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4期)

殖民、反殖民、追慕殖民与民族国家建构

——评王雨《开埠》

高强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摘  要：王雨的《开埠》回望与反思了近代中国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艰难挣扎，反思了自身与他者、殖民者与受殖者复杂纠葛的关系，描写了近代中国在殖民、现代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纠缠不休，既反抗殖民又追慕殖民的矛盾痛苦史。而相似的问题，也规约着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走向和愿景。

关键词：王雨；《开埠》；殖民；反殖民；追慕殖民；民族国家建构

作者简介：高强（1994— ），男，重庆彭水人，苗族，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思想文化。

重庆作家王雨的长篇小说《开埠》通过官员宁承忠的视角，叙写了宁家的大起大落和悲欢离合，给读者展示了一段发人深思的重庆开埠史。小说中火辣传神的巴渝方言的运用，独具特色的地域风俗和环境描写，雅俗结合的讲述手法以及以宁承忠和喻笑霜为代表的情爱纠葛的呈现，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文学的享受。但《开埠》的主体与最具价值之处却在于，小说描写了重庆开埠后，洋水不可遏制地涌来，外人占我土地、掠夺我国财产，但其先进的科技与思想又日显优越；与此同时，清朝虽然腐败透顶、病入膏肓，但国家主权与尊严却不容丧失。在此境况下，究竟该何去何从、做何抉择，究竟该誓死捍卫民族国家主权与尊严？还是该推翻清政府追求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开埠是好是坏？怎么评价和看待殖民者与自身传统？总之，在文化生死抉择中彷徨、迷茫，在殖民、现代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纠缠不休，既反抗殖民又追慕殖民，这是《开埠》的主旨所在，并在某种意义上，规约着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走向和愿景。

一、双重殖民策略与反殖民书写及其陷进

 《开埠》写了内陆城市重庆在外国势力的欺压下不得不开埠并许予其各种好处的故事。洋人先是明目张胆地侵略、瓜分大清国土，又向其倾销洋货，“赚取国人大量银钱”且“迫使大清签订不平等条约，恣意掠夺”。这无疑属于洋人的殖民行径，且是赤裸裸的，因而可称之为显形殖民策略。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要完成全面稳定的宰制，殖民者还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制造殖民地原住民的一种仰赖情结”^[1]184。于是，便产生了殖民者更深远更隐秘的一种殖民策略：即“文而化之”^[1]191的神话制造，这可称之为殖民者的隐形殖民策略。

殖民者最常制造的神话，就是把殖民地人民视为落后者、迂腐者、现代化的迟到者，甚至是不开化的野蛮人，即把欧洲中心以外的“他者”看做另类，而受殖者被说成是孱弱的民族后，其言下之意“就是弱者需要保护”^[2]35。这样，殖民者便理所应当地以保护者、启蒙者、解救者自居，一种自我美化与替天行道的论述便随之而生，殖民者的军事侵略被解释为拯救野蛮人的行为，而其险恶用心则得以隐藏起来。《开埠》在描写了外国势力大肆争夺我国财产和践踏我国尊严的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与批判了洋人的隐形殖民策略。譬如当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质问宁承忠为何无缘无故扣押“大英帝国雇佣的船只”，并大言不惭地说“船上载的都是贵国民众需要的物资”时，其自我开脱、自我标榜的行为显而易见，宁承忠对此心知肚明，并予以了严正呵斥。后来在与英国商人立德乐的谈话中，宁承忠更是愤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口口声声的诸如办学校、开医院、搞救济这些所谓文化援助的事情，“实则是夺我人心，搞精神侵略。”而立德乐依然冠冕堂皇地回答说他们是在做善事，并以“朋友”的身份提醒中国人应该提防日本人花言巧语背后的狼子野心。宁承忠却反戈一击：不论东洋还是西洋，都是一丘之貉，“都包藏祸心”。

