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副刊的新闻性与文学性

                                                    沈天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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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新闻性为自己第一属性的报纸，为何会设立副刊？而且，考虑到最初的报纸不过区区四版，并且仅仅四开甚至更小，可以说寸土寸金，竟还至少拿出一个版来刊登散文、小说、诗歌、随笔等等，“为何会设立副刊”后面的问号就显得更大了。

 我的回答是满足读者的精神需要。

 新闻的功能是什么？有种种说法，但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实用性。因为所有的新闻都是告知某新闻事件或事实，接受者依据其被告知的做出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反应或判断，甚至决定或调整自己的心态与行为。这就是新闻的实用性的体现。——经常强调的引导、教育等功能，包含在“实用性”之中，而且，不是所有新闻都可以具有引导、教育这类功能的，有一些新闻完全只是告诉，即告诉读者某地何时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实用性总是与时间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便会失去实用性。这正是新闻要新的根本原因。

人要活着，需要许多实用性的东西，但人要区别于动物地活着，还必需有非实用性的东西，满足其精神需要——原始社会，人类在刚刚能供给自己食物时就创造出了文学艺术，足以证明这一点。副刊，尤其是日报的文艺副刊，其刊登的文艺作品，从满足人的日常生活来看，是非实用的——一个从来不读文艺作品的人，仍然可以活着，工作，发财，或者当官。但这样的人不多，多的是有精神需求的人，他既需要实用性的新闻，也需要看不出实用性的文艺作品。报纸之所以有副刊，应当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报纸之所以一直有副刊，则因为自副刊诞生以来一直受到读者欢迎的效果持续地验证了这一点。

“看不出实用性的文艺作品”并非没有实用性，这个“看不出”是相对于直接就能看出而言的。前面我对“以新闻性为自己第一属性的报纸，为何会设立副刊”这个问题的是“满足读者的精神需要”，满足读者的精神需要，这就是实用性。进一步说，文艺作品是非实用的，但非实用不等于无用，不等于没有实用性。“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上篇·十一章》）。具有实用性的东西给人以直接的利，不具有实用性的精神给人以效用，比如说，它使人正直，高尚，精神健康，充实，饱满……即陶冶人的精神情操，提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整体素质，甚至陶冶、提升整个人类的素质，这就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实用性。副刊发表的都是文学作品，因此，这也就是副刊的实用性。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素质，是最大、最高的实用性。“副刊不副”是一句尽人皆知的话。副刊为什么不副？原因就在这里——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素质是新闻做不到的。当然，新闻的作用也是副刊作品不能替代的。

因此，副刊作品和新闻对于报纸来说，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都很重要，不可或缺。

由此可以看出，副刊作品和新闻作品的性质是不同的，不能用新闻作品的标准来要求副刊作品，也不能用副刊作品的标准来要求新闻作品。

当然，承认副刊作品和新闻作品的性质不同，明确不能用新闻作品的标准来要求副刊作品，也不能用副刊作品的标准来要求新闻作品，并不意味着副刊作品和新闻作品是水火关系。副刊作品和新闻作品能够成为同一张报纸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就必然有相通甚至相同之处。它们的相通甚至相同之处在哪里？首先在于都能够为读者提供新的信息。

读者，也就是人，对于信息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多种性质的。人不仅想知道或者愿意知道自己周围，包括整个世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更是永远需要知道自己所没有的思想认识、情感体验，和各科知识。新闻作品提供前者，即提供新闻信息，副刊作品提供后者，即提供思想、情感，乃至多学科的知识的信息。一句话，它们都能为读者提供新的信息。

“新的信息”这个表述中重要的是“新”字。对于新闻作品来说，新，才是新闻，才有新闻性，才有读者读；对于副刊作品而言，新，作品才有价值有质量，才有可能吸引读者阅读，甚至喜欢（两者不同的仅仅是新闻作品是报道的事情要新，副刊作品，也就是文艺作品，所写的思想认识、感情体验或者知识要新）。由此推论，凡是新的，就具有新闻性。“凡是新的，就具有新闻性”这个定义，显然是对“新闻性”给出的一个广义的定义。但是，只有这广义定义的“新闻性”，才能同时适用于新闻作品和副刊作品，才能使同时既发表新闻作品又发表副刊作品的报纸在性质上获得统一。因此，这个定义成立。

