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象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书房。博物馆的主厅。黑白照片。

……那排山倒海的忧伤。当我从颓垣断壁外透过潮湿的树丛探看破窗残宇时，心头边掠过一股寒意。——认命的态度滋养了伊斯坦布尔的内视灵魂。

为博斯普鲁斯作画的西方画家当中，我认为梅林的画最细致入微，最具说服力。他所著的《君士坦丁堡与博斯普鲁斯海岸风景之旅》——连书名在我看来也如诗如画——于1819年出版。我姑父拉多是诗人，也是出版人，他在1969年出版半开影印本，而因为当时的我对绘画满怀热情，他便赠送我们一本。我花上几个小时研究这些画的各个部分，在其中发现我所认为的奥斯曼伊斯坦布尔的辉煌本色。这种美好的幻觉并非得自他的胶彩画（其对细节的注重无愧于建筑师或数学家身份），而是得自胶彩作品翻制的版画。有时我拼命想去相信一段光辉的历史——我们这些受西方艺术和文学影响太深的人，的确经常屈服于此种大伊斯坦布尔主义——我便觉得梅林的版画令人宽慰。但是在我让自己陶醉其中之时，我却深知，梅林的画之所以如此美丽，一部分是因为他知道画中所绘不复存在的悲伤。或许我观看这些画正因为它们使我悲伤。

    生于1763年的梅林是地道的欧洲人——有法国和意大利血统的德国人。在父亲卡尔斯鲁厄——弗里德里希大公的宫廷雕刻家——手下习艺之后，他前往斯特拉斯堡跟叔父学绘画、建筑和数学。他十九岁起身前往伊斯坦布尔，其灵感或许来自当时在欧洲逐渐蔚为风潮的浪漫主义运动。他到的那天几乎没想到自己会在这城市待上十八年。起初他在佩拉的葡萄园当家庭教师，此地是在大使馆区周边逐渐扩展的一个都会，也是今日贝尤鲁的雏形。当谢里姆三世的姐姐海蒂斯公主造访前丹麦大使沃夫冈男爵位于布约克迪尔的住家花园时，她表示希望有个类似的庭院，他于是推荐了梅林。梅林先为海蒂斯设计了一座种植相思树和紫丁香的西式迷宫庭园，随后在她位于岱特达布努——在博斯普鲁斯的欧洲海岸，介于今称库鲁色斯梅与欧塔廓伊的两镇之间——的宫殿建造了一座风格华丽的小楼阁。这座新古典主义的列柱建筑已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只能从梅林的画中得知，它不仅展现了博斯普鲁斯的某种风貌，而且树立了小说家坦皮纳后来称为“复台风格”的标准，此种奥斯曼新建筑成功地结合西方和源自传统的主题。梅林继之为谢里姆三世的夏日别庄贝希克塔斯宫殿的扩建进行监工与装潢，采用同样通风

    的新古典风格，极适合博斯普鲁斯的气候。同时他也为海蒂斯担任今日所谓的“室内设计师”。他为她购买花盆，监督为绣花餐巾缝上珍珠以及编织蚊帐的工作，并身兼周日带大使夫人们参观宫殿的导游。

    我们从两人的通信中得知这一切。在这些信里，梅林和海蒂斯进行了一项小小的智性实验：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于1928年实施“字母改革”的一百三十年前，他们已使用拉丁字拼写土耳其文。在他们的时代，伊斯坦布尔不时兴撰写回忆录和小说，但多亏这些信件，我们得以一窥苏丹女儿的谈话：

    梅林大师，蚊帐何时送来?请告诉我是明天……跟他们说立刻动工，让我早些见到你……一幅古怪的版画……那幅伊斯坦布尔的画在运送途中，它没褪色……我不喜欢那张椅子，我不要它。

    我要镀金椅……我不要很多丝，但要很多很多丝线……我已看过银匣的图，但我不希望你照它的样子做，请用旧图吧，求你别把它搞砸……我会在Martedi（周二）把珍珠和邮票钱交给你……

    从这些信可清楚看到，海蒂斯不仅精于拉丁字母，对意大利文也稍有掌握。她与梅林开始通信时尚未满三十岁。她丈夫阿梅德帕夏是埃尔祖鲁姆总督，因此难得待在伊斯坦布尔。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消息传到城里后，在宫廷圈内掀起一股强烈的反法情绪。约在同时候，梅林娶了个热那亚女子，从他写给海蒂斯的诉苦信中，我们看得出他莫名其妙地失宠了：

