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始祖子贡的从商之因、行商之道和为商之德》写出已五个来月，近日被收入《问津书院儒商文化高端对话论文集》。本人虽不才，但近几年有关子贡的著述屡屡被鸿儒名士引用或窃用。这是本文迟迟才在博客中贴出的原因。望有心转载、引用本文者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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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商始祖子贡的从商之因、行商之道和为商之德

                              马金章

商之行始于谁，说法不一，儒之名则始于孔子，那么，把商和儒完美结合起来的人，无疑则始于孔子的高足弟子端木子贡。两千多年来，子贡一直被儒商尊崇为始祖，一直被民间敬祀为财神。流水有源，文化有根。本文就子贡从商之因、行商之道及为商之德进行探讨，旨在从其深远影响中吸取儒商思想精华。

                      从商之因

    子贡（前520～前456），姓端木，名赐，字子贡。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外交活动家、政治家，还“不受命”，做跨国生意，成为中华儒商始祖。其从商原因主要有四：

    其一，得益于故乡经商风尚的深刻影响。《浚县志·大事记》记载：“五帝末期，部落间商品交换活动具一定规模。《尸子》载，‘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顿丘在今浚县屯子镇一带，曾是历史上繁华的商业城邑。《诗经·卫风·氓》这样吟唱：“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我们可以从诗中男子借口买丝、涉淇水、会情人、谈婚事的风俗画卷中，感受当时经商风气的浓烈。司马贞《索隐》引《尚书大传》云：舜“贩于顿丘，就时负夏。”舜根据季节不同，价格差异，在各地奔走贩卖，获取经济利益。《帝王世纪》云：“帝有虞氏……始迁于负夏，贩于顿丘，债于传虚。”顿丘一带物价较贵，舜就从物价便宜的传虚买货物在顿丘贩卖。卫国黎地还是商纣都城朝歌京畿之地。商族人善于经商，商王朝之所以称“商”也是源于其商业传统。因此，卫国作为朝歌故地，有着大量具有经商传统的商朝遗民。所以，春秋时期，卫国物丰民富，经商成为世风，手工业尤其兴盛。卫国君卫懿公享乐成性，以养鹤为娱，引起国人怨恨。鲁闵公二年（前661）冬十二月，狄人伐卫，终至灭国。后在齐国扶持下，卫国励精图治，依赖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优势，积极推行“通商惠工” 、“轻徭薄赋”政策复国，仅二十年光景，卫国就复兴富庶起来。这也是孔子后来周游列国首选卫国的原因之一。

    其二，拜孔子为师，深得孔子学说真谛和儒家思想精髓。《端木氏宗谱》载：子贡“十八岁戊戌，周定王十七年、鲁定公七年，游于鲁，闻孔子在阙里，心窃敬仰之，遂执贄往见，既已受业。”孔门求学，子贡对老师孔子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论衡·讲瑞》载：“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后，然乃知之。”这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孔子是位知识宏博，道德高迈的伟人；二是子贡是个自省慎独意识很强，聪明好学，善于求索的学生。严师高徒的长期互动、六艺教学的耳鬓厮磨，使子贡在孔门弟子中脱颖而出就是必然的了。《论语》中，子贡问政、问仁、问友、问君子、问文子、问贫富……有不少经典性的论语，是其向孔子求教或求证时产生的。《论语》涉及子贡38章，居众弟子之首，并且有9章是子贡独立言论。学无止境，子贡感叹：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子贡领悟：老师讲授的礼、乐、诗、书知识，依靠耳闻是能够学到的；老师讲授的人性和天道的理论，仅靠耳闻是不能学到的。子贡这段话，被认为“数语阐大圣千古学术之宗”（嘉庆四年《端木氏家谱序》）。子贡经商，受到了孔子的支持和鼓励，《论语·子罕》中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美玉在手，是珍藏还是卖掉？孔子爽口回答，卖掉，卖掉！我这身价还等待识货的人买呢。口吻随意而庄重、浅显而深邃、平淡而温和，还有什么嘉许溢美之词比此更激励人心呢？子贡悟道，老师的话语中道出了经商理念：奇货可据，待价而沽。