总之，殖民者往往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言说、形塑被殖民者，并解释他赋予受殖者的每一种特质。而说到底，这些言说、这些特质、这些形象“无一不对殖民者有利”^[2]36与此同时，殖民者的隐形殖民策略还表现在殖民者对受殖者进行“非人格化”与“本质化”处理，即殖民者不把受殖者看作一个个特殊的个体，而是以整体性视野看待之，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以类似“他们”这样的复数符号称呼受殖者，“殖民者说到受殖者时，从不把他看成有名有姓的个人，而只是浑浑噩噩的一群”。^[2]37殖民者无暇顾及或者有意忽视了受殖者的异质性，转而施行一种异质求同的策略，“把‘他者’的独特性简化为大同小异，并制造出牵强附会的同质来”^[1]192。于是，受殖者身上的一切品德都分崩离析了，他的人格与特性被殖民者所否定，变得浑浊与一团糟糕了，中国人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具体的人，而因其为中国人，所以便罪孽深重。就像萨义德所说的“不管特定的例外事件有多么例外，不管单个的东方人能在多大程度上逃脱在他四周密置的藩篱，他首先是东方人，其次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最后还是东方人”。^[3]133在殖民者居心叵测的言行之下，受殖者最终便被定格与改造成“纯粹的受殖物”^[2]38，亦即只为满足殖民者之所需而存活的物。宁继国的外国女友贝拉正是以类似的方式表达他对中医及中国人的看法：“中医没有科学，是你们那古老国度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不兴旺的象征之一，你们国人太守旧了。”而来中国传教的阿瑟则说“乡下人贫穷、愚昧，很需要得到帮助和教化”，他分明是把整个中国的乡下人看作一个有待自己去救助的整体，若将“乡下人”替换为“中国人”或者“清朝人”无疑就是《开埠》中洋人老爷们的常见态度。

殖民者的如上表述技巧与言说策略对整个清政府进行了机械的图式化处理，进而成为了他们“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3]4后者的一种方式。针对殖民者的侵略、殖民行径，国人当然会予以反击和回应，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的迷梦被外来者惊醒时，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4]42这便产生了《开埠》中的反殖民书写。但是，小说中人们的“反殖民”行为更多
的只是停留在政治上反对、对抗殖民，却没能拆解、消解、消融、抹去殖民化的不良影响，以至于，受殖者在有意无意间同化了殖民者的言说和思考逻辑，从而落入了“西方主义”的陷阱之中。

前面论及了殖民者对受殖者的“整体化”处理，殖民者无视受殖者的不同，而以刻板、片面的共性抹杀其差异性，将受殖者看成是千人一面的“他们那一帮子”、“他们”、“那些”。受殖者在此影响下，加之强烈的爱国感与屈辱感的促发，于是便反其道而行之，也把所有的殖民者一股脑儿地加以界定和否定。在受殖者心目中，无论外国人的年龄、性别、职业，无论他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无论其是否居住在殖民地，他们实质上都居心不良，都是压榨、欺辱自己的罪人和帮凶，以是之故，“他们都是事实上的殖民者”。^[2]47正因为受殖者长期以来遭受致命种族主义的歧视和贬斥，后来自己也接受了非善即恶的二元观点，以有色眼镜看待殖民地的一切。宁承忠一开始便陷入了这样的“本质主义”看法中，他对立德乐与阿瑟都充满了误解甚至歪曲。后来阿瑟为落难的喻笑霜父女送去吃食、替他（她）们求情免罪，还出庭证明李泓寿的恶行，将之正法，宁承忠才认识到“阿瑟是洋人里的好人”。而当立德乐即将告老归国时，宁承忠也恍然开悟：“就国家来说，英美法德俄日都是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就立德乐个人的某些方面来看，这个洋老头儿也还要得，也还蛮可爱的，他今日的这番言谈是有可取之处的。”宁承忠终于把阿瑟、立德乐从洋人、侵略者、敌人、殖民者的整体中剥离了出来，他们不再只是属于某个整齐划一的团体，而是回归成了独异的、丰富的个体。宁承忠艰难的反殖民历程让人知晓了殖民侵略究竟多么可怕，它不仅破坏了国家主权、褫夺了国家权益，而且在更深远的层面上，深刻影响、塑造着被殖民者的思维惯习；《开埠》也以文学的方式重申了萨义德的告诫：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这类思想体系、权力话语、意识形态虚构——这些人为制造的枷锁——是多么易于被制造出来、被加以运用并且得到保护”。^[3]422

