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玉浩

 7月底，河南省省直机关选派19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到省定贫困村任“第一书记”，驻期3年，旨在破解“三农”问题，并为全省大规模选派干部驻村任职积累经验。

 　郑强，46岁，河南省国税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出生在郑州市区，家住国税局家属院，每天步行几分钟就到单位，在机关事情很多，看报纸，查资料，写材料。对于农村，他认识极少。如今，他有了另一个身份——商城县伏山乡石冲村的第一书记。
 　这是河南省正在开展的一项试点。从今年7月下旬，包括郑强在内的19名省直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被派驻农村任“第一书记”。他们将驻村3年，发展当地经济，并锻炼自己。
 　按照省里说法，他们所驻的那些村具备以下特点，均为省级贫困村；村党组织软弱涣散，不能形成核心，战斗力不强。
 　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这不是镀金，出不了成绩，甚至完不成任务，处分和降职也有可能。
 　郑强觉得，这更像一场赌博。尤其是他进村后发现，村落环境错综复杂，他很难断言，3年后，他的前途、村子的前途，究竟会怎样。
 
 　强行安排入住乡政府

 　8月2日，郑强沿着山路从早上7点一直走到中午，他本想多找几家村民了解家庭经济和村务情况，但很快发现这有些难度。
 　他刚进入一户村民家，就开始不断接到村支书、乡干部打来的电话，询问在哪儿，不一会儿，被闻讯赶来的村支书接回了乡政府。
 　这几日，郑强一直住在乡政府。
 　按省委组织部的要求，下派的处级干部必须吃住在村。
 　7月28日，郑强到石冲村的当天，伏山乡的干部便强行拉走其行李，在乡政府接待所安排其住下，在乡食堂安排吃饭，“乡领导说这样便于沟通，便于开展工作。”
 　随后几天，一直由乡干部和村支书蒋本寿陪郑强走访村民，村干部向其介绍村情。
 　石冲村，地处大别山区，为省定贫困村，全村400多户共1900人，分散在各山坳里。目前，占全村一半人口的青壮劳动力几乎都已外出务工。有村民说，他记忆中，有十年没开过全体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了，村长、书记都是乡里任命，村务从未公开过。
 　8月2日，郑强到访的第一户村民，是70岁的蒋本华家。
 　蒋家生有4子，老二一出生就患脑瘫智障。如今蒋本华和老伴都患有肌肉萎缩、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蒋家没有吃上低保。
 　蒋本华原想跟第一书记郑强说说村里低保的事。蒋本华告诉记者，村里有些人比他们家还困难，也没吃到低保。而刚退下去的老支书，家里住着两层楼却能吃上低保，还有一个村干部年轻力壮的也吃着低保。
 　但郑强刚进门坐下，一根烟都没抽完，就被村支书接走了。蒋本华说，他们什么也没聊成。
 