其三，社会变革，为其提供了历史机遇。春秋时代，是我国古代生产力发展的突变阶段，铁制工具的使用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金属货币的使用带来了商业发展。《国语·周语下》：“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郑众注：“钱始盖一品也，周景王铸大钱，而有二品。”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即子贡出生的前四年，一般认为，景王之举是中国古代金属铸币的开始。货币的出现，激活了交易市场，促进了商业发展。这时，周朝的工商食官体制也开始瓦解，自由贸易异常活跃。子贡作为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交集的人物，捷足登上历史快车，投身商场，大展身手，成为中华儒商始祖。
    其四，阅历丰富，有了解市场行情的得天独厚条件。子贡是“能言善辩”的天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由于子贡具有能言善辩的先天素质，再加上孔子对他的培养，使他很快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取得了一个个彪炳史册的外交胜利。公元前483年，齐国的田常作乱于齐，想出兵伐鲁，子贡为免除孔子怀国之忧，自告奋勇出使齐、鲁、吴、越、晋等国，结果吴军在攻晋中大败，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乘势出兵灭了吴国，灭吴三年后称霸东方。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变：“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这一纵横捭阖的外交谋略……游说艺术，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是当之无愧的纵横家的先驱，战国策士的楷模。”（房立中《鬼谷子全书·中编》）子贡出使诸国和随从孔子周游列国的同时，市场行情也被他了解得一清二楚。《周礼·地官·司市》又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在诸侯国之间经商官府掌控十分严格的情况下，子贡凭借强盛的人脉关系、畅达的商业信息、雄厚的运营资金，游刃有余地大做跨国生意，迅速赢得“人谓术善学明”（《论衡·命禄》）之誉。

行商之道

《论衡·知实》云：“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 。”司马迁这位惜墨如金的大史学家，他在《史记》中，记载亚圣孟子仅用了215个字，而记载子贡近5000个字，可见子贡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和作影响。可以说“司马迁是最早较完整研究子贡之人。”（孟世凯《子贡研究的意义》到了今天，当更多的人的目光投向子贡这位民间财神的时候，却普遍感到历史典籍对子贡经商经历、经商秘诀提供的资料匮乏。的确如此，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直接记载子贡经商95字。加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涉及子贡经商的两处文字，3处共有124字。但这寥寥数语，却透露了大量子贡经商信息。

“赐不受命”，敢为人先《论语·先进》云：“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赐不受命有两种含义：一是子贡背离了“学而优则仕”这条正统的路。二是子贡经商，没有官府“策命”，就是“不用官府之资，不受官府之命，而自出钱财自做生意的意思。”（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子贡》）子贡是开天辟地第一个“不受命”的自由商人。

经商行程中，“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驷是四匹马拉的车。先秦之前，什么身份地位坐几匹马拉的车有礼制要求，天子六驾，卿相四驾，大夫三驾，士二驾，庶人一驾。子贡以卿相身份坐着华丽马车，赶着成群结队的马匹，拉着贵重的丝绢麻帛广惠诸侯，国君也与其行使平等的礼节。

  信息畅达，“亿则屡中” “亿则屡中”是孔子对子贡经商的中肯赞誉。亿则屡中是古今中外商贸业界人士追求的最高境界。子贡享有此境界，探究个中奥秘，信息畅达是其主要原因。子贡所处的时代，没有电话、没有英特网，但子贡当时却布设了切实管用的商业信息网络。

