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下由宽而严

彭广军

雍正殚精竭虑、辛辛苦苦在皇位上干了十三个年头，眼见快不行了，即单独召见儿子弘历面授机宜，当然免不了要谈到如何驾驭属下的话题。雍正强调，对待臣属最为要紧的是不要给他们好脸色，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是蜡烛坯，给他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水就泛滥……乾隆边听边点头诺诺，表示自己记住了皇阿玛教导。

雍正十三年（1735年），弘历拿到了皇权接力棒，即位当了皇帝，是为乾隆。年轻的乾隆帝秉承先皇御下真传：独揽大权。因为“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但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是见多了老爹的严苛，乾隆还是比较同情满朝文武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的模样，于是打定主意要人心换人心，对臣子们开始春风拂面、和风细雨、温情脉脉。这让刚刚从雍正手下受尽“压迫”的大小官员感激涕零，人前背后热泪盈眶发誓赌咒表决心说，一定要尽心尽力，不辜负新皇上关心爱护。

然好景不长，官员集团慵懒贪贿的劣根性渐次死灰复燃，并很快甚嚣尘上，为官不为，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混日子的现象十分普遍。自觉点的早晨到单位点个卯，脸皮厚的根本照面都不打成天见不到人影。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前朝雍正的高压政策，官员想腐败不敢腐败的风气亦悄然变向，并呈报复性反弹趋势。

乾隆六年左右，贪污腐败现象已经逐渐鼓脓，一批督抚级高官的贪腐行为接连浮出水面。

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奏报自己属下贪腐，即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取钱粮税款时，提高税率，平时则作威作福，纵容家人，宣淫部民”：主管山西教育的学政喀尔钦“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

乾隆接到报告后十分震怒，认为“朕自登基以来，信任各位臣工，体恤官员的辛苦，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情可谓优渥了。朕以为天下臣工，自然会感激奋勉，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污腐败以犯国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如此秽迹彰彰，赃私累累，实在是朕梦想之不到。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敢于狼藉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这事儿对乾隆御下理念打击颇大，他痛定思痛后总结原因说：主管官员见朕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以纵弛为得体。

除了官员队伍问题重重，社会风气亦每况愈下。各级官吏阳奉阴违，名义上是奉行乾隆“宽大为怀”的指导原则，以“人性化治理”为借口，工作中不作为渐成气候，该管不该管的事情一律懒得烦神，爱咋咋的，以致社会风气越来越不堪，治安形势不断恶化。比如雍正时期对私盐盘查很严，偷运私盐者一律以众罪论处。乾隆登基之初，觉得于心不忍，发布命令允许百姓贩卖少量食盐：“贫穷的老少男妇，背盐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追究。”

此令一出，百姓真得了实惠，但不久后就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批“奉旨背盐”的农民，通往盐场的道路常常为之堵塞。人们化整为零每人背着不到三十九斤九两的食盐冲关过卡，致使国家盐税大量流失。

乾隆认为，那么多奸民趁机钻空子，公然违背食盐专卖，无所畏惧。看来则奸顽之民，不容我行宽大之政也！

通过对自即位十几年统治经验的反思，乾隆意识到自己宽大政策失败了，官员们想方设法迎合讨好皇帝成了工作主旨，因为“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宽。真于事之应严者，严一二事，则诸臣相率而争趋于严。”

乾隆对官僚集团的印象分越来越低，他认定官员们行为的出发点大都是自私的。即“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于是他很想将官员们关进笼子，当然是关进皇权的笼子。

意识到这些后，乾隆在执政十三四年以后，领导风格为之一变，最为典型的是，由“宽严相济转变为以严酷为主”。说是矫枉过正也好，说是封建帝王固有的并行也罢，反正由一切“务从宽大”而变为严刑峻法，生杀予夺逞情而为，风格由是快速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