克服古典性沉疴，排除非文学成分，于貌似“百花齐放”的散文写作中，异常清醒地向自己强调的那种写作主张“转身”。在我看来，这是沈天鸿先生处理题材、走向深刻、改造文体的集中体现，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写作如同他的诗歌写作那样，具有独特的“思”的品质。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的那样：“人不仅存在，而且知道他自己存在。……他不仅像现存物一样可认知，而且他自身自由决定什么应该存在。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

沈天鸿先生散文写作的宏阔与深刻，并不是外在的，而是深入到“人的生存和存在的内部”，向存在发问。2013年的《安徽文学》曾有一期集中发表了沈天鸿先生的一组散文，并辟以“美文”栏目。其实，“美文”这个概念是周作人最先提出的，周氏的“美文”只是一种“小美”或曰外在的美，如果把沈天鸿先生的散文称之为“美文”的话，则是一种大美、内在的美。但说这种美比周氏“美文”的美“更美”，也不准确，因为这是不同的美。那么，沈天鸿先生的散文，美在什么地方呢？连我读高三的孩子居然也能看出来：精致、有深度。我想，所谓精致不就是指散文的文本结构和精警的表达吗？所谓有深度不就是指深层结构和内在的精神吗？在《梦的叫喊》中，沈天鸿先生根据散文的性质并兼顾题材，分成了四辑。第一辑是“北风吹动”，大部分是从他的生活经历中选取的题材。比如在《北风吹动》这篇散文中，“毕竟还有一些不可改变的东西”，与“吹动”和“北风”构成了一种精神气息，并向时间和生活的流逝展示出一种根深蒂固。而这一辑的首篇《结局或开始：门》，“已经打开的门再也无法打开”这种新奇的表达，从个人的经验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隐喻：“关着的门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门”，或者说“打开的门是一种最为完美的关上”。随着渔民生活告一段落并且成为个人的历史，那段生活的门便关上了，但它又时时是打开的。第二辑是“山高水远”，大部分与行走有关，而行走必然离不开大地、地址、道路和穿越时空的追问。在我看来，《嘉峪关归去来》《鸣沙山的黄昏》与曾经风行的“文化散文”相比，对外部知识的书写是淡化的，它们是以内在的追问构成属于自已的时空，从而以深度成就了厚度，而厚度本来之义就应该是深度。《不醒之塔》《经过宿州》《大地湾幻象》等名篇也是如此，因而是立体的。第三辑是“岁月的灯火”，可以认为是囊括在“故乡”这个词语之下的怀旧篇，但却并非惯常的叙事，而是叙述自己的内心之念：生存的深度以及生命承受的重与轻。特别是，无论是自己的种种境遇，还是对祖父、祖母、母亲的缅怀，包括父亲的老家之行，沈天鸿先生都把那种人生的沉重叙述得从容而恳切。第四辑是“镜里镜外”，是凝视、沉思和观察，其中有很多是片断式的构成，诸如《居住》《世界》《天空》。以上只是大略的感受，不可能穷尽《梦的叫喊》中的所有散文，更何况面对的是这么多的“精品”。

精神的味道是苦的。生活与生存，是一个表里的关系。读《梦的叫喊》，无疑是一次大道同随。从这个意义上，读者也是在穿越存在的时空。这就不能不面对“水”：沈天鸿先生笔下的“水”。这“水”既是生存的依托，又是存在的背景；既是对岸的守望，又是对人的隔离；既是以湖泊、河流呈现出的形态，又是以时间的方式消失的“忘川”……这其中，是大绝望、大苍凉，又是大艰险、大生路。而所有的“水”，包括时间之“水”，最终都是“水”的消失，水消失于水就是另一种存在。在沈天鸿先生的散文里，或对时间的消解，或共时性的叙述，使消失的东西成为“此在”和“永在”的东西。如是，沈天鸿先生的散文与诗、与哲学是相通的，而真正相通的是思想，是为对题材的处理和对世界的把握，但却并非停留在理性层面，而是一种超越。如同法国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所说的：“从本质上说，存在是奇特的，它撞击着我们，如黑夜一般……哲学就是存在之诘问……如果说，哲学不仅仅是这个诘问，那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超越这个诘问，而不是去回答它。”当然，真正个性的表达是精神对形式的寻找，是与个人的对应：不是与真实的对应，而是与内心存在的对应。如同沈天鸿先生在《纤夫》里所写的：“……列宾的《伏尔加何上的纤夫》。我已无法在记忆中细致地复原那幅油画的所有色彩，我看见的全是苍老的黄色，不仅浑黄，而且黄得近乎于褐，近乎于黑。这色彩，不仅是伏尔加河的颜色，也是那河岸上前行的纤夫的皮肤和灵魂的颜色。我知道我此刻看见的这色彩与那油画不符，但这仅仅是从眼睛的视觉角度来看才是这样，如果从心灵的视觉角度来看，我无疑是极其准确地看见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这幅油画的真正色彩。”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沈天鸿先生的散文是平静的，但却是有力量的，这力量来自于思想，来自于对情感的控制和对表达的节制，并因此是迸发式的。

或许，这就是深处的梦。是我们放弃了它，而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

（《梦的叫喊》，敦煌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