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的道德暴力解读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用“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来指称用节烈观束缚、压迫女性的秉持某些社会道德观念的群体，他们没有具体的对应的人，他们的行为规范也没有具体的道理可讲。“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这一名称恰好可以概括道德暴力的特征：可摧残人致死；参与者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们是在残害他人，甚至认为自己在帮助他人改进或完善道德；在给受害者造成巨大的创伤之后，却又找不到道德暴力具体的施加者，也很难要求其负起一定的责任。

一、道德杀人

鲁迅塑造的祥林嫂被视为是在神权、夫权、族权的压迫下致死的旧中国妇女的代表。而这压迫的具体的作用机制，以往的研究中却基本没有涉及。祥林嫂之死可归因为“礼教杀人”，而杀人的手段正是道德暴力。鲁迅文本中的道德暴力的施加者正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关于祥林嫂之死，小说中借短工之口说出了死亡的原因是因为“穷死的”。而原本力气又大、人又勤劳能干的她完全具有自己谋生的能力。两次丧夫后的她依然有谋生计的职业——在鲁四老爷家帮佣，而她沦落为乞丐的直接原因是她不再能胜任女佣的工作，“不但眼睛凹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是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记了去淘米。”[①]而她精神变得如此糟糕的原因正是因为她生活的精神支柱坍塌了，她存在的价值仅仅是将她的痛苦供他人嘲笑、把玩，而甚至于“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②] 祥林嫂也试图用捐门槛的方式来赎罪，重新获得他人的接受与认同。在祥林嫂捐完门槛之后，她“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③]但她精神折磨的解脱并未持续多久，在发现自己依然因为不贞不洁不祥而没有准备祝福的资格后，“她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④]自此，祥林嫂彻底失去了精神的支撑，终日消沉于有罪且死后将被阎王锯开的恐惧中。在鲁镇的街头遇见“我”之后，仍怀有一丝生的希望的祥林嫂希望能从见识多的“我”的口中获得能消减她的恐惧与罪恶心理的可靠的话，而“我”支支吾吾的回答让她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于是殒命于祝福之夜。

道德暴力对人的压迫不会像直接暴力那样赤裸裸，而是用道德舆论等看似温柔的方式对受害者进行精神折磨，祥林嫂正是在这种“看不见的地狱”中郁郁而终。“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刻画的不只是祸国殃民的罪人，也包括祥林嫂这种被认为道德上有缺陷或有罪的人。

二、无主名的责任者

祥林嫂的摧残者没有具体的责任人，是向她蹙眉的鲁四老爷？是不让她参与准备祝福的鲁四太太？是告诉她将来进了阴司会被锯开的柳妈？还是鲁镇街头用又尖又冷的笑影迎接她的鲁镇人？既是他们，又似乎不是他们。他们每个人都用一丝丝的鄙夷孤立着祥林嫂，一步步地将祥林嫂推向死亡。

道德暴力之所以很难找到具体的直接责任者，是杀人团的杀人行为并不凶狠也不血淋淋，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一点点吞噬祥林嫂的精神。如再嫁后又丧夫的祥林嫂回到鲁镇后，“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⑤]镇上的人们看待祥林嫂的目光显然已戴上了有色眼镜。祥林嫂尽管可怜，但人们却觉得她不值得同情，因为她是伤风败俗的人。祥林嫂抗婚时一头撞上了香案角上，留下了一道伤疤，而那道伤疤在人们的嘲笑声中变成了“耻辱的记号”，与那伤痕相随的是人们的讪笑，“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⑥]

从柳妈的口中，人们看待祥林嫂的再嫁是“落了个大罪名”[⑦]。而柳妈给祥林嫂提供的赎罪的建议是，“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⑧]这建议暗示着道德上有罪的祥林嫂只有被千人踏万人跨，才有可能赎清罪孽。门槛作为人的替身，要承受着他人实实在在的踏与跨；而道德上有罪的人，也要承受着千万人语言、神色、态度上的践踏。千万人的道德践踏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既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也很难说千万人是在有意识地残害祥林嫂。

三、集体行为的无意识

柳妈作为扼杀祥林嫂生命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一员，她的不杀生的“善女人”的身份让她的形象愈发显得复杂、具有讽刺意味，也更凸显其残害祥林嫂的行为的无意识。我们不难透过柳妈而看到她所隶属的这个“杀人团”的思想特征——“无个性，就是他们的个性，无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无意识就是他们的意识，无目的就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是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的盲目维护者，就其本质而言，他们不同于封建统治者之维护这种思想和道德，他们在这种维护行动中并得不到实际的经济利益，所以他们的行动就其总体而言是无目的的，假若有其私利考虑，他们便必然落到获小利为大害的境地，而这个大害又是他们意识不到的内容；他们不同于封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只被传统习惯推动着，没有也不想为他们的行动找到更多的理论根据。他们的力量不来源于思想的质，而来源于存在的量。”[⑨]

正是在柳妈、鲁四老爷以及形象模糊的鲁镇人的集体无意识行为中，祥林嫂被打为另类，甚至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种集体道德暴力又通过祥林嫂自身对其的认同，产生了祥林嫂自己对自己的精神折磨，我们姑且可以名之为个体道德暴力。当个体的道德状况与其信奉的道德准则偏差过大时，个体会产生深深的自责、焦虑感，甚至会出现自残、自杀行为。祥林嫂正是在外界的嘲讽与自我的精神恐惧中亡命。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成功地制造了一起谋杀，而那磨刀霍霍的声音似乎今天仍不绝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