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的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以清末民初的天津卫为叙事的地域文化背景，用36篇各自独立的小小说状写了天津卫在那个独特时段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部分生活样貌。小说里没有史诗性的描写，所写的都是一些具有传奇特色的小人物小事件，立体描画了一批市井奇人的奇崛之处，建构了天津卫特定历史时空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俗世奇人》中借助地域文化的传奇叙事，塑造富有血肉又个性鲜活的手艺人形象，从地域入手实现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思考。

“天津卫不是凡界。”冯骥才的这句话道出了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不是凡界，既包括地理位置的独特，也包括文化精神的奇崛。翻检中国历史版图，天津处于地处太平洋西岸环渤海湾边，位于海河下游，地跨海河两岸，境内有海河、永定新河、潮白新河等穿流入海。距离京师120公里，是海上通往京师的咽喉要道。天津自古以来就是京师门户，畿辅重镇。天津又是连接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其地理区位具显著优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870 年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任职20余年间极力兴办洋务运动，通过创办天津机械局及开创近代矿业、交通、邮电事业，使天津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中心，天津的近代化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近代随着天津的开埠，租界林立，外商逐渐进入天津并纷纷设立洋行，天津的商业体现出半殖民地的特点。同时，天津的中西文化融合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天津的黄金岁月就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清末民初的天津处在一个新旧交替、华洋杂处的文明/文化转型期，其文化形态就分外浓烈，地域特点异常突兀与鲜明。

地域文化，是某一地域的精神和生活在文化上的反映，一个地域的文化气质是独有的，任何一个作家及其笔下的艺术形象都会受到一个地域的文化熏陶。此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天津独特的民风民情，独特的民风民情又造就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气质，独特的地域文化气质又创造了不少天津传奇。天津在近代的命运可以说是当时整旧中国命运的缩影。冯骥才将写作的视野定格在描写清末民初的市井民间的各色人物，并在这些人物身上注入特定的文化况味，写出了一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天津地域文化性格。

冯骥才在《俗世奇人》序言中交代了天津的独特地理位置及城市精神品格：“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然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习强悍。近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难，无不首其冲，因生出各种怪异人物，既在显耀上层，更在市井民间。”天津卫真实而独特的地理、精神空间，是《俗世奇人》小说创作的特定空间。“在叙事文本中书写出某一类足以成为人物本质特征之表征的特定空间，从而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像观看空间艺术那样具体而鲜活的印象，进而收到一种特别清晰而强烈的效果。”这个具有的浓厚而鲜明地域色彩的天津特定空间，与《俗世奇人》中的小说情节的展开及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刷子李》开篇就说：“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呆着。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它地地道道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不管是做正当买卖的，还是经营非法营生的，都有自己的一套生存行规。天津这块地崇尚强者、膜拜能人。只要绝活在手，自然备受艳羡，浑有“一招鲜，吃遍天”的架势。“不强活不成，一强就生出各样空前绝后的人物”，所以在天津的各行各业都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刻砖刘、泥人张、风筝魏、机器王、刷子李的故事流传至今，就在于这些能人都有“奇招”。“奇人”奇在有过硬的本事，奇在有不同寻常的个性，奇在与众不同的行事方式。像刷子李“专干粉刷一行，别的不干”。即使那些鸡鸣狗盗之辈，他们在技艺上也是精益求精。即使没有过硬的本事，一张好嘴也一样能走遍天下。《好嘴杨巴》杨巴没有“硬碰硬”的手上功夫，全凭一张好嘴。天津码头、商埠众多，有着发达的商业文化，机警灵活也是顺世应变而造就的一种能力。如果像《蓝眼》中的蓝眼、《黄金指》中的黄金指，一旦现了眼，即刻就会在天津消失无踪。如果说刷子李、泥人张的不卑不亢是手艺人的孤傲本性，那么杨巴的务实投机则是小市民的性格使然，没有绝技在身，在天津卫混不下去。靠绝活与本事吃饭，这也是他们立足天津卫的底气。

天津是五洋杂陈之地，也是藏龙卧虎之地，《一阵风》讲述的就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故事。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青云楼主》戏剧性的结局是对盲目崇洋媚外之人的讽刺。天津这些身怀绝技的奇人、能人、怪人之所奇、能、怪处，是天津卫地域文化的魅力所养成的，对读者所产生的阅读诱惑是可想而知的。这些活跃于社会底层的奇人是天津卫不可缺少的鲜活力量，骨子里刻有强烈的天津卫地域性文化品格，他们“共同展示着天津地域文化塑造出来的‘集体性格’，使读者读来能分明地感觉到他们只能来自于九河下梢的天津卫码头，而不可能出自其他地方。”《俗世奇人》充分体现了天津卫地域文化社会生活的真实风貌。

