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光电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黄尚廉教授逝世。黄尚廉院士是国际著名光学工程和仪器科学与技术专家，生前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光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重庆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院1994年成立以来的首批院士。黄尚廉院士因在光学工程方面的突出贡献，被誉为“重庆光学之父”和“机读卡之父”。2011年11月2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孙才新教授逝世。孙才新院士系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曾担任重庆大学副校长。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当时重庆市最年轻的院士。短短三年间，重庆大学全职院士由四名减至两名。孙才新院士的早逝，使重庆大学蒙上了浓郁的“院士之痛”。

                  科技界的至高无上光环

    在中国，院士通常是指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院士产生于1948年4月，当时的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遴选产生了首批院士，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著名学者。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1955年，中国科学院开始选聘学部委员，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1993年起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新成立的中国工程院则于1995年遴选产生了首批院士。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6年开始遴选的学部委员则不同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其范围限定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在职专家学者中。通常，人们习惯将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合称为“两院院士”。

    “两院院士”的当选标准和条件十分苛刻，需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两院院士”的增选工作每两年进行一次，每次增选名额不超过60名。中国科学院现有院士715人，外籍院士14人。中国工程院现有院士765人，外籍院士41人。

    “两院院士”是当今中国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学术精英的最高嘉许，是一种终身荣誉。院士在我国科技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在所在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高校中的“两院院士”

    除分布在中国科学院等专门研究机构、大型企业、事业单位、国家党政机关外，高校是“两院院士”分布的最大的领域之一。如2011年新当选的5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5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分别有30人和25人分布在高校。

    现有的国内各种大学排行榜都将院士的数量作为高校科研评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高校排名的重要因素。各高校和广大学生也约定俗成地将院士数量视为评价高校科研能力和水平的主要依据。

1948年4月，首批当选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获选人数最多的四所大型分别是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高校科技工作者占有很大的比重，如数学物理学部的30名学部委员中，18名来自高校。

    现分布在各高校的“两院院士”中，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同为“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中，院士的数量则有明显的差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拥有的全职院士数量分别为73人和72人，为“985工程”高校中院士人数最多的两所高校。复旦大学为35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34人，浙江大学为27人，为“985工程”高校中院士人数较多的高校。东北大学为5人、湖南大学为4人，为“985工程”高校中院士人数较少的高校。

               重庆大学地质系的院士辉煌

建校于1929年的重庆大学，在8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先后为国家输送了20多万名毕业生，其中40余名校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10余名院士校友曾任教或就读于重庆大学地质系。

重庆大学地质系于1935年开始筹建，在1956年全国院系调整中，调整至成都，作为主要部分参与组建了成都地质勘探学院，即现在的成都理工大学。在重庆大学地质系存在的20年间，名师云集，人才辈出。以李四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地质学家曾在学校辛勤耕耘。在全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大学地质系一时成为全国地质院系的后起之秀，为地质界和全国高校所瞩目。

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矿产学家何知礼的回忆，当时的重庆大学地质系教规十分严格，老师们每天都亲自带着学生爬山锻炼，将钢铁般吃苦耐劳的精神深埋进学生的血液中。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著名地质学家乐森寻曾率领地质系师生在我国首次发现三亿年前的古生物——节甲类鱼化石，而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重庆大学的“院士之痛”

2011年12月8日，重庆大学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晓红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时的李晓红已由重庆大学校长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此次当选，是自2003年孙才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八年来的四次院士遴选中，重庆大学在职专家的首次当选。

黄尚廉、孙才新两位院士逝世后，重庆大学的全职院士由四名骤减为二名，加上八年来只增选了一名，重庆大学的院士数量回到了1999年鲜学福教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的水平。鲜学福教授系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著名矿山安全技术专家。除了鲜学福和李晓红，另一名全职院士为通信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杨士中教授。杨士中院士系测控与遥感信息传输专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相比其他高校，作为“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重庆大学仅有3名全职院士的近况使其十分尴尬。在重庆大学历来以之为傲的机械、建筑、材料等学科领域都尚无一名在职专家当选为“两院院士”。

    重庆大学在历次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中，2003年的有效候选人为3人，分别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丁培道、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孙才新、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黄光宇，其中孙才新顺利当选。2005年的有效候选人为4人，分别是机械工程学院教授秦树人、通信工程学院教授陈卫、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潘复生以及再次参选的黄光宇，此次无人当选，其中黄光宇于2006年辞世。2007年的有效候选人为3人，分别是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梁锡昌、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教授李晓红和第二次参选的潘复生，此次无人当选。2009年的有效候选人为2名，分别是第二次参选的李晓红和第三次参选的潘复生，此次无人当选。2011年无人成为有效候选人。根据院士遴选办法，连续三次参加遴选而无当选的候选人暂停一次参选，因此已参选三次的潘复生未参加此次遴选。李晓红则以武汉大学为单位进行参选并最终当选。自2003年以来的历次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中，计算机学院教授唐远炎成为2011年有效候选人，但最终未能当选。

               自主培养和柔性引进

    作为中国科学技术界的最高人才层次，各高校将院士工作置于科研工作的重要位置。自主培养和人才引进成为各高校增加院士数量的重要途径。自主培养是各高校对本校专家学者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提升进行培养，并就参选院士提供一系列的便利。而引进则主要由各高校从科研院所、其他高校引入。自主培养是高校增加院士数量的最主要方式，以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例，自2003年以来，经过5次增选，各高校的院士数量都得到了一定提升，如清华大学增选5名、天津大学增选3名。

    近年来，随着院士本身及其附带价值的不断升值，院士的引进工作困难加重。即使各高校纷纷抛出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和环境，院士的流动依然只是个别现象。鉴于院士全职引进困难重重，柔性引进则成为了院士流动的主要方式。柔性引进，即在不改变院士原工作隶属单位的前提下，吸收该院士到其他高校参与科研工作。一言以蔽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究其内涵，“柔性引进”的概念与“双聘院士”、“外聘院士”无异，“双聘院士”是指当一名院士同时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院校聘用时，该院士的原工作单位称其为院士，而聘请该院士的其他院校则称其为“双聘院士”。根据官方网站的介绍，重庆大学现有外聘两院院士17人。17名外聘院士主要分布在机械、电气、土木、材料等优势学科领域。如电气工程学院外聘了包括顾国彪、李立浧、雷清泉等在内的院士10人，土木工程学院外聘了钱七虎、郑颖人等在内的院士2人。

    柔性引进院士虽然是当前院士流动的主要方式，但引进后的院士是否在引进院校发挥科研能力则是存在疑问的。基于其较高的社会知名度，院士除其原工作单位外，同时受聘于多所院校和科研机构，多数院士除参加受聘院校的相关会议及重要仪式外，本人则不在受聘院校参加实际的科研工作。这些，使得柔性引进的院士只具咨询功能，甚至在个别高校则成为其利用外聘院士提高社会知名度的工具而已。这些，都需要我们对柔性引进院士的效果进行全新的认识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