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者写北大内幕：欢迎对号入座

[摘要]对号入座说明作品的真实性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引起对号入座的不是案例本身，而是某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书中的人让人联想到某些师生。其实，“对号入座”本身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和母校的关系。

《桃夭》，张者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7月

文化 王姝蕲 发自北京

2002年，张者的首部长篇小说《桃李》出版，曾引发北大师生激烈争论。谢冕坚信《桃李》写的是北大的事情；孔庆东直言《桃李》应改名叫《狗日的北大》；而张者曾经就读的北大法学系，某教授至今谈到《桃李》仍颇有微词。

2015年，《桃夭》出版，标志着张者的校园三部曲完结。与《桃李》《桃花》一脉相承，《桃夭》中仍然有大量真实案例，难免引人对号入座。对此张者表示：对号入座是让人高兴的事，有些同志写一部小说，要在书前标示“请勿对号入座”，这完全是愚蠢的行为。我甚至希望在书前贴上“欢迎对号入座”的标签。

《桃夭》入选“华文好书”2015年9月榜，以下为腾讯文化专访第二辑。

文化：《桃夭》中写到一场同学会，喜欢搞同学会的同学是为了显摆，无钱的同学在同学会上反而很嚣张，有种流氓无产者的气象。同学会很多时候像是“假面舞会”。你很喜欢“同学会”这个题材，也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同学会》。你如何理解同学会，现实生活中你喜欢参加同学会吗？

张者：“同学”已经成为中国的聚会特色，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大学，这成了中年人交往的一种方式和借口。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多同学会呢？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小说中回答了。我参加过同学会，我发觉同学会是写小说的一个切入点，通过这样一个切入点，同学会值得翻来覆去的写。不一定重复，可以换一种形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变幻姿态。一些情节写了还可以写，用了还可以用，只要意犹未尽，只要对全书的情节有推动。当初我在写《同学会》时就是觉得意犹未尽，好像一切才刚刚开始，于是我推翻了《同学会》，以同学会为切口，最后完成了《桃夭》。

其实，很多著名作家都有这样的写作经历，如果你系统地读过一个作家的作品，从他的早期作品读起，从他的中短篇小说读起，然后再读他的长篇小说，你会发现在一些长篇小说中会读到一些似曾相识的段落和情节。如果你读过纳博科夫《洛丽塔》，有些故事在他的短篇小说《初恋》里已经描述了。少年时期去到普罗旺斯海滩边，与一个十岁女孩的故事；俄罗斯侨民尴尬地遭遇妻子的背叛的故事，这些情节，在他写《洛丽塔》时都又用上了。

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里，总是反复出现一个情节，一个小镇，突然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了很多杂耍者、富人、小贩，小镇立刻像开了锅一样，一个孤独的少年望着这些突然的变化目瞪口呆，可见，这是马尔克斯心中用永远的记忆。《百年孤独》《巨翅老人》中都有出现，《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和《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都有一个性格爽直的美女，并非完全心甘情愿嫁给家世显赫的贵公子。也许这些故事太有趣了，所以他翻过来倒过去地写。

福克纳的小说中也不断出现一个老女人独自孤苦死在家里，还有他那神秘的老情人。中国传统小说里也充满了类似重复情节，少年才子上京赶考，恰好与富家小姐相遇在后花园，一个马上，一个墙头。少年英雄上京赶考，千辛万苦，奸臣刁难，最后金榜题名，招为驸马。

川端康成以各种形式写过老人对年轻女子的感情，可以叫忘年恋。海明威的所有主角最后总会面临既便努力克服困难，努力达成胜利，结果却毫无用处，毫无意义的无奈，那条大鱼，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最后发现鱼已经腐朽。村上春树早年写过一个短篇小说《萤》，叙述他如何在大学宿舍和一个迂腐的书呆子成为室友，而他却与最美的姑娘相恋。这个故事在多年后扩展成了《挪威的森林》。同样，1995年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的第一章，也是由他早年的短篇小说《拧发条鸟与星期二的女郎》修改而成。