《端木氏宗谱》沿袭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长相鲁卫”的说法：“又常历仕鲁卫齐楚等国，或居大夫之位，或列卿相之班。”我们从《左传》、《孔子家语》、《韩诗外传》、《论衡》等典籍中，看到子贡不仅伴随孔子周游列国，还出使齐、晋、吴、越等国。孔子师徒困厄于陈蔡，“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记·孔子世家》）楚昭王甚至打算把700里土地封给孔子，令尹子西极力干预作罢。各国诸侯大臣一时都仰慕子贡的外交才干。当时，鲁卫两国外事上有了麻烦，只要子贡出使，人们就“不复疑也”。鲁国哀公二十七年，“越子使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阳，三子皆从。康子病之，言及子贡，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左传》季康子感叹：子贡要是在此，鲁国便不会处于这种割地受辱的境地。子贡这位 “世界外交史上第一个进行穿梭外交的人物”（房立中《鬼谷子全书·中篇》）的外交踪迹，显示了子贡经商的信息来源，也大致勾勒出子贡的经商版图。这些来源于各国高层的信息，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前瞻性，这或许就是子贡“亿则屡中”的奥秘。

    聚稀居奇，创立品牌  子贡经营什么？这是今人关注的话题。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上提到的典籍中寻求破解的钥匙。经营范围分为两端，即高端和低端。高端是玉石丝帛、马匹宝剑，低端是黎民百姓的日用百货、粮麻茶盐。子贡与玉有缘。“周景王二十五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卫灵公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夏二月二十七日，其母梦神赐以宝玉，因名曰赐，字子贡。”（《端木氏宗谱》）子贡所处的时代，已形成了独特的玉文化，天子祭祀天地四方的礼器，诸侯大夫的礼服装饰离不开玉，玉文化渗透到了贵族上层的日常生活中，讲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周武王灭商时，殷纣王的儿子徽子启眼看大势已去，就命手下人将他反绑住双臂，然后，嘴里衔一块玉璧，士卒将帅身穿孝服，拉着一具棺材，跟随其后向周武王投诚。武王亲自给徽子启解开绑绳，收下了嘴里衔的玉璧，下令焚烧了他拉来的棺材，不但没杀他，还给了徽子启封地。

孔子将玉文化推到了极致，称玉有六种美质，告诫子贡“君子守身如玉”，赞扬子贡为神圣玉器“瑚琏”。《孔子家语》和《荀子•法行篇》记载了子贡问玉的故事：“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 说明他注意到了商品的价格高低与数量多少之间的关系，即注意到了商品价格受供求关系制约这一经济规律。“‘ 物依稀为贵’的观点由子贡提出，自然顺理成章。”（吴慧《中国古代商业》）。 更重要的是：商品隐形的品牌效应也决定价格。子贡以经营珠宝为主，他知道贵族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收藏稀世珠宝，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而珠宝又是没有固定价格的，它的售价，可以因买主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同一件珠宝，买给大夫可能只买一百金，而买给诸侯也可能五百金成交。同样，这些贵族买主也很看重销售者的身份地位，子贡这样的名儒富商，他们特别愿意结交，因为他们不仅需要他的货物，还尊重他的学识，甚至要他的货物仅是结识他、向他请教问题的借口，买卖只起到了达到另一重要目的的桥梁作用。正如孔子所说“我待沽者也。”
     子贡清楚，国君礼服仅用珠玉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一个诸侯的五冕用玉合计是864粒。那么，一个诸侯国众卿大夫礼服的用玉便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子贡利用卫国工匠众多的优势，精细加工珠宝玉器。陆续占领了鲁、卫、楚、吴、晋等诸侯国宫廷礼器、礼服市场。

子贡所处时代，马匹是军事主要动力，拥有马和车结合的“乘”的多少，是一个国家地位高低尊卑的象征。每乘拥有四匹马拉的兵车一辆，车上甲士3人，车下步卒72人，后勤人员25人，共计100人。《论语•学而》云：“子曰：‘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可见，乘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马匹成为当时各诸侯国非常重视的军需资源。范蠡当年隐姓埋名为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至千金”（《史记•货殖列传》），主要经营的便是“六畜”养殖，六畜之首便是马。子贡、范蠡为同龄人，“子贡救鲁”时两人在越国就有交集，又同为富贾巨商，而隐于世的范蠡不便与上层交往的情况下，子贡与其“强强联手”便是自然的事。子贡“结驷连骑”所至，哪个国家会不欢迎呢。