二、追慕殖民与自反式民族国家建构

小说《开埠》写到喻笑霜从日本给宁承忠的妻子王雪瑶带回了一件礼物：用河豚鱼皮制作成的提灯。王雪瑶爱不释手，而宁承忠却不喜欢，因为有书记载河豚乃是“满脸杀气的邪恶者”，尽管喻笑霜解释说河豚已经可以安全食用，并且它不只好吃，还可用来制作玩具和工艺品，这才有了“河豚皮球”。但是宁承忠对之依然没有好感，他更由此想到了殖民者：“河豚的恶毒性是改不了的，如同日本侵略者一样。”某种意义上，殖民者也近似于河豚：他们的贪婪、残忍、欺凌受殖者体现了其恶毒性；而他们又的的确确给受殖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花样繁多的日用产品以及进步的思想，从这个层面来看，又彰显了他们的价值与意义。宁承忠一开始只认识到了殖民者的有害方面，因而他竭力抵制洋人在大清收售货物、搞开发，他心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与“重农抑商”的思想，他三番五次地劝说儿子走仕途之路，反对他们经商；认为二弟倡导农工商虞并重，向洋人学习经商并力求与之争胜，是把心思用歪了，因为“没有国之主权，何谈商利？”他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洋货颇为恼怒，而且，他还“迈不过仁义道德的坎”，不敢任情去爱。一句话，他对“洋祸水趟进大清来”心怀忧惧，显得比较古板、保守，因而被亲朋好友调侃为是“不可理喻，四季豆不进油盐”。

与之相比，他的情人喻笑霜、他的儿女媳妇、同僚朋友则开放得多。宁承忠初遇喻笑霜时，她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洋货的好处。后来喻笑霜从日本留学归来更是感叹道相比于东洋西洋的发达，大清实在是太落后太闭塞了。接着上海又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喻笑霜，她说她也恨洋人，可洋人也送来了洋钞，开埠未必就不好，上海就是因为开埠“从一个一贫如洗的穷汉突然变成了富甲天下的富豪，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变成了远东的大都市”。幺儿子宁继兵也以上海为例劝父亲脑筋不要太死，认为“大潮来了是躲不脱的”，立德乐开洋轮船来渝虽然有他的企图，“可对重庆并非不好，上海就好繁华。”大儿子继富认为父亲的抗争是以卵击石，并说西洋东洋的入侵，客观上也促进了重庆商埠的繁荣。

立德乐与宁承忠在最后一次交谈中说到重庆的自身条件不成熟，投资环境太差，致使投入重庆的外资远远不如投入沿海城市的多。而外资的输入是很重要的，外资的输入少也是导致重庆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仔细思量，宁承忠也觉得立德乐的话不无道理，他以自己住院妻子为己输血为例分析到，“雪瑶为自己输血，于她是输出，之后继国让雪瑶喝糖水喝牛奶，于她是输入，只是输出没有输入自然不行”。况且，上海开埠后日益繁华就是一个显例。国家的主权依然是事情的关键，可事到如今宁承忠也不得不疑惑：“国家如此衰败，谈何主权？”慢慢的，宁承忠终于“开窍了”，开始鼓励支持儿子学习洋人技术，发展自己的工商业。看不起商人的愚顽的他，倒进了商部，“做起管商人的差事来”，跟商人打起了交道，并且做得还挺认真，“不耻下问向商人请教”，号召“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壮我中华！”重庆开埠后，街上洋房子多了，洋皂、洋火、洋油、洋纱、洋钟等物品潮涌而来。而自己生病后，也被儿子们带往洋人开的西医院里，得到了有效治疗。西洋医院并不可怕，不是像人们传言的那样“啥子听诊器掏心摄魂、血压计是吸血鬼”。

更重要的是，洋人的到来客观上造成了一系列令人惊讶且欣喜的变化：重庆人好读书的多了，爱科学的多了，放足的多了，讲卫生的多了，有公用厕所了。宁承忠的二弟宁承业告诉他，由洋人主管大清海关，竟使得大清海关收入剧增。大儿子继富也认为“南岸兴起的国际商圈有利于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南岸是眼观世界走入世界的窗口和大门。”就像官员上递给宁承忠的文书所陈述的那样：立德乐的“利川”轮探航成功，川江运输从此进入“蒸汽机”时代；机动轮船速度快载量大，木帆船无法比拟，重庆至宜昌贸易兴旺；洋行给重庆带来先进的管理方式、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发放计件工资和退休金；传教士办医院办学校，传授科学知识。

