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于1988年并于同年发表在《百家》的《新时期散文沉疴初探》,一直

受到散文界和学术理论界的关注，但我认为“再探”比“初探”更重要。

   我没有把“再探”贴上博客的原因是其中有图表，而我不会制图（以“附录”

形式收在我<现代诗学》中的是印刷厂制的图）。现在贴上来的是没有制图的。

录入非我自己，可能有错，等我有时间再来校对。

    <散文文体非文学成分研究>与后来到现在的中国新散文,在理论上存在着源

与流的关系。   

       散文文体非文学成分研究

                           ——中国新时期散文沉疴再探

                                            沈天鸿

    Ⅰ 本文的中心论题，是散文以结构和语言的封锁向科学文体认同，科学文体说明性因素的侵入使散文文体发生异化，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散文文体的文学性。

    在展开分析和研究之前，对本文涉及的有关概念作如下界定和说明：

    1)本文中的“散文”系指文学的散文，它不包括杂文，史传，知识小品等等。

    2)文体存在着科学文体和文学文体之分，语言也有语言的科学使用与语言的文学使用。语言的这两种使用在本文中采用P·利科尔的术语，分别称为“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

    3）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是相对立的：

    科学语言是从语言的一诃多义中消除歧义，形成一词一义，或至多将词义允许在词典的定义范围之内。它的通常做法是通过各语义领域的互相同化，论题和目的的统一，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单一的同位，从而完成准确说明的任务。与此相适应，它的句型是说明性叙述句型。决定此或由此决定的科学文体的结构也是单一的同位，亦即平面性表层结构，其背后没有也不允许有影响说明准确性、清晰性的深层结构层面。

    文学语言则以保留岐义并创造个人的歧义以表达丰富的，甚至是矛盾的非公众的思想情感经验。它的通常做法是从词的有限组合中获得无限的现实含义，这些含义有时只是组合的存在，而非组合者(那些词)自身的词典含义。因此，文学语言总或多或少地因“增进符号的可感性”加深了“符号和对象的根本分离”(雅各布森)，这种意义背离所产生的词的附加含义亦即此时此地的新的词义。

    与此相适应，它的句型以呈现性描写句型为主。

    决定此或由此决定的是文学作品结构的立体性；具象化的平面表层结构的背后生成了形而上的深层结构层面。实现它的难处在于需有一个必备的前提：人类经验的无限变化和个人观点的无限多样及其深度。无此，语言的非词典的附加含义及结构的深层层面便无从实现。

    Ⅱ 考察新时期散文的文体，我们立即便会发现：从文体上来说，“新时期散文”一词仅仅只能在时间概念上使用，因为其文体——语言与结构无法与当代散文区分开来。它并没有像新时期诗歌、新时期小说等等那样，显示出一种对于前此文体的革命，恰恰相反，新时期散文与当代散文一样，在结构和语言上都呈现出一种同样的顽固的封锁：结构的深层层面与语言的呈现性描写句型被坚决地封锁于散文门外，使散文的结构只是平面性的表层结构，语言只是说明性叙述语言。

    基于新时期散文与当代散文结构和语言的这种同一性，同时由于新时期散文中未能产生尽人皆知的“名篇”，列举起来须作具体介绍而浪费篇幅，因此这儿仅以当代散文中被视为典范而收进中学语文课本，教育了数亿中学生(其中潜藏着后来的众多散文作者)的那些散文为例——

    吴伯萧的《记一辆纺车》只是像史传那样告诉我们一件历史事实，此外并无其他。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除了加进一个活动的说明人勉强可以说是运用了文学手段之外，完全是一篇雨中泰山的说明书。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与此类似，只是泰山换成了长江而已。秦牧的多篇散文则满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或普及某种知识例如历史知识。它们的语言清晰明确地做到了语义的相互同化，结构则是论点和目的的同一体——被某种规范化公共思想情感说明的事物又说明了这个某种规范化的公共思想情感。

