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上海40%的“钩子”来自奉贤。

文/李蔚

邱法才（化名）个头不高，圆脸，神情机警，言谈间不时地用余光扫视四周。他的鼻梁左侧有道凸起的疤痕，那是曾经的“钩头”生涯留下的印记。
3年前被迫离开这个行当后，他重新做回了个体老板，但对这份营生仍有怀念之意：“还想继续做，来钱快啊！”
他向记者叙述了自己长达6年的特殊生涯：

当上“钩头”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下海，做过许多小生意，修摩托、开商店，也跑过运输，从没正式上过班。
2001年前后，几个朋友常常带着“钩头”蒋国辉（据媒体报道，“断指示清白”的河南司机孙中界，就是被蒋国辉手下的钩子引入埋伏圈的），到我店里玩，有时也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钩车”。跟着去了几次以后，我就入了行。
蒋国辉是奉贤柘林镇人，东海村2组的，原来就在奉贤做“钩子”。那时他还是新手，但因为拜了奉贤“山东帮”的老二做师傅，而当时奉贤最老资格的“钩头”蔡大明（化名）需要帮派保护，蒋国辉的地位也就变得重要了。
1997~1998年，闵行区成立了第八稽查中队，也需要人抓黑车，就到较早开始打黑车的奉贤来招募“钩头”。蒋国辉就带着一帮安徽的黑车司机到了闵行区，做了“钩头”。认识蒋国辉以后，我也被带了过去。
“9·11”那一年，也就是2001年，发生了一件事。蒋国辉拿着执法文书扣车，敲诈勒索、养黑车，被手下一名“钩子”和30多名黑车司机联名状告，结果被判刑3年。实际服刑一年半。闵行区八中队的队长被调离工作岗位并降职，副队长被开除。
当时向蒋国辉交“保护费”的黑车有50辆，每辆车每个月交300~500块钱，其中有11辆奉贤车，20几辆安徽车。
蒋国辉被判刑后，闵行区的稽查中队就找到我，因为我之前做过，抓黑车有过笔录的。我就取代蒋国辉成了“钩头”。

新老“钩头”内讧
当时我手下招了十几个人。
2005年，遇上“严打”，说黑车多了，需要人打。当时蒋国辉也出来了，又回到闵行。为了把我赶走，他就天天叫黑车司机到区政府举报我，说我养黑车。执法大队说既然你们是冤家，你说他养黑车，那你也一起来打。到后来，吴泾地区一个吃官司刚刚出来的外号叫“龙头”的，还有安徽蚌埠的“敢闯”---不知道是名字还是外号，原来在青浦做“钩子”的，也是“两劳”人员，都参与进来了。
到了2005年底，后来的几伙人为了把我挤掉，很多黑车在挡风玻璃上贴了标志牌，然后再让人打恐吓电话给我，说贴了标志的不能抓，抓了就把我搞死。
那些标志，最早是一条龙的图案，后来还有贴“寿”、“忍”等字，不同的图案代表着不同的帮派。后来黑车司机开始找人，交200元做个标志牌，就不会被抓。黑车就越来越多了。
情况很乱，区里叫停，让大家都不要做了。2006年2月，又换了河南一个姓伍的“钩头”。另外还有一帮，也是从奉贤过去的蔡大明的手下。到了2009年，蒋国辉又回到了闵行。
南汇区也是蒋国辉的地盘，那里只有他一家。

以暴制暴
上海的“钩子”多了，奉贤就有三伙。最早的时候，是蔡大明一个人。到了2005年以后，黑车多了，想出一招，以暴制暴---你说抓黑车的养黑车，就让其他不认识的人也来抓黑车。
这是执法大队想出来的点子，他们以为这样效果会好一点。但这些势力都勾结在一起，都是跟着蔡大明做过的，互相都通着气。
蔡大明现在已经不亲自出面了，让手下人出面。他现在去松江做了。2005年~2006年，奉贤有其他人加入，市场小了，正好松江那里也需要人打黑车，他就去了。
我当时也想去松江，但他让人打电话恐吓我，我就没去。
闵行区的黑车很多是蒋国辉带过去的，安徽帮，亳州利辛的比较多。
全上海做“钩子”的40%都是奉贤过去的，现在外地人也多了。
因为做“钩子”来钱比较稳定，每月二三千元，又是和执法大队在一起，感觉是个不错的工作，所以最早在奉贤做过钩子的，又逐渐到其他区。就像传销一样，一个带一个出去，把“市场”占住。
“钩子”经常会自己跑到执法大队，要求到哪个区做“钩头”。如果这个区有人了，有时还去不了。
为什么新闻上提到“钩子”大多在宝山、南汇和闵行？这三个区都是黑车的重灾区。宝山的外来人口比较多，四川司机多，南汇和闵行，本地、安徽的司机比较多。
奉贤现在不算重灾区了，南桥镇上的出租车多了，正规了，黑车就少了。

