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音乐教育新视野译丛》总序

                                   谢嘉幸

在一个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一个学科的建设离不开与国际接轨，离不开引进与译介该学科国际领域中重要经典文献与最新学术成果，离不开拥有一个宽广的国际视野。对于音乐教育学这样一个在我国还很年轻的学科来说，尤为如此。应该说，我国的学者，从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为音乐教育学科积极地开展国际交流，翻译了不少文献、著述，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然而，随着我国该学科的迅速发展，目前的这种了解水平，显然还是不能够适应形势的，尤其在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仅以牛津大学出版、理查·考威尔（Richard Colwell）编的《新音乐教学研究手册》（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为例，该书所涉及的领域包含政策与哲学、教育的语境与课程、音乐的发展与学习、音乐的认知与发展、社会文化语境、音乐教师教育、音乐教育的学科综合、神经系统科学、医学和音乐、普通教育的成果、音乐教育中的研究设计与批评等诸多范畴，内涵了音乐教育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课程理论、研究方法等诸多学科。又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在过去的55年里举办过共27届的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这些会议在不同领域（包含其所属的学校音乐与教师教育；专业音乐家教育；研究；特殊音乐教育、音乐治疗与音乐医学；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社区音乐活动；文化、教育与大众传媒音乐政策等领域）中，所取得的大量学术成果及其出版的文献亦是浩瀚的。与之相比，目前我国所翻译的有关著述的确非常有限。因此，才有了本译丛的最初创意。

本译丛计划有步骤、有选择地翻译音乐教育领域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献，以及前沿的学术成果，力求为我国的音乐教育学科课程建设及其文献研究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这些译著包含音乐教育基础理论，如音乐教育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课程理论等，也包含音乐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还包含音乐教育的各学科领域，比如音乐治疗学、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等等。

当然，一个学科的发展，不仅仅是引进，还应该在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改革浪潮中，从当下的音乐教育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从自身的文化历史中去汲取养分，确立自己的根基和体系。因此，新世纪的学科建设的国际交流，以及文献翻译，当然要有新眼光，新视野。这些“新”之处大概可以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新世纪的学科接轨，应该力求做到真正的零距离。所谓学科接轨的零距离，即是指开展无语言障碍的学术交流、对话，与科研和教学协作。用这种眼光来看，文献翻译就是这个领域非常必要，却又并不充分的工作。对于没有更多时间学习外语的音乐教育者而言，译著能够使他们更便捷地了解世界音乐教育，提供初步了解和启发，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了解却不是零距离。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的翻译工作总是挂一漏万的，并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国际音乐教育学的全貌。所以，本译丛的翻译工作采取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对于书中的“相关阅读资源”和“注释”部分我们保留了原文，以便研究者更容易查找到真正的出处。另外，语言的转换必然会使不同语言的表述产生或多或少的偏离，再完美的翻译，也无法代替我们对原著的阅读，这是我们在开展这项工作时所必须认识到的。因此，我们鼓励有一定英语基础的读者尽可能去读原著。2003年以来，我国该领域的学者和研究生，就开始积极而且是勇敢地进入了音乐教育的国际学术领域，每年都参加各类音乐教育学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论文。他们克服困难，认真阅读原著，能够用英文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自己的论文，和世界各国的学者进行研讨和交流，甚至直接攻读世界各国的高等音乐教育院校。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文献应该是他们学习的一种方式。可喜的是，目前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在用多种形式鼓励开设双语课程、采用外文教材、让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直接阅读外文原著、鼓励他们参与翻译等等。这些做法不仅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和提高语言能力的方法，更是我们争取实现无障碍的学科国际交流的有效保障。

 其次，学科交流要有自己的根基。这里，比较教育学的观点是值得借鉴的。笔者曾指出，比较音乐教育学的根本目的之一，是了解外国音乐教育、音乐教学经验与规律，并有选择地运用于我们自身的教育改革实践。然而这种运用绝不是照抄照搬，而是要根据国情，有创造性地进行，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别人的学习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音乐文化传统和音乐教育制度。美国著名的比较教育家贝雷迪（G.Z.F Bereday）也说：“从认识别人而得到自我认识，是比较教育学所能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教育。”很显然，这些对比较音乐教育学目标的本质概括，也是我们在引进世界音乐教育著述所必须考虑的。因此，通过翻译，思考并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并掌握将自己的学术成果翻译成外语，向国际传播的能力。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科学人文各学科的译著，已经不在少数。根据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的统计，上个世纪我国翻译西学的书有十万零六千余册，但西方国家翻译的中国文献还不到一千种。这种学术交流的极度逆差，时刻提醒我们意识到，以自身文化为根基开创自己的学术空间，构建自己学术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雷默1998年来我国参加第七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当时和他交谈到中国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我就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在新的世纪到来时，我们学习西方，应该有新的视角和意识，1998不是1898。”这不一样在哪里？我想就在，我们必须有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体系之上。

当然，这种立场和观点，丝毫不能影响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严谨治学态度，也丝毫不能遮掩这套丛书必然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漏。

真诚地欢迎各位学者、老师、同学，对本译丛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提出批评，以利我们的改进。

                                                     编  者

                                                 北京德外丝竹园

                                                    2008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