    我注意到了上举散文以及新时期和当代散文中的描写。这种对人或物的描写甚至还可以说是富有文采的。但文采不等于文学：描写也既可以是文学的(呈现性的)，也可以是科学的(说明性的)——描写即使最细腻，运用了比喻、装饰性形容词、警句、平衡语、对比语等而富于文采，只要它仍然停留于该事物，仍然是对该事物形象、状态、性质和作用的描绘，那么，它仍然是说明性的。因为呈现性张力不存在于同一，而存在于区别之中。描写，虽然总隐含着不出场的事物而有着对比的倾向，但两个词(两个事物)被放在一起，并不是为了在对比中用一个熟悉的词(物体)来说明另一个熟悉的词(物体)。相反，是为了对其熟悉的性质提出疑问，对一个未知的整体进行深入探索，这就要求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语境中没有出现的部分”，潜入那与它的构图共存的内在现实，而不仅仅刚好是一个事物的表达符号，不仅仅是伸向其他字词的一种密度均等的表面性意象链。

    一篇散文就是这样一个语境，语境是语意的一种非具象的结构，散文凭此超越平面性表层结构。

    从局部剖析，语境是这样生成的：使用一个常表示物体或概念A的词X，使它实际所指的是一个与A相异或十分相异的另一物体或概念B，A与B在X中复合同时又保持各自的独立。而与此同时，生成语境的又反转来生存于这种特定语境之中。

    上述这种相异性的关系对于意义的无限幅射扩展，对于实体性和具体性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新时期以及当代散文中它极为罕见，语境不存在，词语(概念或物体)被简单化地滥用，囿于字面意义。其所传达的规范化思想情感，所起的作用只是简化和统化了我们的世界图景，这样简单的、固止僵化的思想情感不是文学所要求的那个“能使人活得更多”的思想情感。而这种思想情感在散文中与事物的关系是图解与被图解，而非融入更非事物的呈现。而图解正是说明。

    新时期散文及当代散文的绝大部分都可以用下列结构图式来概括并代入下列结构图式：

          某时某地某事物

             说明方法

   说     因　类  统  演    说

          果　比  计  绎

   明     说　说  说  说    明

          明　明  明  明

            说明方法

         某种公共思想情感

    Ⅲ  新时期散文以其只持有平面性表层结构和说明性叙述语言向科学文体(论文、说明文、史传等)认同，并因此而获得科学文体的一般风格：简单，明了但又往往是枯燥的准确。散文便这样使自己的文体异化，游记因此而成为导游解说词或风景说明书，写事忆旧因此而成为史传体文章，知识类散文则因此而成为知识小品或科学普及读物。

    Ⅳ  散文在结构和语言上向科学文体的这种认同是不自觉的，因为没有哪一位散文作者会有意识地将文学的散文写成类科学文章，但这种认同又是必然的，因而也可以说是自觉的追求。我所说的“必然”亦即这种认同不可避免的深刻根源，仍然是我在《初探》(《百家》1988．6)中所指出的“古典性”。从文体方面具体地说，则有

     1）文体问题历来不仅仅是文体问题，它总是与以哲学为根基的文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历代文体的变革都表明了这一点。散文文体向科学文体的认同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那时哲学探究的重点是“我们”即人类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孔子强调的诗之功用(这个“诗”字当理解为“文学”)即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强调的便是人类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社会知识与自然知

识。在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美学思想指导下，散文的视点理所当然地只落在对人的外在事件和人的外部世界知识的描绘上，散文的结构和语言当然选择并满足于能准确清晰描述、传授这种“知识”的平面性表层结构和语言的说明性叙述句型，并为了这个目的，对结构的深层层面和呈现性描写句型语言予以排斥和封锁。“辞达而已矣”是这种观点的极端表达。结构、语言乃至散文本身，都只被当作工具使用。

    这种实用功利观点也导致了古人将散文当作应用文使用的倾向，传世散文之作中表、疏、书、文，以及先秦诸子及其后的论辩散文所占比例之大，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散文文体本就蕴有浓厚的说明性，其结构与语言包括修辞，都是围绕着说明这一功用发展定型的。说明性很强的寓言、杂文能从散文孕育出去，也可佐证。