有些东西也许你曾经写过了，可是在这里你不得不再写，这就像酵母，需要他引爆，需要发酵。

张者

文化：《桃李》《桃花》中有大量真实案例，引北大师生对号入座。《桃夭》中是否仍有真实案例？你是否介意对号入座？

张者：对号入座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让作者百感交集。因为对号入座说明作品的真实性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所以，当一个作家听说有人对号入座了，他应该没事偷着乐。因为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他获得了某方面的成功。比方：真实性。真实性应该是作品的灵魂，任何虚假的不可信的东西，都将使作品轰然倒塌。信任是联系作者和读者的桥梁，读者对作品的信任感一旦丧失，小说的意义就荡然无存。特别是细节，一个细节的漏洞就会让人对整部小说的信任完全崩溃。在阅读的过程中，哪怕是一个不合理的细节出现，都会让你放弃阅读，。所以有评论家说作家和读者之间要有“契约精神”，作者违背了这种契约，读者和作者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整个作品就失败了。可见作品的真实性是一个大前提，哪怕是很小的细节所带来的破坏，往往比整体性的破坏更可怕。正所谓“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真实性是什么？其实就是逻辑性。真实性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具有逻辑性的虚构也是真实的。一部长篇小说破坏了逻辑线，你把一堆在现实中发生的故事杂糅在一起，反而是破坏真实性的。可见，如果有人读了你的作品就对号入座，这说明小说是具有某种真实性的，小说已经立住了。所以，对号入座是让人高兴的事，我不在乎有人对号入座，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大学同学。有些同志写一部小说，要在书前标示“请勿对号入座”，这完全是愚蠢的行为。我甚至希望在书前贴上“欢迎对号入座”的标签。

《桃李》《桃花》《桃夭》是三部曲，某些方面应该有连续性，要一脉相承。《桃李》《桃花》用了一些真实的案例，《桃夭》同样也用了一些真实案例。我想引起对号入座的不是案例本身，而是某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书中的人物让人联想到某些师生了。其实，“对号入座”本身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和母校的关系，上个月我的朋友，著名小说家李洱先生还告诉我，他在北大和一个原法学院的教授吃饭，当谈到《桃李》时，这位已经走向领导岗位上的教授还颇有微词。

文化：《桃夭》的纯情青年与残酷中年，对比互文写作，爱情转让为欲望，信仰和虚无，最后桃花果实掉落，只剩空荡荡的枝头。

张者：纯情的青年时代也是很残酷的，否则就没有青春危险期了。只不过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的残酷不尽相同。青年时代可以伤春悲秋，可以招蜂引蝶，可以一死殉情，投河自尽……什么都可以，青春可以任意抛洒，因为你有的是时间。只是，为情投河最好能被救上来，否则就玩完了。可是，有很多年轻人投河自尽后没有被救上来。可见，青年时代的残酷可能是夭折，这是让人遗憾的事情，生命无可挽回。

中年时期的残酷可能更沉重，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老婆，身外有车子房子票子，一个也不能少，一项也不能缺，所有的都不能放下。人到中年，开始走下坡路，最缺的是时间，可是内心有不服，不服老，不服年龄。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要偷偷找派出所的朋友改自己的年龄，因为面对自己年龄觉得不能接受，我怎么就过50岁了呢，改年龄是掩耳盗铃，数字可以改，青春的年华改不来，身体的素质改不来。蓬勃的头发没了假发套只能时刻提醒你的作假，激情没有了，连老婆的性欲都满足不了，已经称之为缴税了。所以，看到满大街的美女只有心情郁闷了。开始回忆，莫名忧伤，喜欢孤独 ，内心塌方。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你还不能塌方，你还要承担起责任，无论是家国天下，还是你老婆的那二亩三分地，你都不能放弃。天真的要塌了，你的父母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你的老婆就会成为人家的保姆，你的女儿就会成为人家泡妞的对象，你的儿子就可能去扛长工、打短工，或者认贼为父。

残酷的中年比残酷的青年更残酷。你连死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去殉情了。所以人到中年，爱情已经转让为欲望，信仰更是虚无飘渺，只有现实的残酷，人生的无奈。从这个角度来说，《桃夭》是中年人的绝唱。书就是写给中年人看的，看看吧，所有的担当都是虚无，既便是司法审判只不过是人生的一场模拟。

文化：桃夭的力量让我震动源于你对现实零距离的贴近，即作家对生存现实的尖锐揭露，所谓艺术对现实社会和所处时代的正面强攻。怎么看待、理解中国高校包括知识分子近些年的变化？理想堕落，象牙塔不在？

张者：《人民文学》在发表《桃夭》时是这么评价的：一部从题材到想法、从故事到讲法都特色鲜明的长篇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浪漫诗情、理想精神的余绪，在三十年后返校聚会的大学同学身上还留存多少?他们曾是参加文学社团的法学专业大学生，如今校园已变，他们业已活在中年危机中，法理与诗情摩擦日少，俗念与心灵磕碰渐多，年轻时候的纯真与荒唐，连通着生计的打拼和生活的变故，让他们积累了财富也遭遇着接踵而至的荒诞和报应。

