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  李磊 来源：删节后发《体育学刊》2010年第8                                                     

     赵瑜老了，但他的《强国梦》却历22年之久而弥新。这不是赵瑜的庆幸，而是他的悲哀，又何尝不是我们体育人的悲哀？

     现在《强国梦》依然拥有那么多读者，这并不是赵瑜所愿意看到的。他反而更愿意看到他的文章和批判的体育现象一起消失，就像鲁迅当年所说，希望自己的文章和文章中所攻击的现实都能够速朽。但这何其难哉，批判性文章和它所批判的现象一旦速朽，那么他著文的目的就达到了。鲁迅不幸，他的杂文现在依然被奉为经典；赵瑜不幸，《强国梦》现在年轻的初学者读起来依然激情澎拜，使阅读者在灵魂深处爆发一场革命。

《强国》一出，谁与争锋？
      以前的体育报告文学，基本都是冠军文学：运动员经受挫折，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这种报告文学主题（如祖国荣誉、团队精神、拼搏意识等）先行、公式化严重、说教痕迹浓厚。正如书中所写“写矛盾无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然后关键时候想起党，困难时候想起祖国，荣誉时候想起人民”，和事实情况严重脱节，让人望而却步。而《强国梦》这种具有批判性思想性的文章生逢其时，正如一缕春风吹进这个沉闷的体育圈，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所以它能风靡社会各阶层，震撼体育界内外，颇有《强国》一出，谁与争锋的味道。
     6万字的《强国梦》一经《当代》（1988年第2期）刊出，就洛阳纸贵，人们排队购买。北京体育大学的墙报也登出此文摘要，并大量复印全文以满足广大师生之需要。作家出版社闻风立即行动，一次就印了7万册，后又加印8万本。此外，《强国梦》还获得1988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奖、1992年《当代》文学奖。
     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均全面肯定《强国梦》，认为它是一曲冷峻的体育之歌，是真正体育精神的高扬，是对体育文学的历史性突破；突出特点是作者跳出体育看体育，以文化的意识统摄，将体育与政治（主要是改革）、文化与人联系起来思考，通过过分强调金牌导致比赛对人的压迫和异化，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在体育中应有的地位。
     而《中国体育报》等报纸却认为：“它对体育工作——无论是竞技体育、金牌战略、训练体制，还是群众体育、场地建设、体育科研都妄加否定，对广大体育爱好者、运动员、教练员、体育领导干部无不攻击、指责或嘲讽，严重歪曲中国体育的实际，实为一株全盘否定中国体育的毒苗。”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会问：赵瑜是何许人也？这本小书写了什么？为何它如此风靡而又饱受争议？

