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5年7月31日《重庆晚报》夜雨副刊，8月1日《重庆作家网》《都市头条》等)

当重庆码头遇见泰晤士河

——一部中国小说如何打破东西方阅读壁垒

赵晏彪

当首届中国作家与全球翻译家“译研汇”国际文化工作坊的灯光渐暗，那些被咖啡香气浸润的对话仍在耳畔回响，翻译家们用礼貌而精准的刀锋剖开文化隔膜，作家们以近乎虔诚的姿态托举创作灵魂。这场东西方文学智识的碰撞，让我不禁回溯2022年那个具有突破性的时刻：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王雨长篇小说《开埠》（《长篇小说选刊》转载》）的英译工程，恰如重庆码头摇向泰晤士河的乌篷船，在浪涌中完成了中国叙事美学的首次系统性“破壁”。

《开埠》的跨文化之旅绝非偶然。这部镌刻着晚清重庆开埠史诗的作品，其英译必要性植根于双重价值认证（对！是双方价值，而不是剃头挑子）：在人性维度，长江水手的爱恨纠葛与殖民贸易的生存博弈，构成了超越地域的“大家都认同的情感共鸣点”；在文化维度，长江水手暗语与洋行章程的符号对冲，则成为解码东方现代性困境的密匙。正如工作坊中那位英国译者所言：“真正伟大的翻译，是让伦敦读者在查令十字街的咖啡馆里，尝到长江水手的汗碱味。”

《开埠》的选题本身已彰显作者非凡的眼光。聚焦“重庆开埠”这一历史节点，它突破了单一“屈辱史”的传统解读框架，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深刻的主题：被迫开埠如同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是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殖民扩张、倾销商品、掠夺资源的铁证，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另一方面，客观上它强行打破了内陆重庆的封闭状态，成为其近代化进程的催化剂。西方现代性元素藉此输入，促进了城市发展与社会观念的嬗变。这种历史认知的复杂性，侵略性与现代化进程的悖论共生，正是作品的核心一样，对理解中国近代化路径具有普遍参考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开埠》超越了简单的历史事件复述。它并未采用正面强攻宏大叙事的策略（如《三国演义》），也未完全被事件进程牵着走。勃兰兑斯所言的“时代心灵史”，在此得到了生动诠释。小说巧妙地以开埠为背景，将笔触深深扎根于重庆社会肌理。人物命运（如耿直刚烈的官员宁承忠、敢爱敢恨的女子喻笑霜、温柔敦厚的王雪瑶及其后代），市井百态（码头、会馆、商行、烟馆），以及新旧观念在特定时空下的激烈碰撞，共同构成了一幅鲜活的社会风情画卷。通过宁承忠等人物从坚决抗洋到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小说深刻揭示了历史洪流中个体的挣扎与顺应。这种通过个体命运折射大时代、聚焦地域社会心理的写法（类似《战争与和平》、《九三年》的侧面折射），使其文学感染力倍增，更容易跨越文化隔阂引发共情。作品对重庆地域特色的浓墨重彩，火烈的民风、独特的方言、吊脚楼、川江航道、地域文化以及生动描绘的中西文化碰撞（从洋货、教堂到教案、商战），为英语世界读者提供了理解中国近代内陆城市变迁的珍贵样本。其成功的人物塑造（尤其是宁承忠这一充满矛盾与深度的复杂形象）和丰富真实的细节，构成了强大的文学基石。

《开埠》的跨文化之旅如同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深层路径。它迫使我们直面核心命题：究竟何种中国叙事能够穿透隔膜，在异域土壤中生根发芽？又需要构筑怎样的桥梁，才能真正消弭文明的时差？审视《开埠》的价值，我们发现其英译意义多维而深远：它首先为英语世界填补了关于中国近代内陆口岸城市社会变迁的核心文学叙事空白，有效扭转了该类题材在英语读者视野中的稀缺性。作品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刻画出近代中国在侵略与被迫开放、屈辱与变革洪流中蹒跚前行的复杂历史图景，有力挑战了西方视角下可能存在的刻板印象与简化解读。尤为关键的是，《开埠》凭借其卓越的人物刻画（如挣扎于时代旋涡的宁承忠）和鲜活的社会风俗描绘，超越了对单纯史实的复述，以一部“时代心灵史”的姿态，展现了普遍人性在剧变中的光辉与困境。这种根植于人类共通情感的强大表现力，才是它能够跨越文化障碍，激发海外读者深层共鸣的根本。同时，小说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重庆独特的文化风貌（纤夫水手、码头烟火、山城肌理）以及转型期中国的众生相，为英语世界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文化多样性及其近代演变的重要窗口，极大增进了文化理解的真实性与深度。而这一切价值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著名翻译家的匠心雕琢。正是译者的权威功力确保了《TREATY PORT》译本在文学性与学术性上的精良品质。其在英国学界及评论界的广泛积极反响，乃至被视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殖民贸易与城市发展的权威文学文本，便是作品深厚历史底蕴、卓越文学品质和独特文化价值获得国际认可的有力明证。

推动《TREATY PORT》走向更广泛的英语读者，其意义远超于传播一部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它更关乎促进国际社会对那段塑造了现代中国、且具有全球意义的复杂历史时期的深入理解与反思。

《开埠》的成功顺理成章地将讨论引向更核心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中国作品才能真正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鸿沟，成为被世界读者接纳甚至珍视的文学？

它们是仅仅展示异域风情的猎奇之作，还是如《开埠》一般，既深深植根于深厚的本土文化土壤，又能精准捕捉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与精神内核，譬如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抗争、妥协与成长，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它们是刻意迎合外部想象的“东方奇观”，还是敢于直面历史复杂性、挖掘人性深度、展现社会真实，并具备独立艺术品格与思想价值的严肃创作？

这又不可避免地质问翻译的本质：成功的文学“走出去”，仅仅是语言层面的准确转换吗？

《开埠》英译本《TREATY PORT》的实践给出了启示：著名翻译家Nicky Harman（中文名韩斌）更是一位深谙源语文化精髓与目标语读者期待视野的“文化摆渡人”，在忠实传达原著风貌与确保译本在目标语境的可读性、感染力之间，找到了精妙的平衡点，让伦敦咖啡馆里的读者能真切“尝到长江水手的汗碱味”。《开埠》的成功之旅揭示了一个参考答案：真正能走向世界、触动海外读者心灵的中国作品，往往是那些兼具文化根性、历史深度、普世人性的关怀与高超艺术表现力的杰作。它们讲述的不仅是中国的故事，更是关于人类共同命运的宏大叙事。

那么，在遴选和推广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聚焦哪些关键因素？又有哪些作品，正闪烁着成为下一个《TREATY PORT》的潜质？

在浩瀚的中国文学星海中，我们始终秉持专业眼光与文化使命感，系统性地发掘那些兼具本土深度与世界共鸣的精品力作。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如《开埠》案例所展现的标准），我们不仅致力于文本的精准转译，更追求让每一个故事都能跨越语言的藩篱，直抵海外读者的精神世界。因为真正的文学对话，从来都是心与心的共振。

赵晏彪,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