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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30 09: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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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人类学学科元研究再思考
——回王续琨教授文并大家商榷
严暄暄，何清湖
文章来源：首届中医文化人类学学术论坛论文集，正式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四期
摘
2018年首届中医人类学学术论坛收到王续琨教授《中医文化人类学学科元研究四题》一文，以学科学的专业视角对中医人类学学科进行回顾性分析，是学界首次清晰地讨论学科元问题。笔者受其启发，从学科内部出发，对其未尽之处略作补充，进一步探讨中医人类学学科元问题，如学科定位、学科概念和范畴、研究对象、与近缘学科的区分、学科研究方法与学科意义，试图籍此对中医人类学“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做初步界定和阐释。
一、
人类学与中医的学科交叉至少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自1985年起，马伯英撰写了数篇文章[1]向国内大力引介医学人类学，“旨在将国外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引入到中国医学的历史和现代研究中来”[2]，并尝试了把人类学应用到医史文化研究中[3-5]。宋知行在《从文化和文化人类学对中医学的观测》一文[6]从传统文化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初步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其现代化趋势，作出某些评价和预测。故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可曰“学科引介期”，但在此阶段的文著中并未见明确提出“中医（文化）人类学”的名称。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前十年乃“学科成形期”，一些学者对学科进行了讨论。张其成在《中医文化学体系的构建》(1999年)[7]中指出“中医文化学是医学人类学的一个分支”
。何其灵回顾十余年间中医文化研究，指出中医文化研究中有“对医学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和推广”[8]。赖立里与冯珠娣合著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与中医》(2001年)[9]文中指出“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也许更为有效的方式，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整理中医理论，以中医自己的语言将其精华传给全世界。……另外，人文科学……在西方国家有相当的影响力……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医……也有助于中医更加权威的走向世界。”
2011年至今是学科发展期。学者们对学科范围进行了拓展，最具代表性的是杨奕望把医学人类学和中医体质学相结合，构建中医体质人类学[12,13]。且杨奕望[14]对学科三十余年来从无到有，从对国外的人类学的引介到自身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分析，文章最后从中医文化人类学发展的环境以及拓展等方面对学科进行展望，这给学科领域的后续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方向性的信号。
2018年5月19日、20日，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召开了国内首届中医文化人类学学术论坛，集体展示了已有成果，讨论了学科概念、定位、外延内涵等学科元问题，明确提出“中医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主体性，具有学科发展的里程碑意义。会议幸获王续琨教授《中医文化人类学学科元研究四题》[15]一文（后简称《元研究》），以学科学的专业视角对中医人类学学科进行回顾性分析，是学界首次清晰地讨论学科元问题。笔者狗尾续貂，对其未尽之处略作补充。
二、中医人类学学科定位之探讨
对于学科定位，《元研究》指出，“医学科学（或称之为医疗科学、医药科学）层位最高”。笔者考虑，学科衍生导致的学科定位受学科体系自身逻辑的影响，也受到一些历史社会因素的影响，乃至于从不同角度看，学科定位亦可不同。
1.在人类学学科体系内的学科定位
由于人类学是一门西学，中医人类学作为其衍生的分支学科，不得不从大体上遵从西方的人类学学科体系惯例来划分，故笔者对中医人类学的定位为：文化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图示如下：
图1 中医人类学学科定位示意图
其中，人类学是层位最高的学科。人类学在国外视具体情况可归属于自然科学也可归属于社会科学，如在英国，同为医学人类学的权威大学，因课程内容侧重点不同，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在心理方面有优势，其颁发的医学人类学硕士学位是Master of
