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H7N9”这个符号进入公众视野，我们上海或许对它更关注。短短半个月左右，“H7N9”的全民知晓度大大提高，多数人开始接受其存在，在淡淡的、弥散的担忧中继续着正常生活——虽然显示高致死性，感染的人数目前还不多。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严阵以待，理性应对“瘟疫”。

　　毫无疑问，“瘟疫”首先当从科学角度研究透彻，以增进防控的能力。不过，“瘟疫”发生所引发的诸多社会现象也需要理性应对。比如说，标有“板蓝根”字样的医药类产品脱销，可供家庭消毒之用的各种消毒液断货，难辨真伪的小额融资人游说人们投资开发“板蓝根”饮品……

　　在科学研究透“瘟疫”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等自然科学内容之前，我们只能束手无策吗？显然不是。遵循已被验证的科学原则，仍然能给公众提供有用的建议，比如注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锻炼身体增强健康素质、远离可能的致病源和危险因素等，似乎对任何一种传染性疾病都行之有效。但是，这些显然正确、有效的科学原则还难以让人安心，面对一种“未知”的、不确定的风险，我们习惯了实实在在做点什么才踏实。

　　做什么呢？察古知今，分析人类之前面对“瘟疫”时的反应，无外乎3个层面的内容：不管正确与否，需要一个“解释”；不管理性与否，自己要有所“行动”；不管有效与否，要看到全社会（周围人）有个“态度”。

　　所谓“解释”，如果正确的理解没能及时传播开来，各种稀奇古怪的“解释”就会冒出来，并很快影响人的应对方式，其中“谣言”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折射出大多数人需要一个“解释”的心态。比如清代嘉庆末年、道光初年暴发“瘟疫”，疫情凶险，“死者枕藉”、“须臾不救，有一家伤数口者”的惨状常有发生，而当时的医疗界对此病又认识不一，有“吊脚痧”、“搐筋症”、“翻症”、“蛄蛛瘟”等多种称呼，救治上也有多种偏方流行。于是，当时的民众“恐惧，讹言四起，千奇百怪，不可备述”，如“传言鸡生距，腹有物如蛇蚓，啄人影即疾，民间鸡杀殆尽。有不信亦无害”。“鸡翅生爪，如人指甲，啄人人即病。其鸡喉中有小蛇，又鸡卵中亦有小蛇，如红线蜿蜒，人不敢食。”其实，那次“瘟疫”基本可以定性为真性霍乱（一种表现为胃肠道症状为主的急性传染病），和鸡肚子里长了寄生虫、鸡翅膀畸形等等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人们需要一个“解释”，以便指导自己如何应对。

　　“瘟疫”的消息传来，并且获得了关于“瘟疫”的解释，自然不能等着“瘟疫”危害自己，于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有点举措，就好比“未病先防”地吃点什么保健药之类。清代道光初年发生的那场“瘟疫”中，人们同样也行动起来了，“居人皆茹素诵经，檀降诸香苏沪两地竞售缺。”吃素、焚香、念经，以致檀、降诸香在某些地区也脱销了。

　　“瘟疫”之所以让人恐惧，是因为控制它不是一个人行动就能搞定的事，需要大家都理性应对。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防控中世纪欧洲发生的“黑死病”（鼠疫）时，不合理的举措适得其反，如教会主导的防治体系视治愈为“忏悔”的效果，病死是“罪孽”的结果，救治重护理，外科等医疗技术被斥为“奇技淫巧”。客观而言，“瘟疫”肆虐传播一定程度是应对不当的结果，社会系统要一套理性应对的程序，比如中国古代会由政府出钱、给政策、出物（棺木），僧侣、社会慈善力量（也出钱）出力，救助被“瘟疫”危害的群体——乞丐等社会底层人士，置办棺木、掩埋尸体，设立隔离病患的专门场所（如南北朝时的“六疾馆”，唐代的“乞丐养病坊”），而英国则有“瘟疫”后自我隔离而留下美名的村落。

　　总之，“瘟疫”，哪怕是潜在的“瘟疫”，也都是考验人们理性程度、人文素养水平的危机，需要我们聪明一些的行为和站在群体立场思考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