子贡救鲁游说越国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越王大悦。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该记载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宝剑良矛是越国闻名天下的国之利器，子贡携带它们是能顺利通过几个国家关口的。要不越王勾践也不会相赠此物。《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记载了“卫出公自城鉏使以弓问子贡”，请求子贡帮其复国一事。这次，子贡接受了卫出公的礼物弓。城鉏在宋境近鲁、越的地方,可见，子贡携带军备出入各诸侯国是不会遇到太大阻碍的。

审时度势，恰转货资“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此言道出了子贡把握了商品流通规律，熟知市场行情，善于贱买贵卖，适时出手，货畅其流，流中盈利，这是他运筹商场，屡屡成功，“家累千金”的看家本事。王充赞誉：“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论衡·知实》）

                   为商之德

诚信为本 以信立身。《论语·颜渊》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足食、足兵、民信，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志，但是子贡并不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他层层递进，通过与老师的对话，探讨出 “民无信不立”。 “民信”就是“民心”。人心的向背，决定着一个国家兴衰强弱的大势，同样也决定着一个商人成败得失的走向。

孔子认为，为政要讲经济建设，要讲国防，还要让老百姓信任他，只有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牺牲国防、经济，也要让百姓信任。可见取信于民，在孔子眼里是很重要的。

在《论语》中，多处记载着孔子教导弟子讲“信”的问题，“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一个人如果不讲诚信，就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一样，怎么能立稳，又怎么能行走呢？对于子贡这位品学兼优的高徒，深知其中道理，“信”已深入内心，成为其行为准则，立足之本。他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信誉，因此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严于律己 中庸宽恕  《论语》中的子贡，是一个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注重修为，是非分明的君子形象。他秉持“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治长》）子贡秉持的这一理念经孔子点拨得到进一步升华：“子贡问曰：‘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君子的过错，犹如日蚀和月蚀一样：有了过错，人人都能看得到；改正过错，人人都仰望他。子贡就是这样，不将商场当战场，争锋夺利，怀揣宽恕仁爱之心，秉持“瑚琏”高洁润和操守，做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互相尊重，平等相处。“和气生财”是其现代翻版。

义字为先 义中取利。在孔子儒家思想的熏陶浸染下，子贡形成了重义轻利、富而仁爱的儒商品质。《后汉书•桥玄列传》载：“子贡曰：宁丧千金，不失士心。”《吕氏春秋》、《孔子家语》、《说苑》都记载了子贡赎奴的事：“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辞不取其金。”

孔子为此指正子贡：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的法律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侧隐之心、只要他不怕麻烦去赎这个人、并将同胞带回国，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尝和奖励，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条法律是善法。你子贡的作为，固然会赢得人们的高度赞扬，但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了人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还会被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你子贡一样为国分忧。后果可能是很多人对落难的同胞就装作看不见了，因为他们不像你子贡那么有钱。无疑，孔子说的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子贡从中受到了深刻教育，并学到了另一种思维方法：君子取之有道。“义然后取，人不厌之取。”“该拿的不拿不好，不该拿的拿了也不好。”（王蒙《孔子的智慧·怎样取得财富》