Science（MSc）（科学硕士），SOAS（亚非学院）在文化方面有优势，其颁发的医学人类学硕士学位是Master of
Art（MA）（艺术硕士）。而在国内，人类学被直接划入社会科学的范畴，可与哲学、史学、社会学等并列；但因历史原因，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几十年，人类学被批为“资本主义的学科”而被“革掉”，只能在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范畴里“蒙面而居”，只到7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自立门户，故至今仍有时能见到把人类学作为民族学或社会学的下级学科的现象。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四大分支（或者说四大领域）之一，其在美国称为文化人类学，在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可运用于人类各种具体的活动领域中，从而衍生不同的分支，医学人类学是其中一支。医学人类学最主要的是研究西医相关的对象，也可研究民族医学，从而可衍生出各国各地各民族的特定的医学人类学，如在中国（文化地理概念），即为中医人类学。
2、在医学学科体系内的学科定位
把医学作为层位最高的学科亦有其现实基础。在现实情况中，因中医人类学学科规模有限，目前罕见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独立的学位点，研究人员散在分布，主要是中医药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中医社科研究学者，且常见容身于中医医史文献院室或中医人文院室（如人文学院、传播学院、马列学院等）或校图书馆等机构。故，现实处境中，人们往往误把中医人类学归为中医医史文献学或中医文化学的下级学科（如图2所示）。而这两个学科都以医学为高层学科。
图2 中医人类学学科现实境地示意图
然而，这种现实处境是有其不合理之处的。王教授在与笔者的往来信函中指出：“我们感到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有些学者对中医文化学和中医文化人类学不做任何区分。这种倾向，在中医文化人类学的初创阶段，恐怕不利于它的分立发展。”
作为一个学科学专家，王教授此言颇为警醒。笔者亦认为，从学科发展角度，中医人类学须与中医医史文献、中医文化学等近缘学科明确区分，独立分离。
中医人类学和中医医史文献学、中医文化学应该是中医相关社科研究学科群中三个分立而并列的学科（如图3所示）。中医社科研究学科群是运用各种社会科学学科来研究中医，从而形成学科交叉的群落。而其中的各门学科都有其相对独立的学科内容或方法。虽然中医人类学与中医医史研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医史中的外史研究或“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都与人类学有一些重合，但中医史学是史学、医学史学的分支分科，以史学学科理论和方法为其根本，而中医人类学以人类学学科理论和方法为其根本。中医文化学也是一门新萌生的学科，其学科概念、研究内容和方法尚有待进一步明晰。笔者理解中的中医文化学是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中医文化的发生、发展、内涵、结构、特点、本质等。中医人类学与之有重合的研究内容，但更有自身特色的人类学学科理论基石和方法工具。这三个学科有明显差异，望随着学科发展，逐渐明晰独立。
图3 中医相关社科研究学科群示意图
三、中医人类学学科概念和范畴探讨
鉴于之前的文献中鲜有对中医人类学明确地界定学科概念的，笔者斗胆一试，与大家共商榷：中医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是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医的学科，以整体观和相对论为指导，以田野调查为特色学科方法，主要研究不同时空中的中医（包括中医药知识体系和医疗活动、中医相关人群、中医体制等中医文化各方面）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以比较不同时空下中医的不同形态与共同的本质，以获得对中医（乃至医学、人类文化）更本质的认识。关于中医人类学的学科概念，有几点尚需要明晰。
第一，中医人类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医人类学可包括中医体质人类学和中医文化人类学（即狭义的中医人类学），故中医人类学（狭义）与中医文化人类学不是同级的概念。然而，在学科惯例中，因人类学的四个分之中，文化人类学一支独大，大家习惯了说到人类学其实就是指文化人类学；类似的，医学文化人类学也通常简称为医学人类学；所以，中医文化人类学亦可简称为中医人类学。
第二，中医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故中医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可大可小。广义的中医，即中国（民族）医学，包括了狭义的中医和其他少数民族医学，故中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亦包括了中医和少数民族医学。而狭义的中医不包括少数民族医学，中医人类学的学科范畴亦随之缩小。
