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即将浮出水面，其中的“基本药物制度”成为药企争议最大的焦点，它给药企带来的是希望还是更多的焦虑，尚不得而知
　　
　　“不要碰医药板块了，医改会挤压药企利润，对药企不利。”在证券交易大厅，连年过六旬的老太太都在传播这样的讯息。新医改对药企真的那么可怕吗？
　　自1985年开始，医改的多套方案先后登场，却在实践中难得人心。如今，万众瞩目的新医改方案又一次拉开大幕，其中，“基本药物制度”成为医改意见中药企争议最大的焦点，什么是基本药物制度？为什么会引起药企如此大的反应？
　　
　　药企与高药价无关
　　
　　一提到医改，就会涉及降低药品价格的问题。简单历数，近十年来，全国性的药品大规模降价已经进行了20多次，但是，似乎每次都收效甚微。
　　“如果不从‘以药养医’的根本问题上下手，即便药品再降价，也不会有很大成效。”一药企负责人无奈地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在我国公立医院的支出中，政府投入的比例仅占7%。甚至有些规模稍小的三甲医院，这部分比例只有3%。剩余的支出只能靠医院自行解决。如此一来，通过药品价格提成收入，弥补医院支出不足，是国内公立医院非常普遍的现象，从而导致了药价居高不下的现象。目前，我国80%的药品均是通过医生开处方，由医院直接销售的。
　　除此之外，药品中间环节的费用也是公开的秘密。
　　想必大家都还记得轰动全国的“齐二药假药案”。这个案子不光揭露了假药案的黑幕，同时也披露了高价药是如何在流通环节中产生的。当时被曝光的“亮菌甲素注射液”，齐二药只以5元的出厂价卖出，经过几次转手，最后卖给消费者的价格为46.1元。其中，获利最多的一个环节是药品批发商，他以5元拿货，以33.84元的价格卖出，利润率达577%，而药企的利润只有5%。
　　这样的结果多少有些令人吃惊，作为医药流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药企却并未分得高药价的一杯羹。所以，当医疗改革、药品降价、药品规范、反商业贿赂的板子打到药企身上的时候，他们一再叫屈，“如果再挤压，那就不是挤压我们的利润，而是血。”
　　如今，新医改中出现了让药企惊心动魄的“基本药物制度”，这让药企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受。对药企来讲，这究竟是福、是祸？
　　按照公开的说法，基本药物制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定点生产、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使用。所谓基本药物目录，是国家按照“防治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的原则，结合我国用药特点并参照国际经验，确定的药物通用名目录。由于这类药物价格便宜，并且大部分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因此，很多药企都希望自己的产品可以纳入这个目录，尤其是新医改实施之后。
　　其实，基本药物目录在我国一直存在，但始终形同虚设，未起到实际作用。为此，新医改希望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保障基本药物目录的运行。
　　“医改实施了这么多年，争论也有很多。之前的医改都是解决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新医改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向农村市场有所倾斜。我国目前的医疗资源很有限，如果采用高端医疗手段去做农村市场，国家的负担会很重，如果靠基本药物制度来保障农村市场人群的利益，从大的方向上来讲，是很好的一个医疗保障。”这一点，很多药企都很认同，它不光道出了此次基本药物制度在新医改中的重要性，也影射出了药企之所以对基本药物目录关注的原因。
　　如今，世界经济环境不景气，中国也一再强调拉动内需，加之新医改向农村医药市场倾斜，药企的产品如果能进入基本药物目录，随之进军基层市场，这对于药企来说，将是一笔不小的收益。因此，这个目录成为药企关注和必争地盘，也就无可非议了。
　　
　　新医改细则不明确
　　
　　“执行基本药物制度来解决农村的医疗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手段，但是，现在最大的争议就是没有实施细则，药企心里都没底。”记者采访的几个药企对这个制度均表示，“内容有点模糊、方向不太明确、缺少实施细则。比如，国家如何定点招标、怎么集中采购、药品参与报销的比例是多少等问题均没有明确的细则”。
　　同时，药企担心，药价虚高的根源在于政府管制不当，一旦执行“统一采购，统一销售”的制度，无疑增加了卫生行政部门干预市场的权力。这样一来，使三十年来药品生产流通领域改革，再次倒退回了计划经济时代。似乎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的味道。
　　不过，这个制度对于有些药企来说，似乎看到了春天。
