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的自辩状

彭广军

1936年11月23日凌晨2时许，李公朴、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七君子”同时被捕。

消息传开，舆论大哗。

上海市长王铁城出面发表声明：“李公朴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c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竟复由言论而见诸行动，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此后不但对“七君子”并严加看守，而且不准其与外界接触。但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很快波及全国，纷纷要求释放“七君子”。

1936年12月4日，李公朴等6人被解往苏州高等法院，羁押于看守所。12月30日，史良先生亦被押往苏州，关在司前街女看守所。“七君子”从被捕到被公诉于苏州高等法院，时间长达5个月，1937年2月3日，法院裁定再延长羁押两个月。当局利用这段时间搜集证据，罗织罪名，然“七君子”皆为饱学之士，沈钧儒先生身兼大律师、法学教授，精通律法，而且全国知名律师纷纷请缨要为“七君子”作辩护，故而所有的欲加之罪在他们面前常常是一触即溃，不堪一击。

控方给“七君子”设计的罪名是“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但起诉书均被告及辩护人逐条驳斥，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污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

法庭上短兵相接，唇枪舌剑，但在“七君子”和25名名律师面前，检察官、法官常常显得十分弱智，或理屈词穷，或张口结舌。尤其是沈钧儒先生，就像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法理课一样，手捻长须，慢言细语，娓娓道来，辩护词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说理充分，逻辑严密，几乎把法庭变成了“被审判者审讯审判者的审判台”。“七君子”严正宣布，所争的是“救国无罪”，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的自由。李公朴概括为：“拼七人的自由争取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自由。”

在七君子中，36岁的李公朴蓄着长长的美髯，不怒自威，侃侃而谈，词锋犀利，感染力极强，就连看守、押解的军警也常常被他共赴国难，团结御侮演讲所感动，听得声泪俱下，还与“七君子”一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令当局不得不经常更换看守人员。

在艰难的监狱生活中，七君子也不只有横眉冷对，有时候也会营造一种旖旎温馨的生活环境，将日子过得十分有趣。他们表示“六个人是一家人”（史良先生单独关押），“一大家子”住在高墙大院里俨然过起了庸常的日子。51岁的沈钧儒最年长，是“家长”，其他五人分别担任会计、文书、事务、卫生、监察，各守职司，严肃认真，有条不紊地过着“家庭生活”。李公朴担任“事务部主任”，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从管理“慰问品”到分配手纸，他都做得一丝不苟。他们制定了严格的作息表，按时工作，每天早晨做操、跑步、打太极拳。白天看书、临帖、翻译、写作，井井有条，从无例外。大家约定：“六个人是一个人”，有罪大家有罪，无罪大家无罪；羁押大家羁押，释放大家释放。可见皆已做好了长期坐牢，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七君子”被羁押8个多月，开庭审理了两次，首次是1937年6月11日，第二次是6月25日。检方欲将救国会往共产党方面联系，设法证明其纲领、主张皆被共产党利用。对此李公朴当堂答辩道：“我很奇怪，现在竟有人以为共产党说的话，别人就不能说了。共产党说抗日，难道我们就只能说不抗日吗？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只能说不统一吗？我们四万万人都要求抗日，只有汉奸除外。我相信审判者也是要求抗日的，如果说这是被共产党利用，审判者也是被共产党利用了吗？不管是谁，只要他坚决抗日，我就心甘情愿被他利用”。其间，沈钧儒插话说：难道共产党吃饭，我们就不吃饭了吗？引起哄堂大笑。

西安事变后，法庭又举证“七君子”事前曾给张学良打过电报，是“轨外行动”，是在暗中“勾结”。沈钧儒反驳道；我们给国民政府以及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等军事将领也打过电报，那不是同国民政府也“勾结”了吗？既然说是“勾结”，有“勾结”一方，当然还有“被勾结”一方。所以沈老郑重其事地指出：“必须传张学良到法庭作证”。法官满头大汗，旁听者却哈哈大笑，两旁法警也偷着乐。

硬的不行，蒋介石又授意杜月笙、叶楚伧、钱新之等出面“从中斡旋”，条件是只要七人写封悔过书，可即刻“到南京任事”，“赴庐山聆讯”或“给钱放洋出国”。七人共同答复是，没有过，用不着悔！

为了声s援“七君子”斗争，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在上海发表谈话后，除何香凝先生患病不能前往外，其他人随即带着行李赴苏州高等法院要求羁押。此后，许多人自发携带行李纷纷加入“救国入狱”运动“亲友团”，令法院措手不及，极其尴尬。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同意释放“政治犯”。

1937年7月31日下午5时20分，“七君子”携手同时走出看守所大门，重新开启了他们壮怀激烈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