 由这个定义返回来推论：副刊作品只要是提供了新的思想认识、情感体验或者新的知识的，就是具有了新闻性。

副刊发表的文艺作品中有杂文，杂文直接论述时事，报告文学直接写当前的人和事，它们的新闻性因此显然比其他文体更鲜明一些。

基于以上所述我对副刊新闻性（其实应该是对副刊作品新闻性）的理解和定义，我觉得时下某些报纸副刊以发表通讯为主，以此来显示副刊也有新闻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做无疑是自行取消了自己，成了新闻作品的一个版面。如果报纸副刊都这样办而在实质上异化为新闻的一个版面，“报纸副刊的新闻性”这样的论题也就没有提出和讨论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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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实用性的文艺作品，既从属于时间又无时间性——二十世纪初叶鲁迅及其他作家、诗人发表于多家报纸副刊的作品，至今仍未过时，将来也不会过时。

    这提示副刊编辑：选编稿件，要选取既从属于时间又能够超越时间的作品。“从属于时间”，是指要与当前时代主流同步；“超越时间”，是指要具有精神性，因为惟有精神可以长存。

   与当前时代主流是否同步这一点比较容易认定，是否具有精神性则难一些，但可以从其文体是否纯粹来帮助判断。换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散文首先必须是散文，诗歌首先必须是诗歌，等等，依此类推。文体越纯粹，该作品内蕴的精神就越丰富或者强烈。这是因为，纯粹的文学艺术总是远离直接功利性的那种实用的，例如，二胡名曲《二泉映月》除了作用于听者的精神之外，还有什么用处？不能果腹，不能蔽体，也不能对起居、工作有指导或启发作用。当然，音乐是最纯粹的艺术形式，以文字为表达手段的文学作品不可能那么纯粹，但这也是文学作品的长处：它因此可以而且应该不像音乐那么抽象，而是形象地并且因此更深入地作用于读者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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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使用的是“与当前时代主流同步”这样的措辞。

    这是因为，我认为“与时代同步”这样的表述有歧义——众所周知，我们正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物欲横流已经到了将人们精神也物质化的地步。达到这样地步的物欲，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但它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而且还是必须治理之流（中共中央要求繁荣社会科学，加强哲学建设，着手强化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反三俗，正是针对物欲横流和精神物质化而采取的拨乱反正的措施）。所以，文艺作品要同步的是时代的主流。

    时下许多报纸副刊发表的作品，无精神性可言，不仅仅与生活处于同一平面，甚至还低于生活，格调庸俗，品位低下，乃至于欣赏、赞美物质化的那些属于商品社会伴生物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即使在西方也是不受欣赏、赞美的。产生这种现象，应该与弄错“与社会同步”的方向，一味迎合某些读者有关。

    ——对于副刊而言，一味迎合“流行”是不可取的，迎合低趣味的读者更是一个错误。即使是对于读者健康的口味，也不是迎合，正确的是基本符合，并在这个“基本符合”中“春雨润物细无声”，以使读者在思想上在精神上，有所收获，有所提高。

   “春雨润物细无声”重在“润”，不是灌输，更不是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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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会有读者对具有精神性的作品反感，因为他看不懂。而他又认识那些常用汉字，于是他便格外恼火。

    这不奇怪。一个没有精神性的人，当然不认识作品中洋溢着的精神，他会问自己：这是什么东西？

    而精神，恰恰不是任何东西（《现代汉语词典》“东西”词条：“泛指各种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

    儿童是没有精神性的，但他虚心学习认识精神，吸纳精神。而上面所说的这种人，却不愿学习怎样才能认识精神，更不虚心。这样的人，是副刊不必考虑而应放弃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被每一个人都愿读的副刊。只要大多数读者愿意读就是好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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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的观点，并且得到许多人认同：报纸副刊不是杂志，所以，副刊上的散文、诗歌、小说等等应该不同于杂志上的散文、诗歌、小说……

    这个观点其实是认为副刊上的文学作品，即散文、诗歌、小说不应该具有文学性。

    这个观点如果成立，下面的观点也成立：

    船上的人不同于岸上的人，岸上的人不同于船上的人。

    而我们知道，人无论站在什么东西上，都不改变也不应该改变他的本质。因此，船上的人和岸上的人不可能不同。

   报纸副刊和杂志，船和岸，不过是载体而已。载体不可能影响本质，它仅仅是有些局限，例如在行驶的船上人不能跨出船舷。所以，副刊上的文学作品，考虑到副刊这个载体与杂志的不同，其限制也仅仅是不宜刊登探索性的文学作品，而不能认为副刊上的文学作品就应该不具有文学性。认为副刊上的文学作品不应该具有文学性，副刊上的散文、诗歌、小说应该不同于杂志上的散文、诗歌、小说这个说法的实质是要求副刊上的散文不能是散文、诗歌不能是诗歌、小说不能是小说，其荒谬显而易见，不知道为什么有相当多持此观点的人对它的荒谬毫无觉察？

   其实，文学性从其实质来看，就是精神性；从其技艺性来看，就是可读性——孔子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