第三，中医文化人类学是“中医+文化人类学”还是“中医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是中医还是中医文化？这个问题还真不那么容易辨清楚。一般意义上而言，中医是指一门医学，中医文化是指中医的文化，两者不能完全等同。但笔者认为，在人类学的视域里，中医是作为一种民族医学文化来研究，两个概念有所重合，但不同于从一般意义上来讨论的中医和中医文化的概念，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医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实指。举例说明，当我们用人类学研究中医在海外的传播时，“跨文化传通中的中医（药）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在本研究中的概念外延要比国内通常意义上的中医（药）要宽泛：不论执业者是华裔或非华裔，亦不论是否遵照国内现行的‘正统的’中医（药）体系，一旦其自称为中医（药）业者，即纳入到本研究的视野中来。人类学没有评估其‘正统’与否的权利和义务，只关注其作为跨文化传通的主体及衍生的现象：若把海外中医看作中医在海外的‘镜像’，不论是平面镜或‘哈哈镜’，其成影都是本研究的对象。”[16]
四、 中医人类学研究对象探讨
《元研究》中表述人类学研究对象时所用关键词是“人和人群”，如“简而言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视域中的人和人群”、“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医学视域中的人和人群”、“中医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医文化视域中的人和人群”，笔者认为这种概括尚未全面揭示学科研究对象。
文化人类学是一个既宏观又微观的学科，因此，讨论中医人类学的学科研究对象，须得宏观和微观兼顾。一般认为文化人类学学科独立于19世纪末，其早期理论成可追溯至摩尔根、泰勒（人类学之父）的关于人类文化进化的相关著作（古典的文化进化论），这些著作都试图构架宏大的跨越时空的人类文化发展演变的“全图景”，也树立了学科研究的宏观样式；其后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发展了整体观，并夯实了其作为学科主要视角和方法的地位，宏观研究成为人类学特色。而同时，马林诺夫斯基树立的实地考察研究方法（田野研究）也成为学科的特色方法，而在这个方法中，对个体的考察是必然的，如个人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因而微观也成为人类学特色。从宏观看，中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时空中的中医和中医文化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其中包括了历史中的和当下现实中的中医及其文化，以及全球跨文化传播视域中的中医及其文化；而微观则可具体到中医相关的某人或某人群。故对于学科对象，笔者更倾向于表述为“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医及其文化”“不同时空下中医相关的人和人群的观念和行为体系，及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互动规律）”。
五、中医人类学与近缘学科的区分
《元研究》列举了一些早期文献[17][7]中把医学文化学与医学人类学混同，把中医文化学与中医人类学混同的现象，这对区分近缘学科大有裨益。探寻这些现象的渊源，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学界前辈接触人类学的知识来源有关。如前所述，人类学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内是蛰伏状态，其学者结构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断层，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人类学进入中医相关领域时，主要有两条路径：其一，由马伯英为代表的中医史学学者从国外重新引入文化人类学进行交叉衍生；其二，由引入国内的文化人类学学者或医学人类学学者渗透进中医领域，进行交叉衍生。这两条路径到后来都出现了问题。第一条路径，马老接触的引介的是80年代的西方人类学知识，且从其著作可看出，其接触的多是人类学经典理论，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接触较少，且自马老之后数年间，中医文史界鲜有直接从国外接触和引介人类学的，知识更新不及时，到新世纪初也只接触到一些人类学经典的译著。第二条路径，文化人类学者和医学人类学者很少有专攻中医领域的，随着新世纪两个学科日益成熟独立，更少有专家跑出自身领域来专门研究中医了，只偶见相关的硕士、博士论文。因此，对于中医人类学而言，知识的输入缺乏延续性，研究缺乏延续性，学科发展也一步两歇，不成规模。在人类学引入中医领域的前二十年，几乎看不到人类学专业背景的学者进行有延续性的中医人类学学术产出，而没有人类学背景的学者初进入学科时往往从学科的早期文献入手，因缺乏人类学的专业知识，只能引用已有文献，引用再引用，知识在自行发酵，但有的越引越跑偏。比如，“中医文化学是医学人类学（医学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它除了研究中医的文化特质外，主要探讨中医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探讨中医与中国人类行为、人类发展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7]