 　多重“大山”压住贫困村

 　7月28日，郑强“驻村”后，被安排了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和村支书蒋本寿一起，去村民家收取“新农保”的钱。
 　根据国家规定，“新农保”应自愿参与。而蒋本寿说，县乡两级政府则要求，必须100%入保，且在8月6日前，全部交齐。
 　蒋本寿也知道这不符合国家政策，但作为村干部，他只能服从上级命令。
 　于是，村里便出了这样一条规定，“16岁以上的村民一人要交200元。若不交，家中60岁以上的老人不得领取每月55元的养老金。”
 　蒋本寿称，他也没办法，一些农户家去了十几趟，就是收不来钱。自从取消农业税后，村委会每年从乡政府处领取3万元的财政转移支付，以作办公经费。而交不上钱，乡里就会从那笔钱里扣。
 　此前，石冲村的财政转移支付款就被扣过，比如因为完不成“计划生育超生罚款”任务。蒋本寿说，乡里规定，他们村每年要交超生罚款4万到6万元。
 　蒋本寿和其他一些村干部已有多年没领工资了。
 　石冲村村委会还有一大堆白条，所欠款项主要是以前的村干部工资和各种招待费等。按蒋本寿的说法，由于村委会缺少经费，许多村干部只好垫资工作。
 　这笔历史欠债共有40多万元。对于村里的这些债务，郑强还不知情。
 　据蒋本寿了解，石冲村与河南其他许多贫困村一样，因处山地丘陵，不宜耕种，所以贫穷。石冲村人均耕地只有5分。2000年以前，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如今也不到3000元。
 　在蒋本寿看来，村里产业单一和交通闭塞也是导致贫困的原因。
 　2009年底之前，地处大别山腹地的石冲村，没有一条可供农用车辆进出的路，村里人病了，或买卖点什么，都要步行15里山路，才能到乡里的集市。一旦遇到雨雪天，便没法进出。
 　蒋本寿也想过带领村民种些经济作物，以便脱贫。但都失败了。
 　当地紧邻信阳，他们种过全国闻名的信阳毛尖，但因缺乏技术，茶叶成色不足，销路不好；他们种过板栗，但因不懂储藏技术，现摘现卖，也难卖好价钱。
 　谈起乡镇的农技站，蒋本寿说那里基本没人，也没有什么下村农技指导，花钱请专家对农民来说成本又高。如何致富，蒋本寿是一筹莫展。
 
 　不停的帮扶，不变的贫穷
 
 　石冲村是1993年被评定为省级贫困村。而对于此次处级干部驻点帮扶，最终能起到什么效果，蒋本寿心里没底。
 　此前，在石冲村，已有过三次驻点帮扶，但至今石冲村依旧贫困。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有乡镇干部来定点帮扶，他很少到村，一般是逢年过节来村里发放慰问品。然后是1993年，商城县民政局一位副局长来村里帮扶，为期3年。蒋本寿说，他也很少来村里，主要是组织社会教育活动，开会宣传政策、法规。
 　蒋本寿记得，那名副局长为村里做的最大的事，是通过民政局争取来一批杉树苗，组织村里植树造林数百亩，以防止山地水土流失。
 　到了2003年，石冲村开始真正有些变化。那年，省卫生厅一位处长来村里帮扶。他争取到60万元，为村里修了一所小学——这也是石冲村的第一所小学，为10个村组修了自来水工程，并造了三座桥。
 这位处长在村里还发现了矿泉水，由于3年帮扶期已到，开发矿泉水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而仅靠蒋本寿本人，根本无力完成这项重任。
 　因为在2003年以前，石冲村基本与外部世界隔绝，用电、通讯、公路等基础设施极端落后。
 　当年，村变压器容量配置低，全村电压不稳，逢年过节，10个组能有8个组停电，村民隔三差五就要点蜡烛过日子。
 　蒋本寿说，改造电路需要一笔钱，国家出一笔，乡村两级分摊一笔。当时村里集资了10万，将钱交到乡里，但结果迟迟没有进行电路改造。后来一问得知这笔钱被乡里以农业税、提留款给扣了，村里每年要向政府交近30万元任务款。
 　最后，村民组织了多次上访，乡里才给村民改装了电路。
 　在2003年以前，整个石冲村只有三部电话，还是省卫生厅捐助的，一部在村部，一部在村里唯一的杂货店里，还有一部装在当时的村书记家。
 　村里全是山沟，因为没有电话，开村民代表大会都喊不来人，所以也就不开了。
 　后来，蒋本寿通过私人朋友关系，从乡镇府电信局争取到一位副局长的支持，铺设了价值200多万元的线路，石冲村装上了200多部电话。于是，村子终于和山外的世界联通了。
 　蒋本寿说，乡里一直设有包村干部，但基本不会过问村里的事务。贫困就像村里的结，越系越紧，无人能解。
 
