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敦煌命运相关的人物们（二）

    端方和罗振玉们

    1909年5月，伯希和由河内再度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买汉籍。在南京，他再次拜见了端方。是端方，第一个见到了伯希和所劫遗书的一部分；是端方，使得伯希和所获敦煌遗书的真相及早地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端方，字午桥，号匋斋。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曾相继担任过陕西按察使、湖北巡抚、湖广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南巡抚和直隶总督等地方要职。与此同时，喜好金石书画，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古董收藏家。

    今天，在他富丽的豪门深院之中，端方不得不在伯希和这位外国人面前和颜悦色，一再退让。这位平时说惯了“不”的封疆大吏，在伯希和说“不”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这与“官怕洋人”的说法没有一点关系，是伯希和手中的中国文物，让他敬畏异常、战战兢兢。后来，伯希和在回到巴黎后的演说中提到：“端制军（端方）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日：‘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制军人颇殷勤，屡次接见余，礼有加焉。”考据学，在当时就是中国学问的另一个名字。端方深深懂得，多少代学人的辛勤工作，关于中国历史的很多证明，现在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有可能完全丧失意义。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也许会被彻底推翻，也许被冲击得凌乱不堪。而这样的证据，如今就握在眼前这个洋人手中。事关中国学问的生死，端方的官僚身份烟消云散，学者的性质显露无遗。他对伯希和十分礼貌，不断地招待这个法国人，动机也许是极其简单的，无非是想从伯希和那里多得到一些关于中国文物的消息。但是，除了拍摄了《沙州志》残卷以外，端方从伯希和那里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

    1909年8月，伯希和在南京停留的日子里，端方内心的折磨是可以想象的。二年以后，四川爆发保路运动，端方统兵前往镇压，死在战场。

    同年8月，伯希和住进了北京的八宝胡同，一时间那里成了北京的一道学术风景线。中国敦煌学的第一批代表性人物几乎每天穿梭往来与八宝胡同。董康、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蒋黼(斧)、叶恭绰等，或抄录或观看，忙个不停。

    中国敦煌学的起步，实际上就是从这几天开始的。

    从八宝胡同伯希和住处抄录敦煌文献的第二天，罗振玉就写出了《敦惶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首次公开向国人介绍了敦煌石室宝藏及其发现的情况。之后又接连写出增补改定本《莫高窟石室秘录》、《鸣沙山石室秘录》。短短数月内，罗氏三易其稿，在收集敦煌文献和提起国人注意上可谓不遗余力，用心良苦。此外，王仁俊辑印的《敦煌石室真迹录》、罗振玉和蒋斧辑印的《敦煌石室遗书》和《沙州文录》,以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等，都是中国敦煌学的初期篇章。

    面对中国宝物的流失，中国学者百感交集。而志得意满的伯希和，也是感慨良多。伯希和说“诸君有端制军（端方）之风，以德报怨”。伯希和的内心深处，对中国是有愧疚感的，他当然知道这些文物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当中国学者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以后，没有人对伯希和加以指责，甚至没人对他提出质疑，即使背后有许多怨言，但都是对中国的当地官员的。他们努力的是对发现的文物进行抄写和研究。当时的中国学者实际上还没有文物所属概念，不懂得保护文物所有权的意义。但是，这在伯希和的眼里，成了中国学者的良好教养的表现，伯希和称赞这是以德抱怨，他确实是被感动了。应该承认，这事实上成了以后伯希和与中国学界保持几十年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

    当罗振玉又痛又恨地在伯希和寓所抄着敦煌写经时，伯希和告诉罗氏，敦煌石室尚留存有以佛经为主的八千轴写卷,如不早日购运北京，将会被人攫取散尽无疑。罗振玉听后却是又惊又喜，立即报告学部左丞乔茂楠，请火速发电给陕甘总督毛庆蕃,让他购买回学部。并拟好电文,先购买再说。要多少钱,请先垫付,学部随后汇款偿还。

    当乔茂楠带着罗振玉拟写的电文到学部开会时，商量的结果是电文照发，将还款等语删去。罗振玉感觉到甘肃经济贫困,又急忙与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商量，由大学堂出钱购买。没想到刘廷琛也说“大学无此款”。这会儿，罗振玉是真急了。说:“若大学无此款,由农科（时罗振玉为学部奏补参事官兼大学堂农科监督）节省充之, 即予俸亦可捐充。”这位北京大学堂的总监督（相当于校长）终于答应了。

    发出电文一个月后，京师大学堂和学部同时收到了同样内容的回电, 说已经购得八千卷,总价三千元。开始时，学部以为必定花费昂贵，没想到竟只要三千元。于是留在学部的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大学堂也就不再惊动了。事情由国家出面，罗振玉应该是长出了一口气。

    何震彝们

    藏经洞在它发现以后的第九年，中国终于完全接管了。这些藏品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剩下的，但毕竟还有八千多件，数量还是可观的。把这些珍贵文物运到北京也是合适的，不但有利于保管，也有利于研究。这些文书有情，也应该是满意的。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从敦煌到北京，竟是怎样的一个苦难旅程。

    当学部的调令是由刚刚调任的甘肃藩司、代理巡抚的何彦申负责的。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点查剩余经卷，送达兰州。在王道士管理藏经洞的时候，藏品的流出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发生的，只有极少数人了解一些情况。现在，北京的命令和兰州的执行，使得藏经洞有宝藏成了公众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于是，一场以获得藏经洞藏品为目标的游击战广泛展开。从敦煌到北京，变成了一条掠夺敦煌藏经的战场。

    从敦煌，经过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到兰州，兰州以后到定西，一路都有经卷丢失，盗窃的人多采用相似的手法。根据后来的调查，先后有696件敦煌藏品从这些地方的名士、官宦、乡绅手中获得，这当然不包括已经到手但没有透露风声的部分。

    文物的命运即国家的命运。

    到达北京的敦煌经卷实际上又开始了新一轮劫难。

    当甘肃解送入京的敦煌残卷抵达北京后，载经大车不是押进学部大院，而是进了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的宅第。何震彝叫来其岳父藏书大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廷琛、方尔谦等，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挑选，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房。当初陕甘总督在接到北京的指示以后，曾经把一箱藏经送往北京，作为样品，同时附上了一个大致的清单，这个清单中没有详细的目录，只有一个大概的总数。北京学部只掌握经卷的总数量，而没有经卷的具体名称及行款字数，因而这些人在取走一些精品后，将一卷撕成二份、三份，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

    敦煌国宝流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指责外国的所谓探险家，他们实际上使用的各种办法获取中国的这笔精神财富，不合法的手段显然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在中国内部的严重盗窃行径中，看到了中国之所以饱受欺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