总而言之，殖民者的侵略行为让被殖民者怨恨不已，但另一方面，殖民者又给受殖者带去了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严格有序的管理方式、开明进步的思想文化，凡此种种，又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受殖者于是在反抗殖民者的同时，又以殖民者为榜样，试图向之学习和靠齐。就如宁继兵认为的那样，父亲“反对洋人霸权是对的，可他反对洋工具就不对”，“洋人的东西是可学可仿可为我所用的。”从而受殖者陷入了既反对殖民者，又追慕殖民者的怪圈，这是受殖者的悲剧所在，“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帝国文化已经确立的，或者至少影响过或渗透过的形式。”^[5]299接着，受殖者在将本国情况拿来与身边殖民者的情况进行对比后，羡慕之余又增痛楚、以至于耻辱。就像学者葛兆光所论述的那样，“通过‘别国’来定位‘我国’，就像找镜子来反观自身”^[4]153，从周边看待中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及形象常常被重新进行了确定，即是说，他者/周边与自己/本土的比照，让我们对“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4]280产生了重新认识。

大儿子宁继富在商场拼搏，且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兴学、办报、赈灾、慈善都慷慨解囊，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实在是太落后太贫穷太受洋人欺负了，该清醒该发声该迈大步了，应该也必须尽快发展自己的金融业自己的实业了。”二儿子继国学了西医，又在美国行医几年，知道的东西多了，“才发现国人的好多陋习实是可悲可怕，死了都不知道是咋个死的。”中国人信赖“愚昧，胡来，不讲卫生”的中医甚至民间土医生、土药方，却畏惧西医，孙达祥的二妹便是给中医治死的。当宁继兵起义失败、壮烈牺牲后，宁承忠终于认同了妻子的话“他们是没得错的，错的是这个腐烂透顶早就该灭了的朝廷！”同时他回想起了与继兵生前的一次谈话，谈话中父子均同意富国强兵才是对抗洋人的正道，而关于如何富国强兵宁承忠却语塞。宁继兵便指着身边的黄葛树打比方道“倘若这颗黄葛树的树根病了，全都腐烂了，这树子莫说茂盛了，活都是不能活的”，这时唯一的救治方法便是“将其砍了，将树根彻底挖了，再重新载颗新树”，儿子的话此刻想来，宁承忠觉得不无道理。

由上可知，不论是开放的儿孙辈，还是宁承忠这样的“顽固分子”，面对殖民者倚靠船坚炮利、科技卓越与进步思想获取的巨大胜利，反观本国腐败疲软、任人宰割的局面，他们都不得不反躬自省，进而质疑自身的社会和历史，“提出各种他们过去不会问的问题，一种全新层次的自觉意识由是而生”。^[6]74于是，为了寻求进步和解放，“受殖者首先是把自己看成了负面”^[2]52——就像宁继兵口中那颗“老黄葛树”一样——然后从这点自我否定的评价出发，开始造反，开始了新型民族国家的建构。即由对本国、本民族的国家、文化感到自豪到感到自卑，并觉得其已经病入膏肓，只能来一次彻底转变，方能起死回生。因而，以宁继兵、范晓梅、武德厚为代表的人便走上了这样一条“推倒重建”的、“自反式民族国家建构”的革命之路：他们与自己的朝廷和国家为敌，希求从根部改善国家的顽疾，进而建立更加完善的、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新型民族国家。

三、文化生死夹缝中的人与文学

宁承忠无疑是《开埠》的主角，也是作者用力刻画的人物。在他身上，反映了近代中国转型的艰难与痛苦，也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面对西方与传统时共同的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结。