问题的发现者
      赵瑜，1955年生于山西。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他从上世纪80年代发表报告文学《中国的要害》，在国内文学界产生了极大反响，成为全国文学界知名度很高的报告文学作家。此后，赵瑜接连推出《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第二国策》、“中国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等，都在社会各界几度轰动，引起争议，影响深远。进入新世纪以来，先后写出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牺牲者》、《晋人援蜀记》、《开眼》等，同样是受到各方好评，为不太景气的报告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他的作品获得过中国作协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中国潮”报告文学奖、《当代》文学奖、中国首届环境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这样一个作家为何对体育界如此了解，剖析体育现象为何又如此入木三分？原来此人为体育学者李力研生前挚交好友，在山西大院长大，热爱体育、关注体育，平时喜欢和李力研一起嬉笑怒骂，挥斥方遒，针砭体育现象和社会时政。年轻时挑战过篮球、自行车、游泳等项目，且拿过大奖，可谓半个体育人。由于他长期把玩体育，游于其中，集思考调查访谈于一体，对体育的认识自然高出多数体育人，写体育文章受欢迎自是理所当然。
     其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的出版对当时中国体育界内外都是一个冲击。《兵败汉城》算是强国梦续尾之作，水准稍有下滑；《马家军调查》挖掘问题深入，但语言略显啰嗦。而《强国梦》涉及的体育面广，问题意识强，见解独到。张洪潭认为，《强国梦》提出中国体育过于竞技化而忽略了体育的各种价值问题，引起了社会轰动和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此话于我心有戚戚焉，难怪狂狷如李力研者，在自己书中写到其才学不及赵瑜。
     焦灼的关怀终有沉寂之日，冷静的思索却可源远流长。赵瑜对中国体育的是是非非经过一番认真采访，深入探究挖掘，结出自己理性思考之果——《强国梦》。它一反此前体育文学大唱赞歌或者只是揭露体育界黑幕不同，从举国体制问题给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带来的危机和忧患入手，列举一系列的相关事实和确切数据，对中国体育进行了刻骨铭心的反思，有一种推动中国体育体制的深化改革的使命感，其中渗透出的理性精神、冷静思考及批判力量让读者知道它会经得住时间的打磨。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说，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由此可见对比思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者正是通过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发展现状对比，总结出由于当时中国在体育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上存在的重大误区，进而形成了诸多非体育的观念：浓烈政治功利观念与民族情结的支配下，将体育视为表达民族意志和国家强盛的符号，并因此构建出官办的、封闭的、以竞技体育为主要特征、以夺取金牌为主要目的的“一条龙”体育发展模式。
     陈平原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谈及八十年代学者的共同点是：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跨越学科背景的表述。其实作家也是如此，赵瑜就很有代表性，从《强国梦》中可感受到这种特点。本书分三个部分反思：《盛事？》、《超人？》、《强龙？》分别思考举国体制下的荣耀成绩并非盛事，它危机重重；运动员和教练员不是超人，他们也会舞弊贿赂、使用兴奋剂；中国也非体育强国，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发展严重滞后，群众身体素质也大幅下降。《盛事？》分为九小节，论述举国体制下的强烈民族色彩的体育迷、“一条龙”体制下“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管理体制、运动员文化水平的低下、运动员的退役问题、有技术没文化的“半拉人”、教练员训练的不科学不清醒、训练的急功近利轻视科研、金牌背后的人才滞留等问题。《超人？》分为五个小节，论述了运动员爱的压抑、争夺金牌运动员、运动比赛中的种种作弊、公开的秘密兴奋剂、体坛上的复杂内耗、运动员的离国而去等问题。《强龙？》分为五小节，论述了群众体育落后、全民体育意识薄弱、学校体育的轻视、民众体质下降等问题。在这些危机面前，作者不禁呐喊：“我们发展体育运动的终极目的，究竟是夺取金牌，还是强化民族体质、提高民族素质？”
     作者设置的语境往往以庄重，沉稳而又富于哲理思辨的政论式叙述为主，这种八十年代传记文学典型的叙述方式（又称“晓康体”），更能传达出客体的危急情形和创作主体的忧患意识。由此引发的反思才能更强烈，达到更能震撼人心的目的。论及畸形的体育迷时议论道：“体育本是一种充满了享受充满了趣味、特殊的文化的高尚的和平的文明的产物，何以在他看来，竟成了某种敌对情绪的宣泄？”再如，在论及体育科研备受轻视时说“体育科研并不能直接产生金牌，搞体育科研必定要有一定的时间，咱先抓住了眼前这阵子再说！这就是致使体育科研长期以来在中国举步维艰的症结所在”。如此等等，这些问题，这些反思都促使读者思考，进而达到启蒙之目的。
     作者以他文人的敏感，将当时人们熟视无睹的体制问题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实是震撼人心，风靡全国也在意料之中。他那批判一切的态度，也让许多人不能理解，甚至排斥。而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写道：“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认真思考迅翁这一“开窗理论”，也就可以理解作者为什么采取此种方法论述体育的诸多弊端。
    有人会说这种文章批判一切，却无丝毫建构，会导致人们形成一种虚无主义的观念。仔细想想，《强国梦》虽只破不立，没有给竞技体育开出治病的一剂良方，但作者在许多人沉浸在自我陶醉中和大多数人处在茫然之时，发出的时代呼声和激情呐喊地提出问题，警醒世人、促人思考奋进，这已足矣。
    作者激情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理性分析与深入思考，使体育当局对此书难以足够重视。再者，由于作者对体育界情况的了解不够深入，比如在书中其将增强人民体质和“为国争光”绝对地对立起来、把体育金牌平均化、对一些体育问题的挖掘不够深入等等，影响了此书在体育学界的地位。