“金牌钩头”
全上海最早的“钩子”就是蔡大明，他是奉贤区柘林镇南宅村5组的村民，是“金牌钩头”。1994、1995年，他有朋友在上海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第一稽查中队，介绍他入了行。
蔡大明当时在奉贤南桥的古华宾馆开出租车。那时候出租车很少，黑车刚刚出现，都是奥拓车，满大街跑来跑去。
当时的黑车车主都是本地人，是那种有点钱、其他生意不想做也不想上班的。第一次打击黑车的时候，奉贤的稽查大队还没成立，市里派人来抓了二三十辆，每辆罚3000块放车。
当时蔡大明一个人逮黑车，逮住了就罚款、开单子。拔钥匙、踩刹车，这些“钩子”的常用手段，他从那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
慢慢地，蔡大明开始在社会上招一些人做“钩子”，有时甚至还有警察“客串”“钩子”。
1999~2001年期间，蔡大明自己打击黑车的同时，他的亲弟弟却在开黑车。2000年时，蒋国辉保护的一辆车被蔡大明抓走了。为了报复蔡大明，蒋国辉找了个女“钩子”，天天付十块钱把他弟弟“钩”到闵行，“钩了”一段时间后，让执法人员专门在那设了一个圈套，把他弟弟的车“钩”走了。被抓后，蔡大明的弟弟也不开黑车了。
大家都估计，蔡大明每年的收入至少有四五十万。

以黑养黑
“钩头”就是一边打击黑车，一边养活黑车。
做“钩子”风险蛮大的，做“钩头”也有风险。
2003年4月，我手下的一个女“钩子”被吴泾一辆黑车跟踪绑架，被绑到吴泾通海路。后来我们报警了，他们没办法只好放人。“钩子”被打了一顿。
2003年8月，我的手下被人绑架，开口要3万，否则就收尸。后来谈到1万。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解决。知道是谁绑架的，但是抓不到。
绑架就是因为打击黑车，抓了他，“黑吃黑”。

我也被打伤过。2005年7月，我手下的“钩子”在闵行北桥的马路上等执法大队过来的时候，被路过的黑车司机认出来了。我去解围，也被打了一拳，你看看我鼻子这边。
最近抓过的车牌，“钩子”一般都会记住。那次太巧了，正好站在马路当中被认了出来。
基本上“钩头”都是“两劳”人员，不然站不住脚。执法大队找人不会查你身份，一般就是找跟着蔡大明做过、有点经验的，而且胆子大、不怕被打，也没出过事故的。
用“倒钩”来打黑车的圈子就是以黑养黑---我抓黑车要被人打，就要靠一些帮派保护，那些帮派又要养黑车、收保护费，下头人互通消息，就变成这个也不让抓，那个也不让抓，越打越多。

抓黑车的“执法费”是计件制
黑车有两种，一种等在那里不动的叫“趴活”、趴车，另一种俗称“飞车”，就是满大街跑的。
每次行动之前，执法大队都会通知“钩头”，一般是在行动的前一天。抓黑车的时间段不固定，有时候一天抓两三次---如果有几帮人在抓还要“三班倒”；有时候半个月也不抓，因为执法大队的人开会、学习去了，他们也不会预先通知我们休息半个月。
抓黑车的“执法费”是计件制的，每个区的价位不一样，南汇钩一辆250元，嘉定和青浦400元，松江、金山、闵行500元，奉贤600元。这些钱每个月由“钩头”到各区执法大队结算领取，有工资单的。但实际拿到手的只有80%左右，其余部分被执法大队提留。
每次钩车的地点是临时定的，我喜欢挑路面开阔、人车偏少、容易脱身的地方，常常一次设三四个点。联系安排妥当后，我自己开一辆车，再让人开另一辆车把“钩子”全部送到街上。到了点上，一次放两个人下去，等这两个人钓到“鱼”，再放两个人下去。
“钩子”扬手招车的时候，我把车停在附近盯着。一旦有车被钩到，就打电话给守候在目的地的执法人员，告诉他们被钩车辆的型号、颜色，让他们准备收网。
执法人员一般在5个人以上，一般是两辆警车，一两辆执法大队的车。
如果一个地方有好几辆黑车趴着，就从最后一辆开始，往前“钩”。如果从前头开始“钩”，后面的车辆看到了，也是去某个地方的，就会怀疑。一个点最多抓三四辆车。
“钩车”的人数也不是固定的，1~4个人都有，两个人的比较多。要随机应变。如果这个地方以前都是两个人“钩”的，我们就放三个人下去；如果以前是三个人抓的，我们就安排四个人抓，其中两个人在半路下车，另两个跟到目的地。
收网之前，“钩子”会用付钱来分散司机的注意力。本来说好10元的，一般给20元、50元或100元面额的钞票，乘司机看真假或低头找零时，“钩子”和埋伏的执法人员迅速扑上去，拔出车钥匙、对车前车后拍照、打开车门将司机拉下来、把车子开走，这个过程很短，在20秒之内。
2005年“严打”，打官司需要证据，没证据要放人，那时候就开始用录音笔了。

