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艺术家区志航

               一些事情需要持久的关注，艺术是最好的方式

                                   《外滩画报》498期   文/陈晓勤

    一条“广州浇筑水泥尖锥防流浪汉睡天桥下”的新闻刺激着人们的眼球。10年前，为防止流浪汉留宿桥底影响市容，广州市建委在多处天桥、高架桥底下烧铸密集的、突刺般三角水泥锥。在黄石南入口的高架桥上下匝道桥面下，约2000个水泥锥整齐地排列其上，每个尖锥边长及锥体高度约10厘米，间距大约也是10厘米，从远处望去，如同一排排让人不寒而栗的矛尖。

    很快，网上的愤怒如滚雪球般累积起来。网友普遍表示，用水泥锥阻止流浪汉栖身，这与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不符，市政协委员韩志鹏也认为这么做“不太人道”。

    区志航以新闻人的眼光，下意识地判断这将会成为一个重要事件，该到他的“裸体俯卧撑”出场了。区志航是著名主持人、时尚圈内人士，爱好摄影，这些年来重心转移到拍摄“区式俯卧撑”上。他围绕着俯卧撑做了“那一刻”、“景观”、“国共”以及“现代中国”4个系列作品。栗宪庭曾告诉他：“你本身就是公众人物，你以身体导引整个公众把目光吸引到公共事件上，很重要。”

“时政行为艺术家”
    中午11点，区志航在高架桥底泊好车，架好三角架，设置好佳能EOS5D相机的10秒自拍功能。一切准备就绪，只欠东风——雨后的阳光格外强烈，反而映衬出桥底的黑暗，容易造成相片曝光不足。他需要等待一片乌云飘过挡住强光，以及等待周围人群散去。这个时刻终于来了，他迅速按下快门，在10秒内拍下了那个标准动作——除了他自己，没人能说清他是怎么在那样短的时间里脱掉衣服又穿起来的。拍完后，他满手都是黑黑的灰。
    下午1：49，区志航在微博发出这张照片。在密密麻麻的水泥锥上，他光着身子，背部朝上，臀部撅起，双手双脚着地，身子架空在水泥锥上。照片里，刚好有辆大巴经过桥底，车上乘客若无其事，并没发现桥底下的异样。一并发出的还有以下文字：“广州高架桥底浇筑水泥锥的确好些年了，有没有十年那么久还有待考证。原以为是用于路政或城建工程的预制件，还真没料到是用于防驱流浪者的。广州以开放包容著称，咋就成了不人道的‘楷模’？”
    这张图片很快被广泛转发，仅区志航自己的微博就被转发上万条，还有各大媒体官方微博的持续转发，艺术圈内的@阿特姐姐、@旺喜等人发出的评论，比如：
    @韩冲-Han:O这一撑，直率，有力，直刺眼球。我觉得算是《那一刻》系列的上乘之作。@旺喜14: 老区其实是一个“时政行为艺术家”，哪里有热点，他就奔向哪里。他几乎不曾缺席最近的所有重大社会新闻现场⋯⋯若有心人做一个比较完整全面的统计，把他做俯卧撑的照片串起来，就是当代中国的新闻活历史。
    也有不知情的网友只是针对裸体调侃，说“艺术家=光屁股？”“屁股好漂亮哦”。香港行为艺术家三木并不认为区志航是在做行为艺术：“只是一个拍摄过程，作品只是一张照片。一件行为艺术要有它的整个过程，以前我也看过他在动车上做俯卧撑，但像区生这样做要做全套，有过程才能算是一件行为艺术。他这样做作为一个人的情绪的表达是很好的，但他不是在做行为艺术。”

