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读书笔记（一）

最近连续看了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张光直先生的《考古人类学随笔》和路易斯宾福德的《追寻人类的过去》。

夏鼐先生的书和苏秉琦先生的书都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专门论著。张光直先生的书也有一部分谈到了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三本书看完后，我觉得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已逐逐渐深入。

一方面是这方面的材料越来越多。夏鼐先生写《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也只讨论了殷墟、二里岗和偃师二里头文化。而苏秉琦先生在写《文明新探》时，材料就丰富的多了，对一些新发现的遗址的了解也更加深入，比如对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在《新探》里就有很大的篇幅。

其次是对“文明起源”的认识也有了变化。一开始是“要素法”，就是看一个遗址有没有文字，有没有金属冶炼技术，有没有城市。这种找关键要素的方法，使人们对文明的认识过于狭隘了，把文明与文字、冶炼业、城市这三者划上了等号。由于有这样的认识，也使得人们不能对文明有一个更加高屋建瓴的认识。苏先生的《新探》则用类型学原理把中华文化分为六大区域，建立了区系类型理论。在这个角度上看，苏先生已经注重于文明演变的进程了，他从器物的演化着手，把各个大区内部的各个类型的演变发展，以及各个大区之间相互的影响进行了一番分析。这是建立在各个考古学文化的一些特征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的。而我即使是看苏先生的现成的结论，依然是不怎么能够明白，说到底，还是对各个考古学文化掌握的不够。张光直先生也在他的书里呼吁要从一个小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调查清楚，然后在去寻找一个普适的规律。这和苏秉琦先生的想法也就有些不谋而合了。而且他也认为，我们不要急着下些结论，因为新材料总是会不断地涌现，急着下结论，就可能与材料矛盾，这样还不如多等几年再看。有些事情，是宜迟不宜早的。

路易斯宾福德的那本书，主要讲他对考古学家解释考古材料的看法，而且是用他自己的例子来讲的。对具体的办法，我还有许多看得不是很明白。但是觉得路易斯宾福德潜心于民族学研究，和爱斯基摩人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以观察他们的生活，这种热情和勇气是我十分敬佩的。另外，他的研究促使我们去思考我们解释考古材料的方法。我感觉，我们许多人还是有意无意地用现代人的思维来揣测过去，这其中必定是有偏差的，可能还会很大。宾福德教授的研究，也许并不能代表史前人类的生活方式，对于材料的解释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但无疑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