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会与孔教的衰落

孟宪实

1913年10月，金色的北京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力，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的宪法草案正在北京天坛接受审读，如果通过，这将是民国的第一部宪法草案。这个会议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缘由是孔子。开会之前的两个月，孔教会的领导人陈焕章、严复、夏曾佑等上书参议院和众议院，要求定孔教为国教。是否批准国教案，全世界也在拭目以待。

因为不恰当、不稳妥等等看似手段与方法的原因，结果却与最初希望的方向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这类故事实在太多。喜剧性的方面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悲剧性的方面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也没有挽救的机会。近代中国，面对汹涌澎湃的西方文化大潮，是否要保持中国文化，采用什么办法保持中国文化，凡此等等，尽管当时就异议横流，但今天看上去却十分值得同情。讨论这种南辕北辙的故事，也是历史学应有之义。

在我看来，孔教会与孔教的衰落，就有这样的一层意义。

本来的动议是想通过提倡儒家思想，保存中国文明传统，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也多少增加一点稳定因素，让社会付出的代价少一些。康有为、陈焕章大倡孔教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拥护者，全国各地也有众多的同路人。山东有“孔道会”，山西有“宗圣会”，北京有“孔社”，扬州有“尊孔社”，上海、香港都有类似以尊孔为宗旨的社团存在。所以，当1912年12月，陈焕章等代表人物上书民国教育部、内务部，申请核准立案的时候，教育部和内务部的批示都是态度积极，十分肯定，认为倡明孔教是卫道之谋，有保存国粹的苦心。1913年农历8月27日，民国首次定孔子诞辰为法定假日，孔教会第一次在曲阜召开全国大会，竟然多达三千人与会，更有副总统、国会和各省的代表参加。

孔教的事业，看上去生机盎然，蓬勃发展。不过，孔教到底于国于民有何益处，社会中人，看法完全不同。民国刚刚成立，1912年元旦，南京政府就宣布“小学读经科一律取消”，对于尊孔，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而有关地方文庙学田一律改为地方所管，专门用来资助小学的政策则从制度和经济上铲除了尊孔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国之初，立刻围绕孔教展开的斗争，与民国立刻修改尊孔传统有很大关系，康有为、陈焕章的张扬孔教，其所针对就是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及其政策。

双方的斗争在国会议事中充分展开。副总统黎元洪是孔教积极的支持者，他致电两院还有重要的政治人物，坚决支持“奉孔教为国教”的要求。很多省的头面人物，如总督、民政长和军队领导人都通电表示支持。但是，叫的响并不代表实力雄厚。国会议员多是国民党人物，他们秉持的共和理念与国教观念不相容，要坚持信仰自由就不能设立一个国教。所以，国会在宪法草案二读时已经否定的国教议案。国会的讨论一定很激烈，虽然否定了国教案，但在三读时却增加了一个修订案，“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很明显，这是对国教议案的一个妥协，也是对两千年孔子思想传统的一个妥协。

多少年之后，在今天看来，这个妥协是很值得重视的，它证明在定孔教为国教问题上的两派，虽然有针锋相对的一面，其实也存在着一个公约数，即承认孔子思想对于国民个人修身的必要性。可惜的是，在这以后，两派人马没有在共同点上取得共识和发展，而是在不同点上继续强调下去。拥护孔子思想者，认为孔子思想是社会道德秩序的保证，反对者认为孔子思想是君主专制主义的帮凶。

如何看待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当时和今后都会大有争论，究竟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孔教？今天也没有一致结论。这是学术大问题，不能解决就只能纷争下去。当时如此，今后也如此。但是，近代救国任务太急迫，很多应该认真讨论的问题都来不及继续下去。

国会的修正案本来要强调双方的共同点，但结果是双方谁都不满意。不过，很快出现一个袁世凯，政治问题再次凸显，思想问题只好暂时搁置。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一场闹剧，但是拥护孔教的人群中，不乏袁世凯复辟的积极支持者，孔教会的一些地方机构，也曾经加入到支持帝制的喧闹之中。同时，袁世凯支持孔教会，强调读经，把已经废除的小学读经用其他方式回复起来，颁布了祭祀孔子的神圣礼仪。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亲率百官祭拜孔子，三跪九叩，一切如旧仪。这一系列行动，让孔教会的人感动万分是很正常的，他们因此对袁世凯产生好感也是不奇怪的。

袁世凯称帝很可耻地失败了。孔教会的人是绝不承认自己与袁世凯复辟有什么必然性联系的，但这不妨碍很多人确实是这样考虑的。

这是历史常常开的一个玩笑。污染红旗的，常常是高举红旗的那些人。导致某种主义衰落的，总是高喊这种主义的人。孔教在近代的衰微，孔教会是有一定责任的。过分强调孔子思想的宗教性，这应该是违背孔子原意的，“孔子非宗教家，尊之有其道，教育与宗教不能混合为一”，这是1912年7月北京的一个教育会议上的说法，甚有道理。其次，一味地走上层路线，最后却被袁世凯利用，这不能看作纯粹偶然。

民国初的孔教运动，在今天看来，还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