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的卡夫卡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20世纪德语小说家。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以这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1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早期的作品颇受表现主义的影响。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卡夫卡生活和创作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家庭因素与社会环境，造成了他与社会与他人的多层隔绝，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他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式艺术内涵。卡夫卡将巴尔扎克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后世的批评家，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阴暗的一面，忽视其明朗、风趣的地方。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并且经久不衰。
　　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强暴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形成了孤独优郁的性格。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安德尔十分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的生活环境。　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卡夫卡创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工作之余的创作是他寄托思想感情和排谴忧郁苦闷的手段。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其作品。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1950—1980）共九卷。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引起文坛轰动。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主要成就是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和一些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城堡》（1922）是一部典型的表现主义小说。《变形记》（1912）是卡夫卡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年写成)，描写16岁的德国少年卡尔·罗斯曼，因受家中女仆的引诱，致使女仆怀孕，被父母赶出家门，放逐到美国的经历遭遇。作品所侧重的是人物在美国忧郁、孤独的内心感受。《致科学院的报告》（1971）描写马戏团试图寻找“人类道路”而驯化猿猴成为会说话的人的故事。被关在狭窄笼子里的非洲猿猴，在人的逼迫下学人吐唾沫、学人喝烧酒、学人语喊“哈罗”。凄厉的哀号与悲鸣，传递出失却自由、没有出路的苦闷与悲观绝望情绪。渐失猿性获取人性的过程畸变，正是人类异化的一种反向印证。《中国长城的建造》（1918—1919）描写中国的老百姓受无形权力的驱使，去建造毫无防御作用的长城，表现出了人在强权统治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饥饿艺术家》（1922）中歌唱艺人为了生存，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竟把绝路作为出路，以绝食表演作为谋生手段，宣称可以40天不进食而引吭高歌表演，进而发展到为绝食而绝食的“艺术”境界，仿佛饥饿真的就与人的肉体感觉离开了一样。40天过去了，他仍坚持要绝食表演下去，后被经理强迫进食。艺术家深为他的饥饿艺术未达佳境而遗憾，更为人们对他的艺术追求不理解不支持备感孤独，他把原本作为生计手段的挨饿，当成生存目的和真正“艺术”而孜孜以求，最后被送进马戏团，关在笼中与兽类一起供人参观，无异于真正的动物。骨瘦如柴的艺术家的意象有多重寓意，是人性异化、精神展品化和艺术异化的象征，是现代人痛苦悲哀现状的写照。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

    长篇小说《审判》（1918年写成），作品讲述的是银行襄理约瑟夫·K无故受审判并被处死的故事。约瑟夫·K在30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按铃声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并被法庭审判有罪，他虽被捕却仍能自由生活，照常工作。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有罪，认为一定是法院搞错了，坚信自己无罪。约瑟夫·K不愿屈就命运，他同这场明知毫无希望的诉讼展开了一生的交战，公然向不公正的法庭挑战。在第一次审判时，他慷慨激昂地揭露法庭黑暗，为自己的无辜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随着诉讼的发展，他却日益关心起他的案子，几乎天天为案子四处奔波，找人帮忙，想搞个水落石出，亲自动手写抗辩书，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自己无罪。他生怕自己在某一个最微小的地方犯过什么过错，竭力去寻找，捕捉而不可得，惶惶不可终日。然而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K终于明白，要摆脱命运的安排，摆脱法律之网的束缚是不可能的。最后，他毫无反抗地被两个黑衣人架走，在碎石场的悬崖下被处死。长篇小说《城堡》可以说是《审判》的延续，不仅主人公的遭遇继续下去，主要精髓也是一脉相承。　
　　《判决》（1921）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品，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个商人，自从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生意兴隆。他在房间里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写完信来到父亲的房间，意外的是父亲对他态度非常不好，怀疑他根本就没有迁居到俄国的朋友，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突然，父亲又转了话题，嘲笑格奥尔格在欺骗他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他了。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独生子去投河自尽。于是独生子真的投河死了。作品所描写的在父子两人的口角过程中，清白善良的儿子竟被父亲视为有罪和执拗残暴，在父亲的淫威之下，独生子害怕、恐惧到了丧失理智，以致自尽。父亲高大强壮而毫无理性，具有一切暴君的特征。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是卡夫卡负罪心态的生动描述，父亲的判决也是卡夫卡对自己的判决。主人公临死前的低声辩白—“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则是卡夫卡最隐秘心曲的吐露。这种故事的框架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是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具象化之后的产物。然而作品的内涵显然不在于仅仅表现父子冲突，更在于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生存在怎样一种权威和凌辱之下。另一方面又展现人物为战胜父亲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儿子把看来衰老的父亲如同孩子般放到床上后，真的把他“盖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是出于孝心。在深层含义上他是想埋葬父亲，以确立自己作为新的一家之主的地位。小说在体现了卡夫卡独特的“审父”意识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家长式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与此同时卡夫卡还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和非理性。
　　《地洞》（1923—1924）是卡夫卡晚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主人公是一只不知名的人格化的鼹鼠类动物。作品采用第一人称自叙法，描写了“我”担心外来袭击，修筑了坚固地洞，贮存了大量食物，地洞虽畅通无阻，无懈可击，防御退逃自如，但“我”还是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我”又常年不断地改建地洞，辗转不停地把粮食从地洞的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做好防御工作以防外界强敌前来袭击。它说：“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它向一种未知的危险、向它周围无穷的一切发动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我离开了世界，下到我的地洞里”，“如果我能平息我心中的冲突，我就相信自己已经很幸福了”。然而它永远在挖掘新的地道，在这个没有尽头的迷宫里，面对“一种我始终应该担心的东西，一件我始终应该有所防备的事情：有个人来了”。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一次大战前后，普通小人物失却安全感、生活与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恐惧心态。正是由于对现实的失望绝望，人们开始在迷惘、痛苦、悲观面对现实的同时，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个体内心体验、思想状态上。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为代表的诸多先驱的思想学说汇聚成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它将人的心理情绪、欲望本能冲动和主观感受当作人的核心，由此认识“真正的人性”。卡夫卡在少年时期就对尼采、达尔文、斯宾诺的著作发生过浓厚兴趣，中国老庄哲学对其影响不小。卡夫卡在审视现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悲哀绝望的情绪，换句话讲，在悲哀的情绪流露中，完成对现实的审视，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