“区式俯卧撑”
    其实，“区式俯卧撑”已经走过十余年。他曾到过长城、故宫、外滩、鸟巢、世博中国馆等旅游景点，也曾到过“楼脆脆”、唐福珍事件、杨箕村等新闻现场。
    俯卧撑的雏形，源于区志航对身体释放的渴望。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区志航是广东电视台时尚栏目《时尚放送》的主持人，此前他还拍过人体摄影、干过服装经营、合作过广告公司，积累了不错的经济条件。节目名气大了，他经常受邀到全世界参加时尚新闻发布会。
    有一次，他在酒店洗澡时忘了带衣服进浴室，赤裸着出来穿衣服时，见到镜中自己裸体的美，自顾欣赏起来。这“自恋”一发不可收拾，他掏出相机开始任由身体摆出各种造型“玩自拍”，譬如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行李箱，蹲在厕所看书，等等，无异于如今流行的“私摄影”。
    相信不少人回到家中，都会只穿内衣裤甚至剥个精光，享受自由游走在屋子里的那一刻。又或者每个人都渴望可以到海里裸体畅游一把，享受无包袱的舒畅。区志航觉得最刺激的是赤裸地站在窗边和阳台的时候——身体跟城市发生关系，达到某种解脱。
    很快，第一组“区式俯卧撑”——“景·观”系列诞生了。他用紧张、狼狈来形容自己的第一次裸体俯卧撑。不像拍摄大型写真，有着浩浩荡荡的团队，区志航没有团队，没有助理，所有作品都只靠自己一人来完成。但这些照片从没公开过。“我必须像一个侦探、间谍一样保护自己。”
    2007年夏天，区志航结束了他的第二段婚姻。第二任太太是个相对传统的人，不能忍受他这样的行为。“那一刻，我卸下了最后的担忧。”同年，他和舒勇、赵半狄等艺术家在广州参加了“身体媒体当代艺术展”，首次公开展示这批“裸体俯卧撑”作品。
    2008年奥运前夕，区志航在鸟巢前做裸体俯卧撑，引起轩然大波。“网络讨论得很热烈。他们第一觉得很劣质，第二觉得这个人在炒作，第三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是PS的，90%以上的人都不理解、质疑、谩骂。我就为此专门写了篇文章《超越做“俯卧撑”的<景·观>》，解释我的一切。”第二天，新闻被网络疯转，区志航的电话被打到没电，国内外媒体都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想干嘛，是无聊还是有意，法国电视一台、日本的电视台、凤凰卫视都跑来凑热闹。

“其实很害羞”
    本次采访，我们约在区志航位于广州建设大马路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幅他的经典裸体俯卧撑作品。
区志航说他不会选择在别人的眼皮底下做俯卧撑。“我其实很害羞，怕别人看见我脱衣服的过程。”不仅如此，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他举了一个例子，去年，在第二届广州国际行为艺术节上，总策展人乔纳斯·斯坦普要求每个艺术家都要在现场做作品。
    区志航回应道：“我不能在现场做俯卧撑。俯卧撑要做的地方是公共事件的发生地，社会矛盾的爆发点，不能够随随便便去做，否则的话作品会自我瓦解。”斯坦普表示理解，最后用视频替代了现场行为。“尽可能地减轻对无辜人的干扰，所以我尤其回避女性和小孩。”最后他告诉我，“现在的顾忌，是为了将来的更彻底。最终让作品与公众见面才是最重要的。”

B=《外滩画报》
O=区志航

新闻背景帮我挑选社会事件

B：这次你为什么会选择水泥锥的新闻来拍摄俯卧撑？
O：水泥锥不是最近盖的，超过10年了，现在才被发现。说实话，我当初还真的以为那是建筑的预制件暂时搁置在那里，而不是去防流浪者的。我是在广州市建委承认了当初是为了防止、驱赶这些流浪汉之后才去做的这个行为艺术，希望借这个事件去反思我们的“面子工程”等等。这种现象绝对不仅仅是广州，整个中国水泥锥或者水泥锥类型的问题实际上都值得我们去追问。通过这样一种追问和反思，会让整个社会触动，我相信执政的人会通过这样的追问获得一种警醒，有助于未来做决策的时候，避免或者尽量减少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这不是很好吗？我不觉得艺术家做一个作品会马上改变什么，艺术不是制订一项法律，它是一种软能量，但是它很强大，潜移默化地改变。

B：你怎么保证自己找到的事件最具代表性？
O：公共事件有各种各样的，我要做的都是节点性的事件。节点性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是某种类型问题的第一个，而且它对社会的影响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而不是随便有个演员绯闻什么。比如拆迁自焚事件不是一两起，我只做了两个。第一个是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这个是代表性的公共事件。后来又做了一个江西宜黄拆迁自焚，这是一个家庭好几个人自焚的，导致了政府官员的问责。这些事件加速了中国社会关于拆迁问题的反思和相关政策条例的改变。实际上，每天发生的各种事件当中很多都会被忽略不计，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忘记的，它会成为历史发展延伸的一个脉络，我要做的是这个。

B：媒体人背景会让你知道如何把握各种“度”？
O：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如果我不是新闻人的背景出身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做，而且我可能很难去做界定。恰恰是我的背景，让我会比较清晰地去观察各种各样的新闻事件当中哪些东西是值得我介入的，哪些我观看一下就好了。

B：比如说乌坎并没有进入你的艺术系统里，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O：乌坎村其实早就要去了，一直没去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没有安静下来。它还是很敏感的地方，有很多忌讳，我的俯卧撑并不是为了凑热闹，我根本不要求第一时间去到现场。在大家关注的时候不需要我。区志航的一个作品能够比得上主流媒体的报道吗？那么多大媒体。但是他们也替代不了我，因为他们做新闻有时效性，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受关注了。但是这样的一些事件恰恰需要持久的关注，而且需要铭记，那艺术就是最好的方式。

