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镜湖医院的两名医生，因误诊被法院判决过失伤害罪成立，面临最高两年徒刑的刑罚，后因案件已过追诉时效，对两名医生的刑事判决无效。澳门终审法院先公布医生过失伤害罪成立，又跟进发布对医生刑事判决无效的消息。镜湖医院慈善会在报章刊登声明，认为法院分两次公布不完整的信息，就如同向医生伤口撒盐，也让整个医疗业界倍感困惑和伤害。（6月3日《南方都市报》）
    误诊、误治是一个古老的医学话题，从有诊断之日起，误诊误治便相随而生。一起因误诊而引发的官司，不仅波及涉事医院，更引发医疗业界的质疑与公众的普遍关注，除了法律程序上的争议之外，官司背后的医疗伦理与法律责任，或许才是更大的焦点。上述报道刊发后，在社会中引起了关注与热议。诚然，现代医学一路从蛮荒迷信的丛林中走来，从未停止奔向医学文明的目标。前行中可能有偏离和失败，需要同仁们集中智慧去反思和修正。

    ■误诊“上游”更需关注
    误诊是一个敏感话题，公众普遍认为这是医生诊疗水平不高的表现。加之误诊可能导致医患纠纷，因此很少有医院和医生愿意公开讨论这一话题。在大家对医患矛盾避之不及的当下，显然回避或掩盖误诊，影响的是医生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而最终损害的是患者的利益，甚至是性命。但如果不正视误诊，问题只会日趋严重。

    不可否认，既然医疗本身关乎人命，一旦出现误诊，必然意味着患者要承担极大的健康与生命风险，包括承担额外的费用。于是，对于误诊，由犯错的医生担当责任，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误诊造成了患者的损失甚至死亡，医生被追究刑事责任，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正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医疗技术本身具有局限性，误诊的发生即便确实是医生的水平所限、能力不足，也并不能简单地以误诊追责医生，要医生为误诊承担刑责，难言恰当。
    关注误诊更需要关注误诊产生的“上游”环节：随着社会发展变迁，疾病谱系也随之变化，对于新出现的疾病，医生容易误诊，这一点容易理解；由于疾病本身演变，有越来越多药物可供医生选择，相应的副作用相互交织，也会增加医生准确诊断的难度；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患者增多，这部分患者往往患有多种疾病，病情错综复杂，比单一疾病诊断要难很多；另外，新的诊疗技术也带来了新的误诊因素。
    误诊与误治是临床医学永恒的话题。临床上高误诊率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医学发展的局限性，人类对很多疾病还没有充分的认识。
    要对误诊定义加以明晰，对时间、地点等加以限制，如首次诊断与出院诊断的误诊率就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不能笼统而言，同时要加强对误诊问题的临床流行病学分析，从更宏观层面阐释误诊率演变趋势，否则可能对公众造成误导。
    ■技术至上不可取
    事实上，医疗无疑是个技术活，不仅有赖于医生的经验，同时也受限于各种医学条件，非要让医生在所有的诊断治疗过程中都毫无差池、准确无误，本身也是一种不现实的苛求。无须讳言，误诊现象在临床医疗上有着普遍性，有统计显示，国内某省医疗机构的误诊率是50%，但并不是说国内的诊疗水平就多么不堪，包括发达国家的大医院在内，误诊率也高达30％左右，而且误诊并不因诊断手段更新而减少。缘由一方面是医生经验的局限，更由于人体差异和疾病的复杂性，同一疾病在不同患者身上表现可千差万别，某些疾病早期有类似的表现，其各自特殊的症状或体征，更要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明晰起来。
    在技术至上理念的支配下，医生忽视了望触叩听等临床基本功锤炼，对临床思维的培养也重视不够，影响了疾病的准确诊断。现在不少临床医生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认为CT、B超能查得一清二楚，没必要再用老办法。一些医学生和年轻医生询问病史不够细致、规范，问病史功夫明显弱化，过敏史、有害职业史等很多有用的信息被漏掉。
    医生临床思维的锤炼尤其要注重流行病学知识的积累和数学物理等学科知识的学习，注重概率论的融合贯通，这也是医生知识结构中普遍比较欠缺的部分。临床医技检查项目是根据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数学模型而设置的，其临床应用价值也是用数学来计算和表达的，具体指标报道敏感性、特异性、漏诊率、误诊率等，医生要学会用“数学方法思考”，才能更好了解和运用辅助检查结果，而不是盲目依赖各种辅助检查结果。
    另外，分科过细、医生培养过早专科化造成管状视野，固定的临床诊疗思维模式与疾病多样化、复杂化形成尖锐矛盾，不利于疾病的准确诊断，尤其病人身上有两三种病同时存在时，分析、判断起来就更困难了。多科会诊有时也不是根据患者症状、体征、检查结果进行全面分析，而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各人自扫门前雪。
    ■培养医生横向思维能力
    对于误诊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努力减少和避免误诊发生。因此，对于误诊的关注，不能总是处在“过去时”，更需要关注“现在时”和“将来时”。
　　正确的临床思维是避免误诊发生的关键和基础，但是现在医生的兴趣大多不在这里。目前SCI至上的评价体系对于医生临床基本功、临床思维训练冲击很大，在这种政策指挥棒的引领下，临床医生把更多精力放在写论文、发论文上，特别是SCI论文，而忽略了对临床基本功的锤炼。
    当病人病情涉及多个专科时，医生如何从患者复杂的症状、体征中找出内在联系，这需要在医学教育阶段就注重培养医生全面分析问题的整体临床思维，同时进一步加强各专科间的整合协作。