《元研究》以文献研究的方法从学科史和学科学的角度讨论了人类学与文化学、医学人类学与医学文化学的关系和各自的研究对象，试图由此来区分中医人类学与中医文化学。这个思路是可行的，但运用于中医人类学实际境况，尚有一些问题有待明晰。
第一，关于文化学和人类学出现的先后，学界向来有争论。《元研究》是从具有学科名称的文献早晚来分析，认为文化学早于人类学。然笔者认为，学科之“名”的早晚不足以用于区分两个学科，因为那些古旧的用了学科字眼的文献本身和现代的成熟的学科内容之“实”有距离。比如学界公认1501年德国哲学家亨德的著作《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是第一本出现“人类学”学科名称的书，且确实具有一些人类学学科的特点，但这本书中的“人类学”概念显然和现代成型的人类学学科概念不能等同。且学界另有观点认为，从学科内容来看，文化学是由于人类学对文化研究卓有成果从而分化独立出来的衍生学科，故而两学科实有“母子关系”。
第二，依照学科学理论，《元研究》认为“‘研究对象+学’是科学学科命名的基准模式”，“中医文化人类学与中医文化学在名称上相差“人类”两个字，两者的研究对象就有了相对区分。”然而笔者认为 “顾名思义”的模式对人类学和文化学不尽适用，易致对学科认识出现偏差。“人类学”的学科名字英文是Anthropology，是由两个词根组成，anthropos意思是人，logos意思是科学，anthropology的意思就是有关人类的科学。这仅仅只是词源学的解释，不能作为学科定义。从这种字面上看的话，那Anthropology可包括人类至今所有的知识文化，这作为学科定义无疑是大而不当的；而且，这个单词出现在16世纪初，而文化人类学学科独立是在19世纪末，用一个几世纪前的不能确切说明学科内容的单词词源涵义做学科定义难免失当。另一方面，这种学科命名模式应用于中医文化学也有歧义之嫌。“中医文化学”是“中医文化+学”还是“中医+文化学”？ 《元研究》在讨论中医文化学的学科定位时是认为其是文化学与中医药的交叉衍生学科，在讨论学科内容时又认为是研究中医文化之学，这有自相矛盾之虞。笔者认为，不能仅从学科名字来讨论学科内容，更倾向于认同中医文化学是文化学与中医药的交叉衍生学科，从而认为，其学科内容是从文化学角度来切入研究中医药（作为一种文化）。
《元研究》从学科学的角度提出：“一门科学学科得以确立，首要条件是拥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中医文化人类学是否拥有与其他学科有所差异的研究对象，是判断其能否自立发展的主要依据。”“中医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医文化视域中的人和人群，中医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医学领域中的一个文化子系统——中医文化。”笔者审思这个学科学理论运用于中医人类学具体的学科探讨，存在一些问题：中医史学是研究中医历史的，中医人类学如果也研究中医历史是否就不能成为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的，中医人类学如果也研究中医文化是否就不能成为独立学科？笔者认为，现代学科体系划分越来越精细，各学科之所以独立，必有其学科特色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从学科范式来区分学科或许更具实用性。史学有史学的范式，文化学有文化学的范式，人类学有人类学的范式。学科区分的关键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而是研究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差异。例如中医文化学和中医人类学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都是中医文化，但是学科切入的角度不同。从文化学角度切入，中医文化学研究是把中医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子系统来研究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及规律，其内涵、结构、特点、本质等，是对中医文化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学科构建。从人类学角度切入，一方面，中医文化人类学从宏观来说研究的是不同时空中的中医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这与中医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部分重合的，甚至可能出现一些阐释理论模型重合的情况，但不要求有文化学那样系统的学科构架，甚至从学科史来看，从一定意义来说，文化人类学是个“散漫的”不成系统的学科，只有“全图景”的学科目标，却没有达成此目标的宏大的研究计划，而是各研究者凭兴趣各做一块，成果汇聚成“全图景”；另一方面，相比之下，中医人类学相对地在微观研究中更有其成熟的方法优势；而微观方法服务于宏观目的。故而如王教授所言，“由于人类与文化不可分割，广义而言一切关涉人类的事物均属于文化的范畴，因而中医文化人类学与中医文化学必然存在着难分彼此的研究界面。两门学科既不应该合二而一，也不可能泾渭分明。中医文化人类学与中医文化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以文化为结合点，建立一种互通互补、互促互进的紧密联系。”