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  齐国对鲁国常常是武力的战争和经济的商战并用，经常向鲁国挑衅施压。那年，齐国在靠近鲁国的边界建立了好几个服装场和鞋场，成批生产绨质衣料，大量编织麻鞋。齐君主接着号令全国臣民都要身穿绨料衣，脚蹬麻编鞋，并通过多种途径，向鲁国散布消息：凡能向齐国贩来绨料、麻鞋的，给予奖赏。齐国这一举动很快在鲁国产生了影响，大量农民改种粮为种麻养蚕。一部分农民涌入城市从事织绨业。可时间不到两年，齐国突然下令全国禁穿绨面料衣服和禁穿麻鞋，接着下令关闭所有的与鲁国通商关口。这一下使鲁国遭了灾，绨料、麻些品积压，产品销售不了。以生产绨、麻品积压，产品销售不了。以生产绨、麻品的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农民家中由于无粮，很多人陷入饥饿之中。这时不少手工业者就想般迁到越国去谋生。子贡知道后，赶去劝阻说：“去越国一定不会带来富贵。”他们问：“为什么呢？”
   子贡说：“绨是厚料绸子，而越国人没有穿绨面料的习惯，麻鞋更不受欢迎，他们是喜欢打赤脚的。你们去不用这两样东西的国家，想要摆拖贫困，解决生计问题，不是很难吗？”
    他们听了子贡的话连连点头。子贡接着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去卫国吧。两国国民习俗又极相近，何必舍近求远呢？”这些人听从子贡的劝说，就去了卫国后果然有了发展，他们对子贡的帮助十分感激。子贡生意上也和他们建立了联系，成了其手工业产品加工基地。

富而好礼 广布仁德  子贡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儒商，经商致富后，他向孔子请教《论语•学而》：“子贡曰：‘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他采取了两个知恩图报的方式：

一是回报社会，济困救贫。子贡在经商致富后，不忘广布仁德，施民济众，为民造福。《论语•雍也》中，他曾就这一问题问孔子：假若有一个人，给予老百姓多方面的好处，又能帮助大家过上好日子，怎么样？孔子说：岂止于仁德，那简直就是圣人了，舜大概都难于做到哩。有仁德的人，自己想站得住，同时也要别人站得住；自己想通达，同时也要别人通达。凡事若能以自身为例而周全别人，可以说是实行仁德的方法了。子贡牢记孔子的教诲，赢得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美名。《盐铁论·贫富》中记载：“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这就是说，子贡和陶朱公都因货殖发财而名扬天下，他们交往富者，同时也帮助和抚恤贫者，所以上自君王，下至平民，没有一个不得到他们的好处，从而也都称颂他们的仁德。

二是回报恩师，弘扬儒学。崔述在《洙泗考信余录》中说：“子贡之推崇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于世者，大率由于子贡。”孔子和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由于要有相当的经济来源保障日常开支，子贡时常要到各国搞些经商活动，赚了钱后交给老师，这样，及时解除了孔子和师兄的生活之忧，使他们能够安心授业传道。在经商中，子贡明白，他首先是孔门弟子，然后才是商人。为此，他积极宣扬孔子精神，大力传播儒家学说，使孔子名满天下，儒学成为天下显学。与之同时，子贡作为孔门高徒，在诸国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在社会上赢得了良好的信誉和地位，这为他经商和从事外交政治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司马迁赞叹：“夫使孔子名布点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礼记》载：孔子丧事上，弟子们不知道该穿什么丧服。子贡说：给先生办丧事，就该像父亲去世一样。孔子去世后，别的学生守3年丧，只有子贡守6年。子贡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信条演绎得淋漓尽致，留下了尊师重道空前绝后的佳话。

子贡奠定了中国儒商文化基础，他的经商理念，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两千多年来，子贡一直被儒商尊崇为始祖，一直被民间敬祀为财神。子贡的儒商文化铸就了中国古代商业史最辉煌篇章，子贡的道德风范也历来被人们奉为楷模。历代王朝不断对子贡封赐。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追封子贡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加封“黎阳公”，不久又改封为“黎公”。子贡在民间也备受崇奉，“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商不让陶朱富，货殖当属子贡贤”的佳句流传至今。历代讴歌子贡的诗文不计其数。宋代著名文学家辛弃疾在《临江仙》词中曰：“从人贤子贡，自欲学周公。”在民间和商人中，“经商不让陶朱富，货殖当属子贡贤”的佳句至今仍广为流传。

文化有根，文化又是没有疆界的。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在20世纪末曾预言：对子贡的研究“不久的将来可能居于孔门研究中心”（井上靖《孔子》）。加强子贡儒商文化研究，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