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耳鼻咽喉科后学，虽无缘识得本学科先行者胡懋廉先生之面及遗憾终生未得先生的教诲、进修，但先生的事迹却永远铭记我等后学心中。现将收集的的耳鼻咽喉科学先驱胡懋廉先生二三事记录如下，以鞭策本人和我的学生们。

  “以我所学，为人服务，严守医师节操——出淤泥而不染；恪尽职守，终生不渝，力求探索深造——春蚕丝尽终不悔。”从选择医学作为终身职业那天起，胡懋廉先生便立下了这样的誓言。

　　上世纪1935年，胡懋廉先生开国内之先河，为鼻中隔脓肿而导致鼻梁凹陷的患者做肋软骨移植矫正手术。1939年2月，先生成功施行了我国第一例喉癌全喉切除术，为中国治疗喉癌迈出了重要一步。

　　当24岁的胡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专攻耳鼻咽喉科时，就以工作负责、心灵手巧深得科主任、美国人邓乐普的赞赏。当时经常缺电，造成手术困难，先生便发明了一台缺电时也能使用、可连接在氧气瓶上喷醚、口鼻全身麻醉皆适用的手提喷醚器，使用极其便利，且价格低廉。

　　上世纪30年代初，胡先生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深造，并以理论、手术均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其他的中国留学生都带回了照相机、收音机等，只有先生把所有余款都用来购买了参考书籍、教学标本和医疗器材，装了满满四大木箱，以致下船时身无分文。1939年，胡先生在四川成都任中国第一所眼耳鼻咽喉专科医院存仁医院的科主任。同年7月，中山大学医学院公立医院组建，先生任副院长。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学校教材教具皆无，胡先生一面带领学生完成大量的临床医疗工作，一面积极想办法致力于基础理论的研究。为筹建实验室，先生冒着侵略者飞机的狂轰滥炸，带着学生在无主坟堆中捡拾颅骨，在瓶瓶罐罐中尽可能地搜集标本。半年之后，先生与学生共寻觅到颅骨400具左右。然后，他们再对这400具颅骨进行漂洗、消毒、分类、筛选、透照、切割、胀裂，做成各种颅面骨标本和模型。就这样，仅凭着双手，他们在成都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耳鼻咽喉科实验室，确切地说应该是标本室。这些标本虽经战乱损失了大部分，但至今仍有100余件保留在第四军医大学，在60余年的课堂讲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时医院里除了美国石油大王赠送的一套手术器械外，没有一件称得上医疗器械的东西，一切要靠自己动手做。胡先生用灵巧的双手设计出各种教学模型：把一只滴鼻玻璃瓶去掉两头的胶皮帽，在瓶的大口捆上两条橡皮手套的皮，这样便形成了两侧声带。该声带呈闭合状，瓶内放一粒西瓜子，瓶下端连接一个喷雾器用的皮管与皮球，当挤压皮球时，瓜子被吹，向上拍击胶皮，则形成 “声门下拍击声”。其他科的医生很惊异，胡教授的学生竟然可以不用听诊器，只听咳嗽声就能判断气管中有无异物。他就是用这些自制的教具，教出了一批又一批有着扎实基础的、临床经验特别丰富的优秀学生。

　　胡先生说过：“看一个耳鼻咽喉科医生，首先要看他的扁桃体手术做得如何。这一最简单的手术却是检验一个医生手术技巧的试金石。”因此，先生规定：扁桃体手术只准用五六个棉球。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让他自己也让他身边的年轻医生练就了“稳、准、快”的手术技巧。

　　1952年，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成立，胡懋廉先生为首任院长。有一次做鼻咽血管纤维瘤手术，用的是圈套法。他首先暴露了颈部动脉，穿根粗线，但并不结扎，接着就把血管纤维瘤摘除了。助手问先生：“暴露颈外动脉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这就叫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不管做什么手术，都应从最坏处着想。这次手术万一大出血，这根粗丝线可以迅速结扎已经暴露的颈外动脉，及时止血后，病人生命就不会有危险了。”他就是这样认真对待每一例手术：术前设计周到，术中谨慎细致。

　　在气道和食道异物手术方面，胡先生创造的“守株待兔法”取出总气管内活动异物的方法可谓巧夺天工。1950年，一位病人吞下了连有表带的手表，一般食道镜因太小，根本取不出这样的“庞然大物”。然而，胡先生用自制的一只特大的带芯食道镜将这只连有表带的手表取了出来，这种特大的带芯食道镜一般医师从未见过。

　　病人不分高低贵贱，胡先生一律一视同仁：对有权势的人，他“不推诿，不逢迎，不卑不亢”；对贫苦大众，他尽己所能热情诊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人耿直，通达厚道。这就是胡懋廉教授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受人爱戴和尊敬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