如前所述，宁承忠一开始极力反对洋人踏入大清领土，力阻重庆开埠。后来经过身边亲朋好友的劝说，自己又亲眼见证了开埠带来的改变后，宁承忠渐渐开始理解、接纳甚至羡慕洋人、洋货与洋思想。其次，在洋人的比照下，宁承忠越发觉得大清的落后、闭塞和亟待改变，整个朝廷、整个国家早已“贪污泛滥成灾”，用喻笑霜的话来说，就是“清廷的阳寿已尽，半截入土了”。他也发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大清官员的古板、懦弱、缺乏实际行动等不足。尽管如此，宁承忠还是割舍不下对朝廷、对传统的迷恋。当蜀军下达“剪辫令”后， 食君之禄官袍在身数十年的宁承忠难下剪辫的决心；当宁承忠被强行剪去辫子后，他赶紧戴上帽子，将发辫塞进帽子里；当清王朝覆灭后；宁承忠悲哀也诅咒活该，同时也迷茫，泱泱中国，“没有了朝廷咋办？”宁承忠便在对洋人与清廷的爱恨夹缠中迷惑着、哀痛着。

宁承忠的遭遇，扩而广之，正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遭遇。简单来说，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物质与意识形态的侵略”^[7]15，把中国赶到了绝境的边缘，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睁开了沉睡的双眼，并开始了抉心剔骨似的自我反思，而刻骨铭心的殖民与侵略史以及光荣灿烂、绵长亲切的传统又相互纠结碰撞，这样一来，他们突然同时对本源文化意识和对外来入侵的文化意识陷入一种“既爱犹恨、既恨犹爱”^[1]196的情结，这也导致了中国本土特有的一种认同危机：亦即是“在文化生死夹缝中的彷徨”^[7]15。

虽然近代中国并未被整体殖民，但近代中国却“受到多重帝国多层次的殖民宰制”^[8]，殖民地区与主权地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并置共存，被殖民与反殖民、解殖民同时进行，即陷入了一种“半殖民”境遇。在此境况下，我们一方面竭力反抗西方帝国的殖民行径，同时又仰慕西方文明，并以殖民者对“文明”、“现代”、“进步”的定义为标准，反身进行自我否定、自我批判，中国便在对抗与模仿殖民帝国的现代化的过程中陷入了“自我的迷失与重拾”^[9]60的怪圈，且潜藏着“以己为耻、自我怨恨等等复杂的心态”^[2]41，即在反抗“外压殖民主义”的同时有自我殖民化的倾向。而当后来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殖民的隐形策略与自我殖民化的危险时，他们又开始了既在政治上反抗殖民，又在文化、心理层面全方位地试图抹除殖民面影，解构殖民宰制话语和西方中心主义，重建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严重之时便走向了事情的反面：即排外的、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这无疑是一个极为矛盾且令人困扰的进程，“它对被模仿的对象既模仿又敌对”，它模仿，因为它接受外国文化所设定的价值观。但它也拒绝，“事实上有两种拒绝，而两者又是自相矛盾的，拒绝外国入侵者和统治者，却以他们的标准模仿和超越他们；也拒绝祖先的方式，它们既被视作进步的阻碍，又被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记”。^[10]2-3近百余年中的国文化与文学，便在殖民、反殖民与解殖民，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撞反复中曲折发展着，“以致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意愿一直徘徊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民族化与西化之间”^[8]。

今时今日，西方和他者的影响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无处不在也更加复杂了，因为“它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亦徘徊在思维之内”。^[9]62所有这些，无不可以从过往经验中找寻应对之策，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言，“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时间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11]2从前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乃至整个民族，在现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之间挣扎，现在的它则在当年理想的自我与今日自己正在塑造的自我之间挣扎——矛盾痛苦一点也没有减少。因此更加仔细、理智与全面地回望反思近代中国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艰难挣扎，反思自身与他者、殖民者与受殖者复杂纠葛的关系，“同时超越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所划下的框架”^[6]76，对这个一直在为新生文化努力的国家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就是《开埠》的意义所在。

注释：

以下凡引自《开埠》的文字均来源于王雨：《开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为求简便，不再一一标准。

针对“自反式民族国家建构”需要予以补充的是，这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行为模式，其中在“五四”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在西方文明的参照下，他们普遍洞察到了中国文明的落后性与停滞性，深刻认识到了民族自身的负面性，为了救治、改造自己的国家，他们便起而造自己的反，大力批判民族文化的封建、落后， 提倡向外国学习，以便成为对方那样文明、现代的新型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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