“钩子”的七十二变
一般上车之前，“钩子”会先“诱惑”对方，问一句：师傅，你做不做生意？到目的地要多少钱？一定要谈好价钱。否则怕他敲诈。
捂肚子、装病，这些情况在2005年前是有的，但是开始用录音笔以后，这样采集的证据就不好用了。因为那一年有个打击黑车的执法文件，做了几项规定：第一，车上本来有乘客，“钩子”不能去钩；第二，不能装病；第三，要把车子控制住。
“钩子”一般是大众脸，看上去比较和善。男女都有，但没有老的，因为跑不动，而且年纪大的人一般也不愿意做，觉得缺德。
黑车司机转变为“钩子”的也不少，心理不平衡。但一般也不是报复，就是因为车子被抓了，没工作了。
做“钩子”常用道具。比如在小区前头，手里提个菜篮，装成买菜的。有的女的还会装成坐台小姐，上当的人很多。

“钩子”拿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钩头”平分，路费、租车费、吃饭的费用，还有被人打伤看医院的费用，都由“钩头”来承担。就算钩不到车，这些费用“钩头”也要出。
另一种是责任制。钩车的钱都给“钩子”，钩到几辆算几辆，“钩头”不管，出了事各自跑路。出事的“钩子”，一般都是搞责任制的，这种乱来的比较多。
我们以前总想，和执法人员做事，又不是偷又不是抢，警察总不可能违法吧，打击黑车总要打吧。现在孙中界的事情出来后，说是违法的，那我想以前我们的做法也是不恰当的。

心理战
黑车司机开车的时候心里都高度紧张，生怕遇到“钩子”。我在宝山的一次大行动里，碰到一个四川的小司机。车开到一半，他突然拿出一把螺丝刀来顶住我，让我下车：“你是‘钩子’！”
我下车后，知道他还在看我，如果我立刻就跑，那就肯定是“钩子”，他肯定会追上来。我做的时间长了，知道怎么蒙蔽对方。看到有人的出租车，就站在那里招手。一会又低下头来假装系鞋带，用余光观察开过来的是不是空车。
四川小司机还跟在后头，看到我拦出租，心想这不是“钩子”嘛，就让我上车，说错怪我了。
等开到海军码头的“埋伏圈”，我借机下车，后面执法的车子顶住了，他跑不掉了。

食物链
抓黑车的一条线就是食物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各个环节养活了好多人。
有些人家里拿不出钱，罚得倾家荡产，不想要车了，这时候就会有“倒爷”来帮忙“卖单子”，私下交易。这种是倒车的黄牛，先买进，再卖出。
还有拿车的黄牛。就是找领导去批，便宜点拿出来。
像闵行的“橡皮头”，就是专门拿车的。他原来也是开黑车的。2005年大行动的时候，他每天死皮赖脸地去执法大队要车，说这辆车是他亲戚的那辆车是他朋友的。一万块钱赎出车，回头再向黑车司机收500块钱的“提车费”。
还有些人专门守在执法大队门口，只要看到有执法车开出，就发出消息，可能要抓车了。否则光是闵行区每天就有五六百辆黑车在路上跑，钓走五六辆根本没人知道。这种人向黑车司机收取信息费，一般每个月300元，黑车的市场其实是有的。有的小区交通确实不方便，小区居民会挡住执法车，不让人看到黑车在这里被抓走，怕以后叫不到车了。
我说这么多，你们千万不要把我的名字说出去，冤家太多了。钩了几千辆车，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我淹死。(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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