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有点长.......如我的思念。

    在我年少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李君。皮肤白皙，娃娃脸，一双媚眼儿。在八十年代她算是漂亮的。

    我们是在志愿者培训班里认识的，站操时站我边上，她总是耐不住寂寞悄悄和我说话。有一天正午，阳光毒辣，李君突然走出队列对老师说：你是个法西斯，我不干了！然后，她走出了队列，看着她大义凛然的背影目瞪口呆，像刘胡兰就义。再然后，志愿班追加她为开除。

    自她“就义”后，几乎每个礼拜天都会乘公交去找她，当然，我会提前给她写信告诉她。那时候家里都还没电话，通常是靠胡同口的公用电话找她，看电话的大妈腿脚不利落，在电话这头等个十分二十分是常事，没什么大事是不会打电话找她的，我性急。

     李君家住在琉璃厂一个大杂院里，每次去找她，我都会抬头看她家大院门上的草，有时很茂盛，有时很凋零。院子是比较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里面住了十好几口人家。生活在里面的人都是很敞亮的：“李君，你姐妹来咯。”在我们那会儿，人是没有隐私的，隐私是不好的词儿，相当于“勾当”。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把自己弄的很“大气”，恨不得连生儿育女这事都摆在明面上，以显示自己是没个什么可瞒人的正派人。

    我们称这种院子为“大杂院”，李君就是在这个环境下长起来的。她的生活里不得不装下小院内的街坊邻居，甚至整条胡同儿的。所以她比我懂礼数，有眼力见儿，嘴也甜。相比之下我从小是在教授楼里长大的，没什么人可以让我顾忌，更没有体会过在众目睽睽下的生活是什么感觉。李君有一次对我说：“清晨倒痰盂时，大家蹲成一排，聊着张家长李家短儿，胡同儿里的新闻是从公厕里发布的，然后传遍大街小巷。”李君有时也来找我玩儿，每次进我家厕所都会感叹：你真该尝尝冬天蹲茅坑时屁股的感觉，挨屁板儿时都不疼！

    我特盼着北京的秋天，那时她家院儿里的枣树结的大枣甭儿甜。夏季的时候，我俩一人拿着一个大蒲扇坐在大枣树下喝着冰镇的北冰洋汽水乘凉；冬天我很少来找她，枯枝败叶让杂乱的院子很萧条。李君说枣树的年纪比她妈都大，是她的老祖儿。我问：逢年过节，你给老祖儿磕头吗？李君就会搡我一下：小丫头片子，真没规矩。

    李君的家只有两间平房，住着父母和哥哥，外面加盖了一个小厨房，三面是玻璃。自从李君长大了，她哥就很少回家，多半时间住在厂子里。等她再大点的时候，她父母把里间让给她住，老两口住到了外间。她的房间小而拥挤，很像街边的小门脸儿，那儿那儿都塞着东西。屋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水果发酵与大宝的味道，窗台上晾晒着柿子和苹果或是几颗大白菜。我局促地坐在她的床上，腿紧紧地抵着一把椅子，她则骑在椅子上与我“触膝长谈”。那时候刚刚知道背景音乐的概念，她会在聊天之前问我：“想听萨克斯吗？”或“想听谁的歌？”第一次接触蓝调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她跪在床上去够架子上的双卡录音机：“蓝调懂吗？”她的录音机是那种可以自录的高档货，这是她物质生活中唯一比我强的地方。

    李君的妈妈特喜欢我，她认为我是个好孩子，起码比李君好很多。这个好与不好放到现在是无法做出定论的，因为她没到18岁就开始交朋友，而且很爱打扮。那个时候我们把谈恋爱称为“谈朋友”，顺理把男朋友称为“朋友”，不像现在要加个男字，或者直接进入“老公老婆”的主题。即便是结婚了讲究点儿的人对外说是彼此的爱人，接地气儿地直接说“我媳妇儿”“我们家那口子”“挨千刀的”或“老不死的”，所以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从爱人改口叫老公老婆是有一段过程的。

    自从认识了我这个好孩子以后，她和朋友约会都会以我的名义向她妈请假。幸好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撒出去的人还不如撒出去的鸽子有踪迹，很多事是由着自己说的，你说白就是白，你说花就是花，没人能揭穿呢，也无法揭穿。那个时候到底发生过什么或留存了多少秘密已是死无对证的现实了。我的父母就不怎么喜欢她了，总是提防着我与她交往的次数与密度，无奈之下我也找了一个“名义”，并给这个“名义”编织了很多的故事和情节，我想这辈子她都不会知道曾经“发生”在她身上的往事。现在想想“发生”在我身上的应该是怎样的故事呢？