主人公邓冰这位诗心未泯的律师，他自证有罪的行为被看作精神病状，同学们瞒着他做了一场模拟审判，才算是安抚了一份天真执念。小说将庸常圆滑又精怪喧腾的现实生活切出了棱角、现出了茬口，同时对法治社会的建构与情感人生的平衡，表达出了细密的解悟和深切的思虑。

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可是，无论是模拟法庭还是模拟人生，问题都得不到程彻底解决，痛苦会有，感伤还在。虽然是阳光明媚、鲜花盛开，时常还有APEC蓝，大家嘻嘻哈哈好像心情都不错，可是当自己一转过脸去，心中就有一种痛，这种痛是什么呢？说不清楚也道不明白，你也无法向任何一个人去说，你给师弟说你的感伤，师弟会笑你酸；你给师姐说你的感伤，师姐会笑你傻。这年月朗朗乾坤的，你去说感伤，这不合时宜呀。这是一个连感伤都无处说的世界。

无论怎么痛苦有多大的心理压力，无论如何你总要活下去的，所以，现代人需要幽默，需要减压，需要那一笑了之。当代生活的真实现状是“快乐并痛着”。这种状态和“痛并快乐着”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快乐并痛着”才是一种幽默状态，这是我作品中表达的状态，也是当代生活的真实状态。在一种欢乐中的痛苦，是一种苦笑。能笑出眼泪的那种，能笑得让人心疼的那种。这种状态是笑在前，笑是一种无奈，是一种无助，一种哭笑不得，笑过了心中隐隐约约的有痛感。

现在不都是这样嘛。别看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笑着闹着好像很开心，可是转过脸大家都在流泪。现在是一个有问题的时代，物质生活已经高度丰富，精神生活高度平乏，人们缺乏信仰，不知道把心交给谁。这是一种时代病，全世界都一样，基本上无法解决。过去在科技不发达的时候，人们对自然社会还认识不清，还可以信鬼、信神、信上帝，可是现在的人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鬼神上帝都无法去信了，心也就空了，装不下任何东西。

这样的状态往往会以一种“轻”为心理基调的，可是，文学作品需要的却是一种深度和重量，这几乎是我们确立优秀作品之所以优秀的法则之一。用“轻”去反映“重”的状态，这是一个创作难题。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避重就轻，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我要以平常而别具一格的视角写出了一代人独有的情感纹理和精神质地。语言虽然灵动、诙谐，但你却能感到那流动着的淡淡忧伤。；视野亦可宏大，但一定要指向生活的精细。叙事中散落无数的生活碎片，但要努力抵达永恒的彼岸。叙事在历史与当下的交织中展开，要有寓意。斑驳的生活，既是生活的原生性折射，又是之于人性最好的隐喻。

60年代出生的人到如今，确实是进入怀旧的年龄，陈年往事自然泛动。面对繁杂的社会风情，这一代人在进入不惑之年时却迷茫了，因为迷茫，让他们更加怀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用怀旧的方式去寻找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或“他”的原因。寻找，是因为质疑，是因为入梦，更多是出于对人生的思考，进而挖掘俗常生存状态之下的精神涌动。

突围与挣扎，成为我这部作品的主色调姿势。这一群60年生人在80年代，试图以各种方式撕碎种种的纠缠，冲破困境的压制。然而，一路走来，他们以为把困境远远甩在了身后，困境却一直如影随形。他们是从一个困境陷入了另一个困境，还是从未离开困境的魔爪。

文化：许多评论家将这个大学三部曲与《围城》相比，称为知识分子世俗化后的中年“围城”。你自己怎么看？

张者：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应该很多，到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已达到了十分的高度。钱钟书先生打通了中西文化之后再来关注知识分子，他从文化的层面，用中西文化对知识分子进行双重关照和批判。写知识分子的人性弱点，带有喜剧性的反讽。因为钱钟书本人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大学问家、大哲人，所以他有理由也有这个权利和资格站在文化的高度入木三分地来调侃知识分子。到了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调侃，去消解，我们只是普通的一员，所以我们只有溶入。“我”只能走进去，有时还会带着欲望去写。

欲望本来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欲望就其本质来说是由感性来控制的。但是在知识分子身上欲望却在理性的指引之下。说通俗一点，知识分子在追逐女人，在捞钱的过程中，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想好了再干。他甚至分析得十分细致，这笔钱能不能拿，这个女人能不能睡，是坐怀不乱还是相拥入梦。这就是知识分子欲望的可怕之处。一般的老百姓恐怕不会这样，一般人会见钱眼开，见色起意。而知识分子有时候可以坐怀不乱，也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关键是现代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守住某种道德堤坝或者操守而拒绝，而是为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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