其实我很怕别人看到我的裸体

B：拍摄作品的时候你会去考虑安全问题吗？
O：这些作品每一个都很危险，因为每一个都是在公共空间里实施，每一个都是敏感的地方，但我在拍的时候会注意回避。很多行为艺术家做行为，都会找记者来看，找观众来围观，我恰恰回避这种大张旗鼓。首先我这个行为不需要现场人围观去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或者增加作品的力量。这些地方有一个特殊性，它曾经发生过重大的事件，这些就够了。其次，我也并不是不需要别人围观，而是我会把作品做完以后，通过网络、媒体，通过其他的形式放到社会上去让整个社会围观。我不在乎现场的那几个人看，那个太有限了，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意义，我需要的是整个社会去看。另外，毕竟在公共空间，这样一种行为实际上会对别人造成一种骚扰，所以我基本上会回避现场的人，尤其是回避女性和小孩。

B：这些地方大多是繁华闹市或警戒森严之地，你是怎样回避的？
O：漫长的等待，那个过程很纠结。本来想尽量少人，尽量没有人，有时候越等人越多，就会想，早知道就在前面拍了，看的人还少一点，到后面人越来越多，结果无法操作，只好下次再来。这种情况太多了。在这些敏感的地方，实际上你只要不注意的话，每一次都可以把你抓起来，非常危险。很多人看到我拍了，觉得很简单，怎么没有人？实际上这经过非常周到的判断，最后几乎成了一种职业本能：到了一个地方以后我选位置，观察周边的人，知道每个人如果他看到我会怎么样⋯⋯
还有，其实我很害怕被别人看到我裸体，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所以这个挺矛盾的。一方面要用这种方式做，另一方面你又害羞。除了游泳，你看不到我穿短裤或者穿拖鞋出来，在公众场合我基本不敢光膀子，只要有人在我都会穿上T恤。回到日常的我会很讲究，会难为情，但是一旦我要去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完全就颠覆掉了。

B：既然矛盾，为什么还要选择裸露这种方式呢？
O：我觉得好像只有这样的表达才能够淋漓尽致，做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一直对身体很敏感。1988年我开始拍人体摄影，我天生对身体特别敏感。每个人在我旁边走过，包括你现在坐的地方，你的细节我早就观察过了，很本能，我对身体很敏感。其实，身体在当代艺术这种艺术语言当中，它是约定俗成的，有它的象征性，有它的诉求。当代文化中用裸体抗议不公或表达诉求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再有，从媒体的角度出发，你会发现当穿衣成为日常的时候，不穿衣服一定会引发关注。

B：你很会抓新闻卖点！
O：对。作为一个媒体人，身体是一个媒体，我怎么去用它，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你首先要吸引人的眼球，这个我一点都不回避。但吸引眼球不是我的目的，通过吸引你的关注，你才有可能去往下思考，如果看都不看，所有的东西无从说起。

B：你第一次想脱是什么时候？

O：其实人天生就想脱，你不觉得解脱是一个人最爽的事情？真的，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本能，很多人去到雪山就想裸一把，到了大海想赤裸一下。不穿衣服非常解脱。这种释放，我想每个人都很向往。

种种顾忌是为了传播得更彻底

B：“那一刻”这一系列的作品大多与社会事件有关，作品出来后，你让大众一下子改观了，从原先评价为“炒作”，上升到“艺术与社会发生关系”。你当时是怎样转变的？
O：一般行为艺术通常都在一个小空间、工作室、美术馆做，我是把整个社会作为我的行为空间，就在社会矛盾的爆发点或者国家的一些标志性的人文景观。“那一刻”系列的第一个作品是赖昌星事件。1999年，我在厦门赖昌星那个红楼前就拍了张照片。这是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案，它触及到这么多官员。其实我做作品不急于马上做，好多事件有待观察，在热闹之后值不值得去铭记。

