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常望着床头墙上挂的第一号的彩色肖像，要想恨他。他们常常偷偷地给第一号起了许多外号，但是最后是“第一号”这个外号流传了下来。第一号所制造的恐怖，首先是在于他可能是正确的，所有被他杀死的人即使后脑勺打进了子弹，都不得不承认，他很可能是正确的。谁也拿不准，只好上诉于他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个开玩笑的权威，她只有在上诉者的下颚都已化为尘土以后很久才作出判决。……第一号坐在办公桌后，一动不动地口授命令，慢慢地化成他的肖像，化成那幅人们熟知的彩色肖像，挂在全国各地的每一张床的床头上或在柜顶上，它的冷冰冰的眼睛盯着人们。

革命家不可以通过别人的脑子来思考。

“党是永远不会错的，”鲁巴肖夫说：“你和我可能犯错误。但党不会。同志，党不仅有你和我，还有成千上万个你和我。党是历史上革命思想的化身。历史不知有什么顾忌和犹豫。它永恒地、不犯错误地流向前面的目标。每次转折都留下它夹带的污泥和淹死的人的尸体。历史知道自己的进程。它不会犯错误。对历史没有绝对信任的人，不配留在党的队伍的。”

记忆不断向他涌现，在他的耳边嗡嗡作响。各种的脸孔和声音涌现在他眼前和耳边，接着又消失了；只要他想抓住它们，它们就刺痛他；他的整个过去是千疮百孔，一碰就痛。运动和党就是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属于党，同党的命运不可分离地相连；他的过去就是与它统一的。就是这个过去，如今突然有了问题。党的温暖呼吸着的躯体，在他看来似乎尽是创伤———腐烂的创伤，流血的瘢疤。历史上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过这么有缺陷的圣者？哪里有一个正确的事业得到过更坏的代表？如果党是历史意志的体现，那么历史本身就是有缺陷的。

我们为你们带来了真理，但是在我们口中，它听起来是个谎言。我们为你们带来了自由，但是在我们手中，它看起来像条鞭子。我们为你们带来了活着的生命，但是在我们声音可以听到的地方，树枝枯萎，可以听到枯叶瑟瑟地响。我们为你们带来了未来的希望，但是我们的舌头口吃，只会吠叫⋯⋯

党只知道一个罪恶：那就是背离它规定的航道；只知道一个惩罚：那就是死亡。在运动里，死亡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它并没有什么高尚的地方：它是政治分歧的合乎逻辑的解决。

“这，当然完全是胡说八道。对我们来说，主观诚意问题是无关重要的。凡是错误的人都必须付出代

价；凡是正确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这是历史信用的法则。这是我们的法则。

“历史教导我们，谎言常常比真理对它更有用；因为人类是懒散的，在他成长的每一步之前得牵着穿行

沙漠四十年。得用威胁利诱、用幻想的恐怖和幻想的安慰来驱使他穿过沙漠，这样他才不会过早地坐下来

休息，因崇拜金色的小牛而分心。】

甚至死亡也没有规矩。哪一种死法更光荣：默默地去死———还是公开辱骂自己，为了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已牺牲了阿洛娃，因为他自己的存在对革命更有价值。那是他的朋友们用来说服他的决定性论据。为了以后保存自己，这个责任比小资产阶级道德观的戒律更加重要。对于那些改变了历史面貌的人来说，除了留在世上准备待命以外没有别的责任了。“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阿洛娃说过这话，他也这样做了。为什么他要以更多的考虑来对待自己呢？“未来的十年将决定我们时代的命运，”伊凡诺夫引用过这句话。他能不能仅仅出于个人

的厌恶和疲倦和虚荣而潜逃呢，要是，万一第一号是正确的呢？要是，尽管发生了过去的一切，未来的宏伟基础就是在这里———在污泥、血泊、谎言之中奠下的呢？历史不是经常是一个不讲人情，不择手段的把谎言、血泊和污泥当做灰泥来搅拌的建筑者吗？

在党内，死并不是一件什么神秘的事，没有浪漫味道。这是一种逻辑结果，大家都认识这个因素，它具有一种

抽象的性质。死也是大家很少谈到的，从来不用“处决”这个字眼，常用的词汇是“肉体清算”。这个字眼又只引起一个具体的想法：政治活动的停止。死亡这件事本身是个技术细节，引不起兴趣。死亡作为在逻辑方程式中的一个因数已经失去了任何身体上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