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研究发现，美国因“医疗安全不良事件”（Medical Error）死亡的人数仅次于心脏疾病和癌症，排名第三。文章所指的“医疗安全不良事件”所涉问题很多，包括：手术操作失误、药品种类或计量差错、沟通不畅、诊断错误、判断失误等。

　　与此类似，英国的《独立报》也有类似报道，英格兰的医院当中3.6%的死亡案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中国，喜欢形象化、具体化地感知类似问题，比如大家会自然而然地被某个在牙科享受医疗服务时夭折的孩子唤起同情心、同理心，乃至愤怒。中国人情感上不大容易接受概率之类的解释——只要不良事件有发生，当我遇到时，对我而言就是100%，总体概率干我何事？这正是媒体利用医疗、医院、医学上的单一事件拨动大众心绪，屡试不爽的技巧。尽管作为一门真正精妙的科学，孤证难成通则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

　　本质上，这项研究揭示的是：出差错的医疗服务不但不能救命，还会要命。

　　当使用医疗服务这个概念时，本来就隐含着一个重要前提——生病了，生命受到威胁了，而“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发生基础正是某一个正在威胁生命的疾病。当生命结束，评说功过，需要厘清“医疗服务”和医疗服务正在想办法对付的“疾病”二者中谁是“杀手”时，有一类叫“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医疗服务被推到了被告席。

　　因为尚未见到约翰·霍普斯基医学院发布“医疗服务恰当而无法避免死亡”的统计数据，我们还不能确认“恰当医疗服务”的作用究竟如何，也难以科学知晓“恰当”与“不当”医疗服务的正常分布状态。因此，美国CDC死亡数据统计部门的主管鲍勃·安德森就会喊冤，他认为“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因素所致的死亡没有那么骇人听闻，CDC的统计数据里，即便医疗安全不良事件不是主要死因，也会作为“潜在死因”在统计中出现。

　　但是，我们真正需要学习、钦佩的是，这则报道提供给医学界的不是结论而是开始。现代医学一直卑身自牧，一直知晓自身能力的缺陷。比如更早的时候，美国尸体解剖病理学统计临床诊断误诊率高达30%以上，病理医生因此而被称作医生的医生（doctor's doctor）。医学一直在自己找到错误，不断纠正错误，不断进步。

　　养生，面向的对象是人体生命，其最底层的科学知识其实来自医学科学。所以，本质上非常需要卑身自牧的精神，和不断纠正错误的勇气。就拿人们最熟悉的心血管疾病来说，不远的几年乃至十来年前，甚至医学界都认为高血压需要严苛控制血压指数，而近期协和医院的专家在介绍时明确提出“基于生存质量”的血压管理；关于心肌供血的主要大血管的狭窄、硬化、瘀阻，直至今日，临床大夫多会建议“疏通”“再造”供血“沟渠”，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林谦教授则以身边典型案例说明更广泛的微细血供的改善可以让心脏功能、生存质量得到提升，这是患者规范治疗、饮食控制、科学锻炼、精神调摄等综合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东方早报》2016-7-2

http://www.dfdaily.com/html/8755/2016/7/2/13600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