洪子诚论说冯骥才的创作：“1984 年在中篇小说《神鞭》的‘附记’中，他宣布要‘另辟一条新路走走’，这就是写清末民初天津的‘闲杂人和希奇事’，并写出‘地道的天津味’，因此，批评家称这些小说为‘津味小说’。”[4]328《俗世奇人》是冯骥才津味小说的一部代表性作品。作家对天津这一地方独特的空间、民俗、语言等进行“地方性知识”的书写方式，为散落在民间的三教九流的小人物单独立传。这些民间的奇人、能人，各有绝活与个性，把他们放在一起，整部小说同时又具有一种群体性、地域性特色。我们一直说“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这种地域性写作最终超越了地域特色，具有了全人类的共性特质。

为与小说内容所及的奇人奇事相适应，《俗世奇人》借鉴了天津的说书艺术，更多采用传奇和笔记体小说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形成一种生动的审美艺术特征。所谓传奇，从语意上理解即是指对奇闻异事的记录与叙述，而就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来看，其要旨之一则是以生动的情节来讲述动人的故事。传奇最关键的在一“奇”字。汉代文论家王充有一段话论及“传奇”：“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他这一段话是反对当时流行的文采华丽的辞赋，但也从另一方面阐述了人们的接受心理是趋于奇异人物和新巧故事的。清代李渔论述“传奇”则有这样一段文字：“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冯骥才深得中国文学创作的精髓，《俗世奇人》采用类似六朝的志人小说方式，用短小的篇幅描写奇才怪人的“畸行隽语”，创造了天津。冯骥才以其独具特色的“奇人”、奇巧的情节、独特的艺术视角与津味醇厚的语言而享誉文坛，这点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共识。洪子诚如此评价冯骥才的创作：“冯骥才在写作这些‘怪世奇谈’的小说时，会考虑加强娱乐性的传奇因素，但又并非要创作单纯的‘通俗小说’。”这段评论就道出了冯骥才在塑造人物时对“无奇不传”的传奇叙事手法的吸收和应用。

传奇叙事，首先体现在故事、人物本身的传奇性。这也是冯骥才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冯骥才的小说创作不是以宏大的情节取胜，而真正是要选取那些生活中的平凡且细小的生活场景，并组织成小说的情节结构，进而揭示深刻的主题。《刷子李》中的刷子李，“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别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泥人张》中的泥人张，“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一瞧，台下的嘛样，他捏的嘛样”。白描似的寥寥几笔就使人物具有的传奇色彩。《大回》中对大回的外貌描写，就很奇特：手大脚大嘴大耳朵大。这样的外貌描写像说书艺人的开场白一样迅速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大回奇人之奇不仅奇在他的相貌，更奇的是他的钓鱼技术。他将红虫子放在嘴里，用的时候再取出来。这样的细节描写突出了大回钓鱼的传奇性。捉王八是大回的绝活，而将拴了三根红绳的象征着吉祥的鲤鱼钓上来更是大回不一般的能耐。在抒写大回钓鱼的神奇之处时，作家的描写不乏夸张与想象的成分，虚虚实实，令人目眩神迷，大回钓鱼就具有了传奇色彩。《黄莲圣母》由民间耳熟能详的红灯照传说，用大显神威的黄莲圣母传说串联起“反清复明”的历史故事。民间与庙堂对立所产生的狂欢气氛，大历史和小历史交相辉映的丰富想像力，不仅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和浪漫幻想，也让他们感受到历史的恢宏与震撼。冯骥才的这种传奇叙事，增添小说的阅读趣味。

传奇叙事，除了所写故事、人物本身的传奇性，还在于小说叙事情节的陡转。小说在一波三折之后，却每每来一个情节陡转、出人意料的结尾。这种连环套似的“翻三番”的情节设置，既体现了作者的机智与老辣，也更增添了小说的传奇色彩。传奇写作手法更能调动读者在感受和想象中的积极主动性，人物事件的“后味”更强。《大回》中外号“鱼绝后”的大回是钓鱼奇人，但最终“能人都死在能耐上”，被一辆拉鱼的马车轧成了一张纸片，“鱼绝后”最终叫“鱼”把他“绝后”了。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好嘴杨巴》的杨巴，在李鸿章大人的大怒之下，那些官员随从摸不着头脑一个个低头顺目不知所措的时候，杨巴看出问题的症结，随即伶牙俐齿化解了自己的危机，也给李鸿章台阶下：“中堂大人息怒！小人不知道中堂大人不爱吃压碎的芝麻粒，惹恼了大人。”“大人不记小人过，饶了小人这次，今后一定痛改前非！”因为这个化险为夷的事件，杨巴才被人们称为“奇人”，“杨巴茶汤”才得以流芳。《背头杨》字面是写清末明初杨姓女子紧跟时代步伐剪发留背头，但随后却遭遇到种种尴尬，“不知是她把事情扰乱，还是事情把她扰乱”，一赌气又蓄起了长发，“好似天底下的麻烦全没了”。看似小小的剪发又最终留发事件，小说能指的背后含有更深刻的寓意所指，其深层所指却不限于女性解放的范畴。从小说开头交代故事发生在“光绪庚子后”就能看出来，冯骥才其实是在表达处于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人们往往在鼎新与革故之际所受到社会惯性的阻挠和压制。小说因此超越了特定社会环境、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地域、超越了阶级，完成了对特定人物故事所代表的人类永恒主题的探索，即对人性的探索。