    2）“史传”传统的延续和制约。

    有着深厚历史感与崇古价值取向的中国人，在散文取法方面也“信而好古”，一代一代取法于前人散文这个自我封闭的文学系统，致使直到晚清散文也在结构与语言上与汉唐无多大差别。在取法的种种对象中，最主要的是“史传”，即《书经》与《史记》等，而尤以《史记》对散文的影响最著。有一部《史记》是中国文学的大幸：为诗、小说、散文、评论都提供了最高样板。正如陈平原指出的那样：元稹学《史记》作传奇。金圣叹法《史记》评小说，林琴南借《史记》发掘狄更斯小说的结构技巧，杜甫等人则从《史记》学写叙事诗。但陈平原以及其前其后的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这就是从《史记》中学得最多的是散文，以及散文应当怎样向《史记》中学的问题。——其实这并非忽略，因为《史记》中的篇章历来是被视为散文的，散文向散文学习，又有什么值得郑重指出的呢?又有什么怎样学的问题存在呢?

    要害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还不至于否认《史记》首先是属于历史学，不至于否认《史记》在文体上尽管向散文文体作了扩张，但这种扩张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史记》历史科学文体的规定性的话，那么，散文不假思索地把《史记》当成散文而取法便至少是未意识到历史科学文体与文学文体的本质差异。这一点对于文体扩张的成败至关重要：不知彼亦不知己，拱手交出散文对自己文体的“领导权”，文体扩张焉能不败?散文文体的说明性也就由此而来了。附带说一句，中国散文一直注重表面的或曰外在的真实，追求叙事语言的简单明确，相对重线索而不重空间结构，或许也是由《史记》搬来。

    基于此，也可以说中国有一部《史记》也是中国散文的不幸。当然，这个不幸不是《史记》造成的，而是散文自己的失误。

    3，融个体于类型，压抑个性的中国悲剧人格对散文文体的影响。

    这种被普遍接受，现在仍被普遍接受的悲剧人格，不是寻求和实现自己的个体价值，而是为“天下”，为“道”，为“国家”。为“天下”、为“道”、为“国家”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这种悲剧人格将寻求和实现人的个体价值与“为天下”等视为只允许非此即彼式选择的对立，从而片面强调后者，压抑、排斥打击前者，因而中国人追求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能干什么?我要干什么?”而是“我们是君子吗？在许可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总之，个体消融在抽象的群体内容之中，无条件地或不敢不服从种种

既定规范。这些，反映到散文中，思想情感便莫不中规，缺少分裂的自我的激烈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因人而异的种种深刻而新颖的思想发现或情感体验。既然如此，既然两千多年的散文表达的都是同样规范化的思想情感，也就谈不上表现了而只需要图解(说明)。融个体于类型的中国悲剧人格便这样既直接又曲折地影响了中国散文文体的成形与定型。

    V  A·J·艾耶尔在《二十世纪哲学》中指出：当代哲学已发生了一种重点的转移，这种重点的转移“反映在罗素两本书的标题上，即从《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转移到《意义与真理的探究》”。在我国，这种重点的转移始于新时期。在文学上，它表现为新潮文学中人在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不再处于附庸的地位，表现为对“外部世界”表象掩蔽下的“意义与真理”的探究，而这一点又决定了文体的转变：“外部世界的知识”现在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了，平面性表层结构因其之后有了藏有深层意蕴亦即“意义与真理”的深层结构而立体化，语言也以呈现性描写句型为主，在组合运用中获得或发挥它的超越了字典涵义的功能，这样，结构和语言都处于运动中，从而使形式也成为有意味的。

    正是这样的转移，以及这个转移在我国是始于新时期，从而使得在五六十年代给许多散文家如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人带来声誉的那类散文，以及新时期中仍是吴下旧阿蒙式的散文，在今天暴露出它们背离文学的说明性弊端。当然，我们是历史主义者，我们应历史地看待并痛苦而现实地接受那一时期的散文现实，不必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昨天；但我们又是历史的批判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认识和批判散文文体中这种非文学的说明性成分，鉴别、保留和继承散文文体中合理的文学性遗产，并使散文文体也从古典性沉疴中走出来，

创造文学的散文文体!

                                                                    1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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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新时期散文沉疴初探》1988年在《百家》发表后，安徽省散文学会于1989年3月下旬初在合肥召开了专题理论研讨会研讨了《新时期散文沉疴初探》。这篇是《新时期散文沉疴初探》作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亦发表于1989年初的<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