 　“先行者”的告诫
 
 　在下派的19人中，最年轻的是37岁，最年长的为53岁。他们分别来自省办公厅保卫处、省安全厅、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监督管理处等机关单位。
 　他们中不少人对农村问题并不熟悉。比如，郑强，他没有基层农村的生活工作经验，他一毕业就在机关工作，目前对农村里的庄稼还没认全。
 　于是，有学者专家质疑，下派那些对农村问题毫不了解的官员，是否能有效带动村落经济发展。
 　这也是李强所担心的。他说，处级村官们很难谙熟农村的特殊的基层政治生态。
 　李强可算是处级干部“驻村”的先行者。
 　他原是南阳市市政协经委副主任。5年前，他主动向南阳市委组织部申请，回老家张典村，竞选村支书。
 　5年的农村工作经验，让李强感慨万分。当时是满怀激情和理想，带领村子奔小康，但如今再让李强选择的话，李强说他或许不会走这条路了，“农村工作的复杂性，远非每天坐机关的干部所能想象。”
 　李强刚去张典村时，村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村里没有一条路，下雨天，村里种的胡萝卜等蔬菜，因运不出去全烂掉。村里治安不好，村委房子都塌了，村卫生员也离开了。一些村干部整天吃吃喝喝或变卖集体财产，村务也不公开。
 　李强说，驻村前一定要先储备大量三农知识。他曾搜集三农政策，形成了厚厚的几大本笔记。入村后，重组了村委班子，并摸索农村的办事方式。比如他要搬迁某户的祖坟，百般说理无效，便请来风水师，告知他处风水更好，便解决难题。
 　5年过去了，张典村盖起了新的村部，修了环村水泥路，成立了经济合作社，请来蔬菜专家发展村民种植大棚，养鸡场、猪场，经营蔬菜仓储的冷库正在设计中。
 　李强说，下派干部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很多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不是人的因素，处级村官有很多问题也解决不了。干工作还得靠村里的干部，这些干部与村里各族有诸多利益牵扯，如何平衡使用这些干部也是个难题。
 　李强认为，对于处级村官们来说，驻村的心态很重要，要将自己的机关干部身份转变成一名农民，一名村干部，这样才能用心了解农村，发展农村。
 
 　省降“财神”能否奏效？
 
 　在村支书蒋本寿看来，郑强就是石冲村的“财神爷”。郑强被确定下派石冲村后，其他村的支书都很羡慕，说石冲村来了财神爷，有了郑书记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项目和资金。所以，蒋本寿为郑强安排的主要工作，就是替村里要钱要项目，蒋本寿希望郑强能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级别甚至关系，为村里跑来项目或资金。
 　而李强认为，发展农村不能全靠帮扶，下派干部到村以后，上边给钱给资金，时间长了村民就养成“等”和“要”的习惯，“发展农村还得靠农民自己。并且，三五年对农村建设而言，只能打个基础，还是应该建立长效的帮扶机制。
 　李强说，驻村的干部多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帮扶期满后，人走了，项目和投资也就不了了之。他举例说，河南有个村子曾是省卫生厅一官员驻村帮扶，拉来投资为药厂订做纸盒，后来干部走后，药厂就不要这个厂的盒子了，盒子厂也就黄了。
 　李强给所有驻村干部提出这样的建议，不能太理想主义，农村工作复杂而艰巨，三五年可能只是打基础，尽快出政绩的想法不能要。
 　“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他说。
 　郑强已经体会到农村的寂寞，每到夜晚，总为田野里的虫鸣而烦扰，“虫子的叫声很小，有时特别让人烦躁。一旦停下来，什么声音都没有，那种寂寞的感觉更糟。”
 　在灯下，郑强一边翻看《齐民要术》，一边研究如何储藏核桃，使其不会霉变。
 　他还记得临行前，向组织的承诺，“把村子当故乡，视群众如父母，埋头苦干，扎实工作”。
 　郑强说，3年后，无论村子是否有变化，而他自己肯定是会有变化的。

 （摘自《新京报》2010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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