    很多老医生和医学大家的临床思维方式都是横向的。会诊时，时常会看到一些医学大家对某位患者提出数十种鉴别诊断来，然后通过分析不断排除，最终明确诊断，这就一个“剥洋葱”的过程。遗憾的是，目前西方医学教育体系特别是临床医学教育，都是纵向的。翻阅医学教材，多数都是围绕一个病，从发生率、病理生理、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和预后，一个模式从头讲到尾。所以刚毕业的年轻医生，知识结构都是纵向的，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逐渐建立起横向的知识结构，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和艰难。实际上，传统中医的培养方法——师傅带徒弟，是培养横向思维的良好教育方法，值得借鉴。因此，从失败中得出的经验是：如何强调医学“三基”的重要性都不为过，理性训练“三基”达到感性的程度（建立条件反射和职业习惯），可以减少许多差错，避免一些纠纷。

    ■ 医患双方趋于知性方能双赢
　　感性，可分三个层面。其一是对饥饱、冷热、痛痒的生物感觉，如此感错乱必生大病。其二是对羞耻、荣辱、融洽的社会感，此感恰当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若紊乱，社会有动荡之忧。其三是感恩、感动、感想的心理层面，如果做到适度可显示人格健全，反之无知无趣。
　　理性，是对感性言行有趋利避害的约束和管理能力的培养。小到有意识地调理呼吸、约束便溺、控制愤怒、节制悲哀、释放紧张、保持健康、按章驾车、规矩行走等个人之举，大到规划城市、治理国家、解决国际争端等大事，无不体现理性水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性盲区，在没有形成理性意识前，硬闯进去教化未必奏效。过多责怪病人不够理性，不如医生在理性中不失感性，更多感知或同情病人的感受。但病人在感受自己痛苦的同时，稍微理解一些医学的有限和无奈，进而理性看待生命的无常，或许会减少一些非理性的怨气。医患双方如果都主动意识到对方的存在，知性一些，到那时，五部委联合出台的《依法严惩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只是一张纸该多好。
    医生行事，拿捏的就是医学之理性与临床之感性间的度。医生坚守的理性之逻辑，也分自然逻辑和人文逻辑，两者需智慧处置：坚持应当坚守的常理，妥协可以通融的规定，提供应有的同感，拒绝功利性滥情。过了这个“度”，向右则坠入庸医或游医之列；向左则被医疗纠纷缠身，误入“衙门”，甚或丢掉性命。

    总而言之，误诊现象的存在，就认识疾病的过程而言，永远无法杜绝。假如仅仅因为出现误诊，便追责医生，刑罚伺候，必然是医生难以承受之重。而一旦误诊意味着要承担法律风险，也必将极大改变医生的诊疗行为，这并不代表会减少误诊率，而更多是医生为了避免误诊风险，不得不依赖更多的检查手段，采取更保守的治疗，甚至放弃治疗一些疑难病例或采用高风险治疗方式以避险。这对于患者而言，显然绝非福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误诊这事儿上，医疗机构不能做得更坦诚、更透明。在这方面，美国纽约市卫生与医院协会在网站上公布所属医院的误诊信息与感染死亡率，相比回避原本不可避免的误诊，坦诚公示，或许更能增加信任，也更有助于公众理解误诊缘于医疗局限而非故意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