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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读书笔记(二)——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感想

(2014-04-03 21: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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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苏秉琦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的几年写成的一本考古学入门读物。这是一本小书,很薄,也就130多页;这又是一本大书,囊括了苏秉琦先生一生的治学研究思想。这本书写得通俗易懂而又不失其思想深度与理论的高度,因此我认为这是任何考古学专业的从业者与热爱考古的同好们必读的书目。下面我将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与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这本书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苏秉琦先生首先讨论了仰韶文化的演变问题,并以此为例阐述了利用类型学进行考古研究的一些方法,并提出了“学读天书”的冀望。在第二部分,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成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六大区域,并以这一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认为六大区域同时发展、大体同步,中原地区并非中华文明唯一的发源地。这一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极大地扭转了长期以来人们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开始致力于建立完善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基本建立完毕,苏先生首创之功不可忽视。在第三部分,苏先生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三种模式、文明的三种类型、早期中国从古城镇到古国再到方国的发展过程,并最终将我国基本国情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读罢苏先生的这本小书,我对考古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有了很多领悟。如何建立完善年代序列?如何探索史前时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接触?我认为目前比较有效的方法还是苏先生的考古类型学。类型学是一门研究器物演变发展以进行器物的相对年断代的学问。它发端于国外,而苏秉琦先生采取了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从而使它焕发了新的生命。类型学又是一种繁琐的学问,因为它需要对陶器进行分型分式的工作,可能两件器物之间稍微有些差异便需要归为两式。类型学工作要求工作者有充分的耐心与认真的态度。于是不断有人质疑这种方法,认为它有“见物不见人”的弊端,违背了考古学最初的目标。可是质疑归质疑,有一个基本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任何考古学工作者若不能理清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任何后续研究都无法继续进行。而探索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的利器便是考古类型学。尽管当今科技考古方兴未艾,毕竟也只能起辅助作用,并且大多应用于绝对年代的确定。一旦转入相对断代领域,考古学就离不开类型学。再者,类型学对文化间交流的探索也是其他方法无可替代的。因此,任何考古工作者都应该坚持考古类型学的实践与完善。

苏秉琦先生在开篇就提出了“两个怪圈”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大一统”观念。长久以来人们认为黄河流域就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周边地区则落后于中原。这在现在看来是过时的观念,但在当年看来确是十分理直气壮的。在这种情况下,苏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与“满天星斗说”,是极具远见的。经过后来的考古实践,我们认识到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发达的玉器加工业,表明当时红山文化内部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工,有大批人专司玉器加工方能达到如此大的规模和如此高的水平;牛河梁的大型祭祀遗址:坛庙冢、女神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已有超越氏族一级的组织的存在,红山文化已经开始了迈向文明的进程,并且领先于当时的中原地区。而在国土的另一端,良渚文化则又让我们眼前一亮,大型的人造土丘遗迹以及其顶部的大型贵族墓葬,各种玉礼器和上面的神徽兽面纹,这一切都使我们相信或许良渚文化时期该地区已近出现了以巫觋为上层统治阶级、政教合一的早期国家组织。这些颠覆性的发现使我们意识到,不能再把眼光局限于中原地区,探索中华文明额起源必须立足全局。同时我们也许应该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最终是中原地区成为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翘楚?红山文化、良渚文化迅速地崛起,却又迅速地衰落,没有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给当今社会的发展又能提供哪些启示?这一切都有待于考古同仁们进一步更细致的研究了。

苏秉琦先生在书的最后谈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文明起源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过去谈到文明起源,就会将它具化为对文明要素的讨论,并试图列出一个文明要素的单子,拿着这个名单再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分类。现在看来这种贴标签的方法未免太过武断了。人类文明在起源的阶段必然会带有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新的要素,但我们不能把文明简单地和某些指标划上等号。人类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它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运动。因此我们不能划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界限,认为过了这一界限就是文明,而没有到这一界限就不是文明。在我看来,考古学要找寻的“文明起源”就是文明发展的过程,它如何从原始的氏族公社社会中脱胎而出,一步步慢慢地发展壮大。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能很难界定遗址某一阶段的社会性质,特别是处在过渡阶段的那些遗址,因为它们通常都带有很复杂的血统,既有旧的残余,又有新的萌芽。苏秉琦先生在书中明确了这一点,提出“上万年的文明起步”,这是把史前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全部当作文明发展的起步期了,而在这万余年里,史前人类的生产力日益提高、社会分工愈来愈多样,组织形式愈来愈复杂,最后逐渐突破了氏族社会这一限制,创造出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而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很难找出一个具体的考古学文化将它指认为中华文明的滥觞。

苏秉琦先生的这本书,简短精湛,却又耐人深思。这与现在某些“专著”洋洋几百万言却言之无物相比,实在是云泥之别。能够有这样有意义的“小书”,实在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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