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又名《道德经》，作为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巨著之一，几千年来一直是学者们考证的热点。总体来说，学界讨论的问题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老子》的作者是不是老子？《老子》的成书年代是在什么时候？

关于《老子》的作者，许多人有着不同的见解。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语言而去。”司马迁显然认为老子本人就是《老子》的作者了。近人胡适也赞同司马迁的这种看法，称赞老子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哲学家”。而冯友兰先生认为，《老子》应是战国时人所作。又有其他学者认为《老子》并不是个人的作品，而是由稷下学者集体创作而成的。笔者认为，探究《老子》作者为谁，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明确它的成书年代。这样我们才能明白《老子》究竟是何时代人们的思想。

关于《老子》的成书年代，学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大体概括，有以下两种观点：（1）《老子》成书于春秋时期，时期略早于孔子；（2）《老子》成书于战国时期甚至更晚到秦汉之际，为后人托老子之名而作。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老子》要有一个总体的了解。现在的《老子》大概有四个版本，分别为魏晋时期的王弼本、汉文帝时期的“河上公”版本、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简本《老子》甲乙本。

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学者提出了以下几条理由：

（1）“道”的概念的演变。“道”这个概念，在《论语》中有多处提及。比如“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又如“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此时“道”这个概念，内涵还是比较简单的，是道德，正义的意思。可是到了《老子》中，“道”概念明显是变得复杂且抽象了，内涵也是极大地被丰富了。因此，如果老子在孔子时写成《老子》并赋予“道”如此深刻的含义，那么孔子怎么会又把它简单化了呢？

（2）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之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于《论语》。二则《老子》之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之后。三则《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期之作品。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都是不充分的。首先，“道”的概念的演变，就能确定两部书的先后年代？《老子》中提出“道”这个概念时，有这样的解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句话说明，这里老子赋予“道”一种全新的内涵，与之前的“道”全然不同，因此孔子之“道”与老子之“道”没有必然的联系。用“道”的内涵不同来讨论《老子》的成书年代，是不适合的。其次针对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其实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孔子弟子编撰《论语》，难道之前就必无私人撰著？《论语》为问答体，则《论语》之前之著述必非问答体？这未免有武断之弊。另外还有一条理由我将在下文指出。

所以，笔者认为《老子》成书与春秋晚期。理由如下：

（1）《老子》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20、30年代兴起，但在建国后取得了突破。主要的成就是郭店楚墓简本《老子》的出土，使得之前的秦汉说、战国中后期说不攻自破。楚墓的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4世纪至3世纪，即战国中后期。出土的三组竹简都是明显的“摘抄”本，考虑到当时书籍的传播速度，那么《老子》的成书时间至少还得往前推一二百年。也就是说最晚在春秋末期时《老子》便已成书。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直接否定了前人的“战国中后期说”、“秦汉说”。冯友兰先生所处时代简本《老子》尚未发现，所以才提出这样的观点。窃以为若冯先生知晓简本《老子》的存在，必然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

（2）其次，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老子》的用词多用“邦”而不用“国”字。一方面，这说明它的摘抄年代是在汉高祖刘邦之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春秋时期的文化特色。“邦”指的是西周时分封的诸侯国。而“国”则是周人集中居住的城池，也就是“邦”的都城。春秋时期人们一般多使用“邦”字，而较少使用“国”字。到了战国时期，封建国家的产生使得“国”字更多地被使用。这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上体现的很明显。如《论语》中有二十多处使用“邦”字，而只有较少几处使用“国”字，而战国的《孟子》则只有一处”邦“字。由此看来，《老子》就是春秋晚期的作品。

综上所述，《老子》成书于春秋晚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