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毛尖

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家里一直有两个外公，一个是亲外公，一个我们叫做隔壁外公。所谓隔壁，也就是他在我们的大宅院里住最东头，挨着外公外婆的房间。在他死后，我才知道，这个隔壁外公是我外婆在路上捡的，下雪天，他无家可归，外婆就让他在我家躲风雪，从此住了下来。

这事情，从来也没人觉得有多难得，房子本来就空着。常常，我还觉得外婆太爱财，把钱贴身放着，从不随便给我们零用钱，她表达感情也都是金本位，外婆在我们孩子眼中，向来和“高尚”“了不起”这些概念绝缘。但是有一次，我无意中在寝室里和同屋聊起这个隔壁外公，大家都肃然起敬道，你外婆太伟大了。简直是顿悟一般，我发现了外婆的非凡之处。

后来我想，在我的祖辈父辈，这种事情大概就是天经地义。我们有个邻居叫六虎，值班碰上贼，打不过贼，让单位受了损失，他爹就满弄堂追着他骂，不像现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小偷也没人敢吆喝一声。

如今我们都越来越爱护自己。我们一边用诗歌安慰自己,“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都是大陆的一片”，一边我们却奋力地把自己和别人隔绝，我儿子四岁，他幼儿园教材里的儿歌唱的就是：不睬陌生人呀不睬陌生人！

说起来，在一个天天有孩子失踪的世界里，我自己也隔三差五要跟孩子灌输：不能吃陌生人的糖！不要跟陌生人走！时间长了，他就对陌生人非常警惕，带他去公园，年轻的恋人逗他玩，他就畏畏缩缩的。然而我却不敢鼓励他，不敢对他说，乔，去吧去吧去和所有的人交朋友！去吧去吧别人向你伸手你也把手伸给别人！

慢慢地，我们都习惯了隔着距离和人交往，电视上看到人间悲苦，我们也动感情，但动完感情也就安然睡去。世界上的不幸渐渐地不仅麻痹了我们的感官，也冻结了我们的爱心，甚至，成为我们紧紧守护自身的理由。

昏昏世界里，还是有人站了出来。小跑，女，研究生二年级，2006年前开始定期资助国家一级贫困县的一个有残疾爱学习的高中生。但是，2007年，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突然接连被医院宣布“股骨头坏死”“纤维性肿瘤”“肿瘤转移”，20万的医疗预算一下子跑到了小跑面前。小跑跑不动了，一头是她风平浪静的校园生活，一头是素不相识孩子的巨大绝望，潜意识里，小跑想躲开，跟我们所有被这个世界的悲痛所麻醉的人一样，小跑也为自己找了理由：我担当不了的！

但有一天醒来，想到高中生可能会在轮椅上度过一辈子，小跑坐不住。她开始跑，她跑慈善机构跑残联跑红十字跑电视台跑报社跑各类社会救助热线，一圈跑下来，她发现，她的高中生还不足够“悲惨”还不足够“绝望”，也就是说，面对镜头和媒体，他的不幸还不足以煽情。

小跑不灰心。她给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写信，希望动员他们的社会号召，不果；她还找到朋友去武定县，给高中生拍了DV，寄希望于影像的力量，不果；小跑个人能展开的求助想象，也差不多枯竭了。但是，小跑说，一路走来，她的内心没有被打垮，因为一直以来，那些刚刚能解决温饱的人在热烈地为她助跑，50块，100块，500块，虽然离20万还很遥远，但小跑却说:“不是被多少人拒绝过，看到有多少人漠不关心，也不是抱怨这个社会慈善体制多么不好，正如高中生从来没抱怨过有什么不公平一样。只有受过他人恩惠的人才能体会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分馈赠都给人以无限希望的，这力量绝对超过任何负面的东西，这话听起来矫情，我也是实践了才知道。”

小跑还在跑，要在2008年8月前跑出20万，而且，因为她，接力似的，我们周围很多人也跑了起来。小跑把高中生的事情贴到的网上，网上同学自发形成一个团队，要到各大高校为这个高中生寻找希望。至于我，一个早已习惯了鸵鸟一样生活的人，也突然因为小跑们的身影想到狄更斯的《双城记》,“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

在一个高成本的社会里，道德和勇气同时可以是低价和天价；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可以鄙视20万，也可以因为20万而热泪盈眶。这是一个验证人心的时代，我们可以选择诚惶诚恐地活着，但也可以豪情万丈地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文章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