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巴雷拉《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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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与子疾病的隐喻生命政治 |

——我们为什么如此难以接受生命就是一种偶然的道理?放射科主任安德烈斯的困境,在于面对父亲的绝症。那是一种无法破译的声音,一种滴水不断的报警声。这种声音他听了很多年,他逃避过,试图驱赶它,但是从未成功。
——病人永远怀疑别人没对他说实话,至少没有全说实话,总有什么瞒着他。
“父亲”成了一道阴影,一个鬼魂,缠绕着安德烈斯的工作与生活,实质也是私密意绪的流程。他年近七十了,噩兆就是子弹。这把年纪,已经没有时间了,一切都是现在时了。
而杜兰的通信则昭示了死亡的社会性与政治性色彩。
与患病父亲的关系,构成了安德烈斯的表面生活。而杜兰先生的电子邮件则是隐形生活,。
疾病与健康的博弈,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生命政治。
这里,“父亲”俨然分裂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为家庭中的血缘生父,一部分为国族中的政治神父。
他们的绝症实质也意味着权力的进阶及其自我更新能力的可能性。小说总在探讨血缘与部落伦理的过程中,不其然进入了一个深刻的人类生态问题。
因此,交响与独语也成了小说叙事的主结构,由此形成的参差不齐、凹凸不平,既合乎音乐法则,更契合生命脉搏和死亡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