　　记者从同仁堂获悉，“尽管医改方案规定，进入基本药物目录将面临价格管制，但也意味着医药市场的扩大。按照政府现有规划，随着医改的推进，同仁堂未来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和可利用机会。”据悉，此次基本药物目录，同仁堂入选了至少65个品种。
　　不过，有些药企虽然担心，市场终究是不能放弃的。
　　记者从一家贵州药企处了解到，他们自2004年开始就组织专门的团队进入了农村市场，但结果不容乐观，“这部分市场，一年大概有几千万元的销售额，还不到我们总销售额的十分之一。”其实，很多药企都想涉足农村医疗市场，但是，苦于农村市场不规范，面广量小且分散，推广起来比较困难，“这样的市场情况，对于企业经营来讲，主要是如何解决管理半径的问题，很多药企只能通过大品牌的影响来带动普通药物销售。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的群体，分派不同类别的药物进行销售，比如，农村市场选择的普通药物多一些，城市市场的药物品种相对高端一些，差异化经营。”该药企负责人对农村这块市场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相对城镇来讲，农村医药市场的开发和推广的确有很多困难，但是，国家的政策明显向农村市场倾斜，农村市场会逐渐扩大。
　　对于新医改中的基本药物制度，外资药企的关注程度不亚于国内药企，甚至更胜一筹。
　　大家都知道，外资药企的产品一向以中高端为主。面对中国政府对农村医疗市场的倾斜，他们既想从中分得一杯羹，又不愿意放弃药品的高价，这样的处境似乎有些两难。但是，外资药企并未在取舍中进行选择，而是尝试说服相关决策部门，改变传统观念中基本药物定义，让高价药品有机会进入基本药物采购，外资药企的这种做法出乎国内药企的意料。
　　直到记者截稿时获悉，已有外资药企上书新医改相关机构。但是，有专家明确表示，希望太渺茫。（摘自《新财经》 文/王晓慧 ）
 
　　
链接：芜湖模式：医药真分得开？
文/丁　杨

　　
　　“招标在即，药品供应商排起长队，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因为我们的医药分离三权分立——我只是整个制度中执行层面的一环，找我也没用。” 安徽省芜湖市医疗机构药品管理中心(下称“药管中心”)主任苏元元得意地跟记者说。
　　2008年1月正式挂牌成立的芜湖药管中心是国内首家由政府全额拨款的药品管理机构，芜湖市8家市属公立医院药剂科的药房和工作人员，全部划转至该中心名下。芜湖这8家公立医院从此没有了药房，药品生意全部归政府打理，政府试图通过此项“医药分离”改革，改变公立医院弊端重重的药品供应链，业内称其为“芜湖模式”。
　　
　　分家
　　
　　苏元元表示：“医院占用药款资金是出于经营困难，而医生接受商业贿赂是由于收入水平过低造成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政府投入不足。”政府的投入只占医院收入的6%-8%，这仅仅够医院支付离退休人员的工资。
　　提出政府主导医药分离改革设想的芜湖市委书记陈树隆认为，要有效解决药品购销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就必须将药品生意从医院中剥离出来。
　　原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剂科的小宋，向记者讲述着一夜之间换了东家的经历：“药房盘点结束后，2008年1月1日起，我就不再是二院的人了，所有人事关系、工资关系都调到了药管中心，虽然还在原来的办公室，工作内容也还是以统计院方药品需求为主，但科室已经改名为‘药品调配中心’了。”药品调配中心管理三个下属单位：门诊药房、病区药房和药库。
　　通过如此改革，药房和人员都是政府的人，药品的收入也要上交药管中心。据苏元元介绍，各药品调配中心以每周结算的方式将药品收入上交，药管中心再上交到市财政局、卫生局。市财政采取收支两条线，每年通过考核，将药品收入以财政补贴的形式部分下放到医院。由此，医院与药品收支完全分离。
　　以药养医几十年，部分医院药品收入甚至占到整个经营收入的50%以上，一旦离开药，医院怎么办？
　　苏元元算了一笔账：芜湖8家医院年用药总价为2亿元，按照医院零售利润15%的规定计算，医院正常的药品收入应该在3000万元，再加上各种形式的赞助费、推广费等，大概在4000万元左右。据此测算，芜湖市政府在医药分家后，计划每年对医院投入5000万元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连续五年不变，2008年的财政补贴已经全部到位。另外，政府在保证原来财政补贴不变的前提下，协调市社保局，将8家医院现有离退休职工全部划归社保，以此减轻医院负担。针对全市8家医院欠药商7000万至8000万元药款的状况，政府为医院提供2500万元无偿借款。药房剥离后，医院失去了原流动资金资源，为此政府协调医保局，将医保后付制改为每月按照去年发生金额预付80%。此外，市政府还协调省物价局，将市级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调高至省级标准。
　　芜湖市卫生局局长韩肃表示，政府通过加大投入和给予相关政策，使医院在此改革中所得大于所失，也使药商的利益得以保障，并统一降低药价5%，截至目前已经让利患者800万元。