六、中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意义
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特色方法，田野调查法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马林诺夫斯基确立了较成熟的研究范式。此研究范式的确立，曾一度使得人类学者们自我标榜为科学主义的社科研究，流传下“最科学的人文学科，最人文的科学学科”之学科自誉。这种自信是有根据的，严谨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要求人类学者在严格训练后，能够“远离自我”，抛却自身文化所塑成的“文化眼镜”（往往是“有色眼镜”），客观中立，尽量深入当地人的生活，从内部来理解“他者”的社会和文化，从而真实地呈现“他者”的观念和行为及其社会文化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禀行的是一种“照相”的功能。让此文化的人群（自我）看到彼文化的人群（他者）的真实的文化图景。野心勃勃的人类学者甚至试图把这些局部的文化图景拼凑成一幅全人类的“全图景”，从而找出人类不同群体的共性和差异性，且进一步探索人类发展的规律。这也进一步确立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目的和意义。这种传统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类比于史学研究，好比是在考古、考据、“以史带论”。
然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了人类学界。人类学者们认识到无论是受过多么严格的训练的严谨的学者，仍无法真正地抛去其自身的“文化之眼”，其呈现的图景的真实性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其作品不是单纯的“照相”而是“摄影创作”，且不可避免地，最终的成果——田野志——实质上是人类学者本人的“写文化”作品，是一种创作。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类比于史学研究，好比是近年来时兴的“以论带史”的研究方式。
然而作为一门阐述性学科，其学科意义是需要重构的。新的共识是，对于“他者”的文化图景的呈现，实质上是人类学者作为桥梁对两个异文化群体所做的“文化翻译”。于是语言学界的“可翻译性/不可翻译性”相关理论（引申出文化“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理论）也曾被卷入人类学轰轰烈烈的学科反思大潮中。最终学界接受了人类学作为一门阐释性学科的本质。一方面，严谨的田野调查仍被遵从，这仍是学科不可动摇的基石，做过严谨的实地调查的人必然比没有亲见亲历的人们更有发言权，其“阐释”比“图书馆研究”更有事实依据。另一方面，“文化翻译”是一件具有全人类普世意义的工作，从大处说可促进异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以达成“美美与共”的理想，从小处说可促进本文化对异文化和自身的理解和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此外，中医人类学可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学科。2018年国家教育部提出,高等教育要发展“新文科”，如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中医人类学虽是文化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的衍生学科，但可在西方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开辟新的学术领域天空（就如汉学、女性人类学等学科的产生），既可以中医作为研究对象，亦可以中医作为学术视角，以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文化来研究中国特色的医学社会文化问题。秉承先辈费孝通、黄现璠等开创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本土化之路，中医人类学可为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做出积极贡献，成为医学文化研究的“中国范式”，文化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另一方面，医学人类学作为应用人类学已成共识，作为医学人类学的分支，中医人类学具有极宽广的应用价值。对于基层和现状的“接地气”的实证研究是人类学的长处，这可为中医和中国医学相关的具体（社会文化）问题具体分析提供一手依据，为政府决策提供学术支持。
（作者按：衷心感谢王教授敢为“靶子”的宽阔胸怀，笔者此文亦甘为“树靶”， 不成熟之处，望各位前辈与同道给予指导，尚有未尽之问题请同仁们进一步展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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