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二本诗集。

    我开始写诗是在1981年的夏天（那之前也写诗，但是旧体诗），二十多年过去了，好象仍然没有人诗俱老。

    这期间与我写诗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的是，我试图从诗的本体，在理论上回答什么是现代诗，以及现代诗学是一种什么样的诗学，它要回答哪些问题。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觉得一位诗人应该知晓他所写作的被称之为诗的这种文体的奥秘，并且，作为一位在现代诗时代写作的诗人，还应该知晓现代诗的文体与它之前的诗的文体有哪些异同。此外，就是我对需要建设起科学的现代诗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我在1981年夏天开始写新诗后，就感到是无传统可以直接依赖的——此前已有的我国新诗，或许也已经形成了它的传统，但那是我不喜欢也不是我需要的，并且也可以肯定地说，那也是我这一代诗人所不喜欢和不需要的。可以供我使用的，只有中国的古典的传统，但它与新诗存在着隔，需要打通和转换。而且，那时也不能以西方现代诗作为借鉴，因为翻译和出版都还没来得及跟上，几乎不能读到西方现代诗歌。怎么写？全靠自己摸索。后来逐渐能读到西方现代诗和西方诗歌理论了，自然获益颇多，但西方的诗歌传统不是我们的传统，也仍然存在需要打通与转换的问题，而且，我对西方理论家例如索绪尔、雅各布森、罗兰·巴尔特、布鲁克斯的某些重要观点不能赞同，尽管他们是世界性的理论权威。

    没有所需要的传统的新诗也有一个好处，这就是可以探讨，“古今中外”有了融合和铸造出一种新的“传统”的可能与机会。

    因为上述种种，更因为我自己诗歌写作中迫切需要解决面临的一系列从诗歌形式到诗歌美学方面的问题，我这个客串文学理论的诗人，陆续写了几十篇这方面的论文，在陆续发表后，于2005年得以由昆仑出版社出版，书名是《现代诗学》。我的诗学观在那本书中有集中而具体、详细的阐述，在这儿就不多说了。需要说一下的是，我的诗学和我的诗，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与中国大致从1980年或稍前开始的“新诗潮”（后来被称为“现代诗”）的历程，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例如1986年我提出现代诗的特质是反抒情或思考的观点（“反抒情”之外，大致同时我还使用了“冷抒情”来指称现代诗的抒情方式），就很快被普遍接受，直到现在它们仍然是诗学理论的常用术语——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我这本诗集的自序中说到我的《现代诗学》的原因。

    当然，对于一位诗人而言，最重要的永远是他写出了什么样的诗。

    一位诗人写出了什么样的诗，不是他自己可以谈论的话题。在这儿我只提示一点：我的诗是我探讨可以观察和不可以观察的世界的结晶。而世界，在我这里是让人类存在又令人类被存在的一切场所以及它们的总和。

    我将我从1982年到1999年的一些诗收在这本集子里。它们都在写出之后不久发表过，为此，我借这个机会，在此向当初从来稿中看中并发表它们的编辑们表示谢意。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诗之所以按写作的时间次序编排，是因为我想这样可以让有兴趣的读者，由此看出我的诗是怎样一步步变化的，在变化中增加了什么，又保留了最初就具有的何种性质。

                                  沈天鸿

                                  2007．8．18  于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