　　但前来就治的患者对这5%却不领情，“百十来块的药，降几块钱，没感觉。”在芜湖中医院取药的杨阿姨说。
　　
　　三权分立
　　
　　药管中心在机构设置上体现决策、执行、监管“三权分立”的原则，决策层由陈树隆亲自担纲任管理委员会一把手，执行层则由药管中心以及8家医院的院长组成，监察局、卫生局、药监局和市纪委则组成监委会进行监督。
　　苏元元认为，以前药品的购销以及使用权都集中于医院院长一身，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药管中心的三权分立制度，能有效地防止腐败。
　　但三权分立制度并不被所有人看好，反对者指出，三权分立的体系设置中，监管方依然是内部监察部门，并没有中立的第三方监管机制，难以取信于民。有一种可能是，从各家医院的分散腐败转变为政府部门的集中腐败。
　　9月26日，安徽芜湖市招标采购交易中心网站登出公告:受芜湖市医疗机构药品管理中心委托，对芜湖市参加医药分开的8家医疗机构药品采购项目进行集中采购。招标中心代理处负责人高守华说，“这次招标引起了全国药商的广泛关注。”
　　苏元元认为此次采购项目备受瞩目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芜湖现在由从前分散的8个医院变成一个统一的2亿元的大盘子；另一方面药管中心开出了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条件：两个月回款。“政府是有信用保证的，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哪家医院能真正做到这样的回款条件。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降低药价20%！”
　　药管中心更看重药商的规模，例如2亿元的盘子仅设置两家配送企业，招标公告中规定企业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净资产500万元以上、连续经营3年以上等。“必须保证充足的仓储和配送能力，”苏元元说，“我们希望有实力的企业承担重任，排除一些不规范的小企业，从而达到行业洗牌净化市场的目的。”
　　然而业内人士表示，排除小企业有政府垄断资源之嫌，而垄断和集权，正是腐败滋生的温床。
　　跨国药企经销人员小耿告诉记者，芜湖模式对他们这样大型的外企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大企业的政府公关一向做得很好，以前要每个医院去跑，现在直接跟一个部门谈就可以了，只需要继续公关。”而小企业和区域性的大代理商也就是俗称的 “大包”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他们没有地方资源，政府公关要从头做起需要很雄厚的实力，他们做不成。”
　　当记者询问招投标流程是否具有中立的第三方监管机制时，高守华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真的分开？
　　
　　芜湖模式探索了10个月,医与药是否真正分开了?
　　小吴是芜湖一家大型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他的日常工作就是穿梭于各大医院，向医生们推销药品，解释每开出一剂处方医生可以拿到多少回扣或者提成。每到月底，拿到药房医生的统方数据后，小吴还要将相关酬劳安全送到开处方的医生手上。
　　芜湖药管中心成立后，小吴依旧忙碌，继续着他以往的工作。“虽然药房不归医院了，但这对医生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他说，“医生只要像以前一样开处方，我们还是要给回扣的。”
　　“没有感觉到影响，”芜湖市第二医院肿瘤科王医生说，“我们只负责开药方，至于谁管药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王认为，其收入结构并没有什么变化。
　　对此，苏元元表示，“我们在推进医药分离的改革中，没有采用‘休克疗法’，而是‘平稳过渡，顺利启动’，医院原来临床所用药品品种和进货渠道仍维持不变”。这就意味着小吴的工作仍在继续。
　　反对者认为，在“药厂-药商-医生-药房-患者”这条利益链上，通过医生处方，成本几块钱的药到了患者手里就变成了几十块甚至上百块，这也是药品链条中最受诟病的一环。而芜湖模式，改革的只是药房的所有者，并未触及此关键一环。
　　但由于药品收入已经与医院无关，医院方面开始调整医疗服务费与药费的比例。“假如医保卡里有4000元，如果药费用了3000元，医疗服务费就只有1000元，”小吴分析说，“以前药费归医院，所以无所谓，现在药费是政府的，药费用得越多医院医疗费的收入就会相应减少，所以现在大部分医院都规定药费所占比例不能超过医疗费的占比。”因此，现在医院方面严格要求医生必须尽量使用价格较低的药品。
　　“以前医院院长管处方都是假管，现在可是真管了！”做了20多年医院院长的苏元元对此深有体会，“通过对处方的管理，过于昂贵的药品逐渐被淘汰出局，直接惠及拿药的百姓，具有长期导向作用。（摘自《新华月报(天下)》 2008年第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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