在小说结尾处的点睛体现了作家强烈的精英主体意识的介入，以个人化的视角与立场处理小说题材和主题，又使得冯骥才的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诗性特征。诗性是小说叙事所带有的强烈的主观性与抒情性。冯骥才在建构这些奇特的故事情节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通过他的故事让读者明白一些生活中真实的道理。《俗世奇人》里的一些短篇的结尾处又往往有神来的点睛之笔，让人惊叹叫绝。《大回》的结尾处“能人都死在能耐上”，这一句谶语是针对拥有“鱼绝后”这个绰号的大回的，也是针对全社会、全人类的。作品因此更耐人回味更具隽永性。《苏七块》中苏大夫立下的规矩永远不能改变，必须有七块银元。不谙内情的人会以为苏大夫心性残忍，实际上苏大夫在用这种看似极端的方式表明，自己凭一技之长自立于天地间，对规矩的坚守实际上是对自己生存意义和个性价值的认可。这种精英主体意识的介入还体现在冯骥才对侠义文化的思考，他在《紧急呼救·民间文化拨打 120》的序言中表达了他的忧虑：“消失与泯灭得最快的就是民间文化。因为民间文化本来就是自生自灭的。当我们还在讨论会上论证此中孰是孰非，何去何从，求得高深的理论见识时，我们先人创造的活生生的、灿烂的、不可再生的民间文化正在田野中和山洼里大批大批地死亡。死得无声无息，一切如烟消云散。”侠义精神的可贵就在于他能够在乱世中替天行道。当平民百姓不能享有安居乐业的生活时，侠客就锄奸平暴，为处于社会弱势群体危难之中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在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农民的传统中,充斥了大量的江湖意气。”江湖意气不仅传承在农民传统中，也积淀在中华儿女的血液里，侠义、互助则像粘合剂，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紧密而温馨。《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中李金鏊重“情义”重于金钱，算是一代侠客。李金鏊作为侠客出于道义，对杨月楼的帮助没有任何功利目的，这样的帮助更令人感动。冯骥才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对侠客侠义行为的赞扬与呼唤。

冯骥才曾提及《俗世奇人》的创作背景，认为现在是一个“民族容易失忆的时代”，《俗世奇人》的创作目的是“从人的集体性格去记录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的精神”。小说中的一些传奇故事虽然取材于民间传说，但又是市井生活实录，那些民间传说经过作家的甄选剪裁，它是作家的再创作，蕴含着作家思想情感的表现。作家将社会转型期的文明/文化的形态记录在案，也蕴含着作家自己的感时伤世情怀。“我又一次心怀危机地感到，我笔下的天津人的集体性格如今正在渐渐弱化。这是现代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化对人类的历史人文多元形态的破坏，是由表及里的。先泯灭城市的历史面貌，再冲散民俗文化，最后则是瓦解了地域人的集体性格。”[8]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天津的地域文化正在走向衰落，冯骥才创作的《俗世奇人》其实是对天津地域文化在进行记录和抢救。在《冯五爷》中，主人公也姓“冯”，这个小说主人公“冯五爷”的“冯”也是作家冯骥才本人的“冯”。这个把“《二十四史》背得滚瓜烂熟”的“冯五爷”，居然“拿端盘子炒菜的没辙”，楞让胖厨子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把肉偷走了，他陷入了迷茫，不知道是“念书的人能耐还是不念书的人能耐”。如果把小说主人公“冯五爷”视为作者的“第二自我”即“隐含作者”的话，“冯五爷”的迷茫也道出了冯骥才在对天津城市的一系列抢救与保护的行动中的无奈。冯五爷最后的心境也是冯骥才本人心力交瘁、精疲力竭却又无奈而悲哀的心境，小说折射出的是社会精英主体在残酷社会现实面前的无力感。

《俗世奇人》是冯骥才对天津这一地方独特的空间、民俗、语言等进行“地方性知识”的书写，为散落在民间的三教九流的奇特小人物单独立传。这些民间的奇人、能人，各有绝活与个性，把他们放在一起，整部小说同时又具有一种群体性、地域性特色。我们一直说“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这种地域性写作最终超越了地域特色，具有了全人类的共性特质。

作者系《郑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