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1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文章，批评地方财政靠卖地的做法，指出“土地财政”造就了“征地—卖地—收税收费—抵押—再征地”的模式，其中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但过度“以地生财” 害处多：在“土地财政”模式下，难免产生高价地进而产生高价房，有悖于国有土地为全民所有这一基本属性；“土地财政”还造成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领域，不利于优化经济结构。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依靠房地产来实现国富民强；地方政府土地抵押收入的增长加大了金融风险；“土地财政”的收取和使用还严重透支未来收益，势必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土地财政”也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城市的建设用地总量是有限的，一旦卖完，后续的财政开支就得不到保证。文章指出，对于城市发展而言，相比起土地出让所产生的利润，安居乐业的百姓和欣欣向荣的企业更为重要。

这些说得都对，但文章给出的“‘土地财政’怎么改”的办法是“推动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用好土地出让金收入”，没有说到根本上，等于是空谈，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土地财政”，甚至稍微改变“土地财政”都不大可能。

再说一个事——多家报刊报道，近日，新的个税改革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方案将对整张税率表作出调整。“新的个税改革方案，可能不会改变2000元的起征点，但拉开了税率级次，也对税率作了相应调整。此外，改革方案在个税征收制度上作出了一些推进，可能会将其他所得的800元征收点调整到工资所得的2000元同等水平。”“官员称起征点若提到3000元，很多中西部省市个税将面临绝收。 ”

这是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其实，它们紧密相关，甚至是同一个性质的事情。

先来看看为什么会出现“土地财政”。出现“土地财政”的原因其实在1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记者文章中已经提到了，但那记者仅仅只是照录被采访者的话，没有想到这就是出现“土地财政”的改变原因。这位被采访者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他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找到了困扰多年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正确思路。但没能很好地解决省级以下各级财政的关系问题，更关键的是，在现实运行中，财权与事权相顺应的原则没能有效坚持。地方税体系没有成形。”贾所长这段话说得很有外交水平。去掉外交水平，这段话就是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财力向中央政府集中，“统计数据显示，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下降到2004年的42.7%；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变化，一直在70%上下波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仅靠税收远远不够用，因此财政吃紧，不得已而创造出“土地财政”，依赖于卖土地。

个税改革可能不会改变2000元的起征点的原因，是若提到3000元很多中西部省市个税将面临绝收。也就是说，是为了不给地方财政减少来源，而不考虑提高起征点。

分析到这里，可以看出这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实际是同一个原因：地方财源拮据。而地方财源拮据的原因又是因为财源向中央政府集中。

要治愈“土地财政”这一恶疾，或者要根据事实（即因为通货膨胀货币实际贬值以及居民生活价格上涨）应该上调个税起征点就上调，方法实际都是一个：再改革分税制，使地方政府完全没有必要依靠“土地财政”或者不上调个税起征点来维持自己的财政——中央政府有这个财力而且有这个责任这样做，并且做好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