    公主殿下，您谦卑的仆人我于周六派男仆前去领取我的月薪……他们跟他说我的薪饷已经停发……在见识过殿下的仁慈善良之后，我难以相信是您下的命令……这必定是一些嫉贤妒能的流言蜚语……因为他们看见公主殿下宠爱她的臣民……寒冬将至，我将前往贝尤鲁，但如何去?我身无分文。房东讨房租，我们需要煤炭、木柴、厨房用品，而我太太患了天花，大夫索费五十库鲁，我去哪里筹钱?无论我央求多少次，无论我打算不管花多少钱搭船或搭车，却仍未获得任何肯定的回答……我恳求您，我已身无分文……公主殿下，求您不要把我遗弃……

    海蒂斯并未回应他的最后恳求，梅林于是准备返回欧洲，并开始考虑其他的赚钱方式。他似乎灵机一动，想到或许可从他与宫廷的密切联系中得到益处，只要将他已画了一段时间的大幅胶彩细密画变成一本版画书即可。在法国驻伊斯坦布尔代办兼东方专家胡方的协助下，他开始与巴黎的出版商通信。梅林虽在1902年返回巴黎，书的出版却是在十七年之后（他五十六岁时）。他得以跟最优秀的版画家同辈合作，而打从一开始就坚决在形式容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忠于原作。

    我们观看这本大书中的四十八幅版画时，首先打动?们的是他的精确。当我们从一个失去的世界审视这些风光景物，欣赏精美的建筑细部以及对透视法的娴熟掌握时，我们对逼真的渴望充分得到满足。甚至后宫场景也如此——在四十八幅版画当中，它是最天马行空的一幅，却仍展现出精确的绘图，对“哥特式”透视法的种种可能性进行研究，冷静而优雅地描绘场景，与西方对后宫老是过分渲染的性幻想大相径庭，其严肃态度甚至使观看其画的伊斯坦布尔人信服。梅林将画中稍具的学术气息，与悄悄放入边缘的人性化细节保持平衡。在后宫底层，我们看见两个女子挨着墙站，她们亲热地拥抱，唇贴唇，然而梅林跟其他西方画家不同，他并未把这些女子放在画的中心来渲染她们或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梅林描绘的伊斯坦布尔风光几乎看不到中心，此一性质以及他对细节的注重或许是他画的伊斯坦布尔吸引我之处。梅林在书的结尾附了一张地图，一一指出四十八幅场景的所在位置，表明是从哪个角度观察，由此表露出对观点的执著。然而，正像中国画卷或宽银幕电影的摄影技巧一样，观点似乎不断在变动。由于梅林一向不把人生戏剧摆在画的中心位置，看这些画对我来说颇像我小时候乘车沿博斯普鲁斯海岸行驶的情形：某个海湾突然从另一个海湾后头出现，在海岸路上每拐一个弯便出现从出人意表的新角度看到的景色。因此翻阅此书的同时，我开始认为伊斯坦布尔没有中心、无边无际，感觉自己身在小时候热爱的故事当中。

    看梅林画中的博斯普鲁斯风光，不仅使我忆起初次看见博斯普鲁

    斯的情景——当时尚未大兴土木的山坡、谷地和冈峦，对未来四十年内即将出现的丑陋建筑来说有着难以唤回的纯净。当我翻阅他的书时，只要想到这座失去的天堂还留给我这辈子熟悉的一些风光与房子，某种狂喜之情便油然而生。正是悲喜交加之时，我留意到惟有熟知博斯普鲁斯的人才看得出来的少许连续性。当离开这座失去的天堂，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刻到来，同样的效应也以反方向起作用。是的，我会告诉自己——正当你要离开塔拉布亚湾时，海不再平静，从黑海狂刮而来的北风使海面掀起波纹，在仓皇急促的浪头上有着同样在梅林画中出现的细小、愤怒、急躁的泡沫。是的，夜晚

    时分，别别喀丘上的树林正是退到那种黑暗中，而惟有像我或梅林这样在此地至少住上十年的人，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由内而发的黑暗。柏树在伊斯兰庭园和伊斯兰的天堂画中异常醒目，而柏树在梅林的画中也具有它们在波斯细密画中的功能：像一大堆深色污点静静矗立，把画带向诗情画意。梅林画博斯普鲁斯弯曲卷翘的柏树时，他拒绝走其他西方画家的路线，没有夸大树枝，以便制造戏剧张力或提供一个框架。从此一意义上来说，梅林跟细密画家一样：正像他从远处看树一样，他也看他所画的人，即使是在情绪高涨的时刻。没错，他不太擅长描绘人体姿态，而他画里的船在博斯普鲁斯海上的位置有时也显得笨拙（它们看似迎面朝我们来）；尽管他对建筑物和人物极其注重，有时却像孩子般把它们画得不成比例。但我们正是在这些缺陷当中看见梅林的诗情，他的诗情意境使他成为一个对当代伊斯坦布尔人

    发言的画家。当我们发觉海蒂斯宫中许多女子跟苏丹的后宫妻妾相貌雷同有如姊妹时，梅林的纯真视野使我们露出微笑，他同细密画家的亲密关系使我们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