    李君比我大2岁，她是爱我的。只要她兜里有点钱，就会留下车钱剩下的都给我买吃的，有时是糖葫芦爆米花，有时是话梅沙琪玛。后来她上班了，就带我下馆子，带我去菜市口吃蛋糕。她看着我吃的开心时就说：希望你永远别长大，就这样挺好。每次分手的时候，她都会陪我在车站等车，看着我上车后才离开。那个时候，我也是爱她的。

    李君是“风骚”的，她同时交了三个男朋友，但她只“爱”其中一个。幸亏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和微信，无法时时查岗。所以，她的恋爱谈的如风一般自由。有时，她约会的时候也会带上我，他们把我照顾的很好。她最爱的也把我当个小孩儿，高兴的时候还会勺我的脑袋——傻丫头，跟你姐学着点。有一次，他对李君说：这小丫头片子一看就是拧主儿，以后悬。这个男孩儿很喜欢李君，可他俩常常会吵架，一闹别扭这个男孩儿就会在胳膊上烫一个烟花儿，烫的多了，李君也就无所谓了。我悄悄问过他疼不疼，他说：没你姐气我疼。从那儿以后直到很久，一看见烫有烟花儿的人就会想起他以及他说过关于不疼的话。

    后来，李君在这三个男朋友中选了那个最不爱的人嫁了，那年她19岁。她的丈夫是香港人，比李君大10岁，个子很矮，远远看去像个行李箱。我很不喜欢这个港怂，傲慢而猥琐，丑陋而无礼。看着他和她订婚时我沮丧到了极点，爱我的人就让这么一个丑八怪带走了，带到海的那边，我去不了的地方。我问她：你不害怕吗？她笑着看着我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又不是上刑场。我说：烟花儿怎么办？你走了他还能活吗？她说：他会忘了我的，傻丫头。我说：你们之间的爱情呢？

李君说：“爱情是童话书里的，不是日子里的。”

   就是那年的春节前夕，她办好了一切手续要走了，走的前一天下午来找我，我们坐在房间里半天没说话。她依然给我带了很多好吃的，很多是我从没见过的，一看就知道是那个人带来的。她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我在香港的地址，你可以给我写信，必须写。”那个下午很难受，时间过的很快，天渐渐黑了，我陪她去车站，她拉着我的手说：给我写信，要不我会害怕。车来了，她上去了，我一个人站在站台上看着她模糊的影子，也许这是她最后一次乘坐27路汽车，也许这是她最后一次还在北京这片土地上。她挥着手，我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就这么站着，站了很久.......

   她走后的一年里我们常常通信，还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可那时候打香港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始终还是写信。她似乎过的很平稳，没什么让我担心的。再后来给她写了好多信都没有回信，试着打过她给电话也没打通。在她离开北京的一年后，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联系。又过了四年，鬼使神差地又去了她家的老院子，迟疑了一会儿还是进去了。她妈妈看见我时愣了半晌儿，忽然提高嗓门说：哎哟喂，我的二丫头啊，这么多年你跑哪儿去了，快进家坐。

   她妈妈告诉我李君已经离婚了，现在拿了英国籍，过两天就要回北京了。李君常在信里问有没有我的消息，我对阿姨说我家也搬家了，有了新的地址。临走的时候答应她妈妈在李君回来的那天我过来看她。

   我去的那天，院子大门上长出了嫩嫩的草，娇嫩的像个婴儿。院子中的那几棵枣树就像新媳妇儿似的透着春的羞涩。李君，那个五年没见面的好朋友在院子里正热火朝天地给街坊分礼物，突然觉得她像谁了，像我们那时候看的连续剧《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只不过她现在的模样和这个大杂院儿有些不符，愣。

    “哟，你姐们来看你了。”街坊喊了一嗓子。李君回过了头.......

    “你丫还活着呀！”

     说着，她带着一股浓浓的法国香水味儿的风冲我扑了过来，我还没看清她的脸却真实地感觉到她一脸的泪水。 “就一转脸儿的功夫，就找不见你了，你死哪儿去了？”

     那天我还见到了烟花儿，五年让他褪尽了男孩儿的特质拥有了男人的本质，我差点叫他叔叔！那晚我们去了昆仑饭店的旋转餐厅，就我们仨。

     李君变了......

     她离开中国的那天，我和烟花儿去机场送她，手里紧紧地握着她给我电话号码。烟花儿对我说：散了，都散了，也好，不惦记也就踏实了。

     自此，我们真的是失去了联系，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么爱她的同时而又不主动与她联系，任由她消失在我的世界里，不让她知道我的生活，我也不想知道她的日子。说来也奇怪，几十年里再也没有出现一个与她同名同姓的人，哪怕是泛泛之交也没有，李君成了我的唯一。

     今天写她是因为从年少到中年我时常会想起她，从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