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年12月19日《重庆日报》新重庆）

如何疗愈，怎样文学？

——读王雨长篇小说《向死而生》

杨不寒

王雨历年来的写作至少有两幅笔墨。其一，在叙事中挖掘并呈现重庆地方历史文化，例如长篇小说《水龙》（2005）《开埠》（2014）《填四川》（2015二版）等；其二，是展现与描写人类在疾病面前的无奈、智慧与勇敢，例如长篇小说《血缘》（2007）《飞越太平洋》（2015年二版）和收录在小说集《十八梯》（2023）中的《产房》《生死不离》《等待明天站起》等。

第二类小说，得益于王雨本人在医学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往往能把读者带往一个相对陌生的世界，一睹医患群体的茹苦含辛、生离死别以及心灵深处的爱恨悲欢。新近由重庆出版社推出的这本《向死而生》也可归为此类。小说情节紧凑，语言洗练。作者以脑瘫患者俞帅奇为主角，以他前半生的成长史同时也是疗愈史为主线，从他早产脑瘫一直讲述到他控制疾病且作为医学博士发表了高分英文论文，力图表现疾病的无情、亲情的可贵和人类对苦难命运的永不服从等永恒的文学主题。

《向死而生》至少有两大看点：首先是以务实兼猎奇的“事项之眼”，观察俞帅奇这位脑瘫患者如何与病魔相处，如何受病痛的折磨，又通过哪些医疗手段和自我锻炼一点点压制病魔，借此可以增长见闻；其次是以充满审美和感悟的“文学之眼”，审视小说如何借助俞帅奇的经历，巧妙地隐喻人生困境中那一簇希望的焰火，并暗示这希望之火实则是疗愈人生的绝佳药引。

要真正理解《向死而生》的文学韵味，恐怕上述第二种眼光才是所谓的正法眼。诚然，文学不能替代医学，但它也有它自己实施疗愈的独特路径和手段。就这部作品而言，一方面，主人公确曾从文学中获得过疗愈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小说对不惧疾病、执着追求梦想的书写，也与现实世界之间构成了一种疗愈关系。前者或许更偏向于伦理和心理层面，而后者则深入触及了文学如何作用于现实人心这一文学本位问题。

不妨先来探究一下文学对主人公俞帅奇所产生的疗愈作用。俞帅奇对脑瘫痛苦的逐步克服，固然离不开医学层面的治疗，却也和他接受的文学教育有关。暂且不论俞帅奇自幼从外公处受到的诗歌熏陶，也不提他能够写出一手漂亮文章且善于在文中抒发心声，单是从赵莹莹在北大图书馆里与俞帅奇的那场对话，便能察觉到文学给他带来的影响。从赵莹莹关于“向死而生”的一番谈论可知，小说题目直接来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死亡的论述。海德格尔的论述本就是极具想象力色彩的，而俞帅奇更是由此联想到了《道德经》、庄子和孔子关于生死的态度。作者寥寥数笔，便不着痕迹地展现出俞帅奇从这些经典论述中汲取到了古老而深沉的能量。而最后赵莹莹送给帅奇《命若琴弦》一书，不但让主人公的命运与史铁生的写作形成了微妙的互文关系，并且为小说打开了一扇通往生命之思的法门。

值得留意的是，俞帅奇参加高考时所写的满分作文《给生活加点糖》，完全可以视为小说《向死而生》的隐含主题。通过作者对脑瘫患者俞帅奇寻死求生的历时性书写，我们得以在文学世界里，瞥见人类灵魂的一抹亮光。好的小说不在于讲述了什么，更在于揭示与激发了什么。《向死而生》对受难者内心保持乐观的敏锐揭示，正是文学疗愈生活的一种有效方式，因为它能让人燃起直面生活和命运的勇气。换句话说，《向死而生》就是作者王雨给读者的生活加的一点糖。可见，在文本内部，文学对主人公的疗愈作用，与《向死而生》这部小说对现实生活的疗愈作用，二者间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各自生辉又两相映照。

另外，即使是在以个体命运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中，王雨依旧保持着良好的历史意识和地域意识，常常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社会历史事件巧妙融入到叙事当中。比如，主人公在谈及妈妈对自己的牵挂时，便回忆到妈妈曾以医生的身份，毅然和自己首次分别，参加到汶川地震的救灾工作当中。此外，作者又借同学李俊的谈话，为重庆大轰炸的悲惨史实留下了文学证言。至于小面、羊角豆干、火锅、黄葛树、十八梯等重庆元素，在叙事过程中当真俯仰可拾，让人印象尤深。

《向死而生》凭借其真实生动且感人至深的故事内容，于文本内外两个维度，一探疗愈与文学之间深刻的辩证法。小说中闪耀的人性之光，不仅照耀着脑瘫患者群体，也给身体健康者以鼓舞。王雨以其深情、娴熟又乐观的笔触，让我们相信，任何人都有可能陷入逆境甚至绝境，只要勇于拼搏奋斗，都能如小说主角俞帅奇一般，迎来柳暗花明的一天。

杨不寒，95后青年诗人、评论家。在读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醉酒的司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