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和尚与中国文化
沈天鸿
中国历史上，“士”（知识分子）未必有几人真正能隐或真正甘于隐，但多多少少染有隐士风度，或以隐士之形象塑造自己的士却是多乎哉盛乎哉，所谓“附庸风雅”一说自古流传至今，亦可作为一个佐证——那被附庸的“风雅”，骨子里其实是隐士风度，只是附庸风雅者因其自身的庸而俗未能自觉罢了。
隐士风度源于隐士精神。隐士精神可以“出世”二字概括。出世，故不仕；不仕，故隐于世；隐于世则不以世俗为念，故曰出世。而具体到一个人（士）的精神发展过程来说，必经过入世、厌世而至出世这三部曲——降志辱身、违己交病十余年磨尽入世抱负，而后才“凤隐于林，幽人在丘”的陶渊明固然如此，而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杜甫、仰天大笑出门去复又“
苦笑我夸诞”的李白等人何尝不是如此？但纯粹的出世似乎是不可能的，无需说受入世思想熏陶至深的儒士，即使是齐万物等生死的老、庄的“道”士们又何尝能彻底出世？欲可泯，情不可泯也；“仕”可去，“世”不可去也。于是又有王维为代表的一类“隐”士，可仕则不妨仕之，可游于山林则不妨游之。这是一种身在江湖心在庙堂、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隐”，这类人极多，李白、杜甫也可划归此类。
想纯粹地出世的，怕是要数和尚了。我胡乱猜想和尚的绝欲去情，怕是除了宗教信仰的原因外，便在于试图借助僧寺戒律这外在之力帮助自己“隐”，而和尚，除了自幼生长于僧寺的外，那些半路出家的，哪一个不是从狂热的入世与冰冷的厌世路上走过来的？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哪一个不是有着一部“难言之隐”
的心灵历程？观诸中国文学史，凡是隐逸之士或有点儿隐逸精神的，没有一个不与当时名僧相往还的。这也可以说明，和尚其实也是隐士——当然，如同不是未入仕的士就算得隐士一样，和尚（也许还包括道士）中的绝大多数是够不上隐士这个杠杠的。
隐士的“家谱”传到现代，怕是已不能继续下去了，但隐士风度与隐士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作为一种因历史上许多名士们的名字照亮的人格形象，它仍引诱着现在的许多“士”们。妄言之，中国文化乃是一种隐士文化，它有拒浊扬清独善其身的一面，也有软弱退避甚至有意无意均成为终南捷径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它的这种诱引作用好或不好，实在是不能用好或不好来简单判定的。
隐士似乎是中国独有的“特产”。为何会产生隐士，一般均是从哲学诸如老庄之学、佛学上去寻找答案。这当然也对，但也似乎还未找到“第一推动”，因为中国哲学（包括中国化了的佛学）与隐士一样，也是被产生的。我认为，产生隐士的“第一推动”，乃是士们所生活的社会，这社会使仕们被生存，亦即总是处于两难的被动境地，这才有了出于老庄这样的士们的古典哲学，以及由士改造、使之中国化的佛学，有了隐士。而隐士与“隐士哲学”究竟谁在先谁在后。恐怕也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很难说得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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