B：给我们讲讲你的拍摄过程吧。
O：主要的工作是前期的观察、资料的收集，实际上是要做拍摄计划。我出发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在这个拍摄计划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到那个事发地，它不像我们去名胜古迹，这些事发地实际是没有标志的，同时交通又很困难。你要想办法去到那个事发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艰难和孤独的过程，可以说是很单调的一个过程。
去到那个地方还不够，还要考证事发地。这点对于我这个曾经的媒体人来说可能会有一点便利。这些事发地都没有特别的标识，很多连当地人都不知道在哪里，你要想办法找到它。我去山西拍黑砖窑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农村，所有人都是认识的，一个外乡人跑到这个地方说不定整个村一下都知道了。你要是在那个地方这么一裸，对当地来说可能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你要是不注意回避的话，在这些地方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我要拍这些作品，我就要想办法确保安全，你不安全的话实际上没有办法做后面的东西。到了现场以后要见机行事。比如黑砖窑。我到临汾已经是晚上了，那里离黑砖窑的事发地洪洞只有几十公里。我就包了一辆车去事发地附近。那个司机是当地人，一个转业军人，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因为临汾老发生同类事情，我已经去了好几回了。遇到这个司机，我不能告诉他我要做什么，这可能会惹麻烦。我向他了解，让他去问话。因为他是当地人，所以不会那么敏感和警惕。结果问了几个人以后终于找到了那个位置，在一个三角的边上。其实那是一个大宅，大宅前面一大片都是泥土挖掉的，为供做砖已经挖了一个大坑了，就在那边拍。
拍的时候我让那个司机不要留在这个地方，让他尽量离开现场。因为出租车停的时间长可能也是挺麻烦的，我让他走开以后，自己在附近找。我又要看到这一块地，同时又要看到那个大宅，选择了那样一个地方。完成作品以后尽快撤离。

B：裸露在公众场合，毕竟不是人人能接受的。你有被抓过吗？
O：虽然我已经很注意回避了，但还是被抓了好几回。在广州遇到过，在河南、在西藏都遇到过。其中一次就是在广州，我拍“孙志刚事件”，就在黄村派出所门口。拍的时候太紧张了。你要是去过黄村派出所的门口你就知道，它在马路边，停着车，有很高大的树，如果你在马路对面拍的话基本上看不到派出所的。我只能硬着头皮就在派出所的门前拍。我已经特意选择了一个中午，就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刚好去吃饭，没有这么多人。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很快我准备好了以后就拍了第一张，但是毕竟还是很紧张，在别人的门口、眼皮底下做。结果有点不理想，其实也还可以，但是觉得美中不足。在准备拍第二张的时候，刚好有两个警察出来就看见了。那个时候我只披着一件衣服，裤子还没穿。他们出来看到就对我说，干吗？干吗这样？那个时候很尴尬，我低着头不管那么多，一边尽快拿裤子穿上，一边系胶带，一边拉上链条。我说没什么，我就是做城市景观的，跟各种各样的建筑对话，做行为艺术的。他说你有没有跟我们领导请示？我说没有，我随便拍一个。他说这样不行，他说你这样子跟我们进去，要我进派出所。也许正因为有“孙志刚事件”让他们变得比较收敛一点。所以我就只能删掉刚拍的照片。
后来我出门都会随身带一个基本的简介、报道等，万一被抓了可以证明我是在搞艺术。每次都能溜过去，哈哈。

B：为什么是“俯卧撑”这个姿势，而不是仰卧起坐或别的肢体语言呢？跟性有关吗？
O：跟性没有关系。怎么说呢，其实我做俯卧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觉得它很有力量，它裸而不露；二是，它给人一种很积极的感觉；另外在各种形体中，我最终选择俯卧撑，是因为它是一个大众最熟悉、最为简便的运动，而且我们读书时上体育课一定考俯卧撑，男生要考多少个，不然的话不及格。我就把这个全民健身的运动，转换成社会矛盾的爆发点不断去做，实际上是希望促进这个国家或者这个社会的强身健体。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如果我的这个裸体行为露点的话，它的传播一定是有障碍的。上次我跟栗宪庭聊天，我跟他说我的种种顾忌，这种不彻底恰恰是为了传播得更彻底。

B：你曾经是著名主持人、媒体人，为什么不用媒体去发声？
O：确实，写一篇批判性的文章、拍一张新闻照片不是更到位吗？但这些东西没有想象，而且有这太多的限制，当代艺术的意义是给你有想象空间的，有很多可能性。“俯卧撑”这个作品，围绕着它发生了多少事情？这些都是始料不及的。
我最近围绕着这个“水泥锥”事件，对部分网民的评论进行了搜集，想看看他们怎么理解当代艺术，怎么理解身体，怎么理解我的作品，太有意思了，引发各种各样的讨论。这是一篇文章和一张新闻照片所不具备的。更何况新闻或者一篇写实的评论都有时效性，艺术是没有时效性的。我们一般不会回过头来看若干年前的新闻报道或者照片，但是我们对于几百、上千年以前的艺术作品都会感兴趣。
其实当代艺术更多的是一种发问，是一种质疑，是一种启蒙，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没有这种力量。但是它通过这种唤醒，通过作品引发思考。意大利的策展人采访我时，问到怎么看待当代艺术对于社会改革的意义。我说，到底它对现实的改革有多大作用我不敢说，但它一定有作用，而且很多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地努力去做，它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这种作用。我现在做的这个作品能够在这个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