要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
      问题提出来了，它们确实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所以赵瑜期待引起体育当局、社会各界重视，进行深化改革，解决问题。但由于当时社会改革处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发展初期，体育事业快速发展也掩盖了矛盾和危机，体育体制的改革未能引起体育界的足够重视。古希腊国王皮洛士曾于公元前208年在赫莱克来亚击败罗马的军队，然而自身伤亡极大，致使皮洛士说，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势必全军覆没。智慧希腊人的箴言已经融入西方的语言中，“皮洛士的胜利”自然成为一句成语，意为代价巨大的胜利。体育金牌是我们所追求的，但不是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部，我们不能为它牺牲太多。
    22年过去了，这本小书也变得发黄。时代的列车仍在继续前行，书中涉及的不少问题已经解决或减轻，比如运动员的婚姻问题、人才滞留等问题已初步解决，全民体育意识增强许多、球迷的心态开始正常、运动员训练开始科学化、竞技体育在媒体的帮助下开始透明运行起来、学校体育设施逐渐改善、全民健身逐步开展起来等等。虽然各方面都有所改善，但总体的形势却依然不变，举国体制这块自留地依然存在，中国体育制度的重心依然放在提高极少数人的身体素质上，在满足人民对体育的公共需求方面存在先天缺陷。并且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反而随时代发展凸显出来，这也许是此书现在捧起来，依然感觉怦怦然的缘故。
     写完《马家军调查》后，赵瑜不再涉足体育。近期别人问及原因，他说，除了局部有些许改变外，体育界并无根本变化，甚至通过金牌战略更加加强。如高度激烈的竞争和高度功利性的结果追求造成运动员心态失衡乃至行为失范；职业化造成体育界的拜金主义和锦标主义盛行，从而给体育道德带来严峻挑战；过早专门化使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和退役后生涯难以得到应有的关照；职业体育对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使运动员缺失团体乃至国家的荣誉感（易剑东语）。一种对体育的失望、无奈之情油然而生。
     竞技体育的发展与中国体育发展的关系问题让我想起马克斯•韦伯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工具理性，而中国体育的发展是价值理性，中国体育的发展以竞技体育的发展为前提，竞技体育的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体育。但目前现状是工具理性走向极端化，手段成了目的，举国体制的金牌指向，扭曲了体育发展的目的，把竞技体育的发展作为目的，滞后中国体育的发展，这必然导致中国体育的发展畸形。体育界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还是没有处理好中国体育发展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依然没有恢复价值理性的首要地位。
     如何进行改革，才能在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的前提下，使学校体育及群众体育与其协调发展，这是《强国梦》留给我们的问题。以竞技体育的发展（工具理性）为前提带动中国体育的发展（价值理性），这是中国体育改革的关键所在，它事关中国体育的兴衰成败。改革者要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而不是全面否定举国体制——这如同在倒洗澡水的同时，把婴儿一起倒掉。这样的改革者和保守者持一个逻辑思维方式，实施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问题解决之日，也是此书速朽之时。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让此书和它批判的体育现象一起消逝，而不是成为后来者了解中国体育当前状况的必读书。
                                                                 

 参考文献见《体育学刊》2010年第八期     http://www.chinatyxk.com/gb/qkqw_v.asp?bookid=2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