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契诃夫的冬日下午，时隔多年还能记得。“我拿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这话不像一枚钉子，反倒如窗外旋风切割的玉米叶，刷拉刷拉地不断徘徊。像凡卡一样，看看窗外黑魆魆的夜晚，觉得世界沉默而压抑得没有一个敞口。书是我哥哥的大学课本，记得最初的计算机知识及英文小说与戏剧，就是从那里获得的。一个夏天，他很神秘地抱着一个长盒子去了后屋。从门缝里，我看到他拿出一具红色的琴，扒拉出一种好听的声音，后来我知道，那琴叫“吉他”。

   没有围墙的小学校，西面是河沟和大树，南面是一片灌木丛，东南面则是榆树林。美的乐园。我们没上幼儿园，因为没有。过六一这一天，才戴上红领巾，去北关中学操场上，看演出。六一这天，我就穿上了自己家做的的确良衬衣。这衣服要穿到秋天，就一件。一年一件。

   红领巾是哥哥的。至于哥哥他们戴红领巾什么样，也没照片。到初三毕业时，才第一次照相，记得很丑。集体照哪里去了，也记不起来。我是个没出息的人，所以家里也不会为我保存照片之类的玩意。奖状从未获得过一张，买又买不起。

   这年我三年级了。教室在那排房子的最东头。从窗户和门里能看到树林、灌木丛。树上没一个鸟巢，很奇怪的。那些鸟也很聪明，知道这些顽童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即便树很高，它们也觉得不牢靠。

   凉鞋从五一就穿上了，跟衬衣一样，一年一双。塑料的，如果断了，那就用烧红的火钩，融化掉一块废皮子，粘好。初二那年，我母亲给我买了一双女式的凉鞋，此鞋足以让我耻辱一生。不怪她，她只看到黑凉鞋，也没注意它有性别之分。

   这年我在小学三年级，老师外号叫牛腚。

   珠算课是我的噩梦，从那时起我就清楚，这辈子注定与数学无缘了。初中则是水池子放水、两车相向或相背之类的计算题。高中则是数列。这是我的三大噩梦，意味着小学初中和高中，都不会善始善终。我恨死这些禁锢自己的课程及其老师了。我只能恨并放弃对这些课程的学习。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样去克服它们，哪怕一个“多做”或“勤奋”。没有人有资格去对别人说“指望你好”之类的话。人对人是狼，我们比狼更狠毒。

   中午，祖父忽然来了学校。我没吃饭。

   他就站在山墙那里，训我。而后老牛腚也开始训我。很多人围了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训我。

   中午我没吃饭，因为父亲打了我一耳光，家里人只能火上浇油，所以我就滚到学校来了，结果祖父尾随而来。

   父亲之所以打我，是因为我给他买了一瓶水果酒。吃饭的时候，他给了我两块钱，绿的，让我去供销社买酒。他说买酒，我只能买酒。我不知道瓶装酒分白酒水果酒，售货员好像没问我，只给我拿了一瓶水果酒。父亲不喝这个的，这个不过瘾，他气急败坏，就打了我一耳光。

   他永远不会多出一句话。他只有一个动宾短语——买一瓶酒。为这个动宾短语，我将付出祈使句一样的代价。

   我活得没尊严，是因为成不了主语，而只能任由无主句随意糟蹋。

   父亲酒瘾发作，第一次让我给他买瓶装酒，结果买回一瓶水果酒。实质他不打人的，昨天也没打我，今天可能觉得非打我一次不行，正好我撞到了他早已架设好的箩筐中。

   他喝散酒，即地瓜酒。

   昨天，即六一的前一天是礼拜天。我去给父亲换酒。一篓子地瓜干能换六瓶，三天一瓶，六瓶能对付不到二十天。一年我要为父亲跑十几次腿，去采购站换酒。我家距离采购站二里路，一篓子地瓜干大概二十来斤。或许不止。

   昨天我没给父亲换来酒，也是因为我粗心，把发票单丢了。天都黑了，哥哥才找到我。

   很多年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池塘，水黄浆浆的，因为刚下完雨。我淌水往高处的公路走，哥哥则从公路上往下走，我们擦肩而过。好像说了句什么，或许根本就没说。只能记着一片泛黄水满的大池塘，路上也全是积水。滑溜而不泥泞。

   发票单是在采购站柜台上丢的，我清清楚楚记得有个人出没过那里。而柜台内的女售货员，头不抬眼不睁地在打毛衣。

    很多年前，我和哥哥擦肩而过，经过雨后的大池塘和泥路。我记得自己在寻找那张发票单。是的，从十岁起，我就在找它，一直没找到。找到了，父亲那耳光就不会把我打成一个彻底的聋子。

    十岁这年儿童节的前一天，天都黑了，大街跟一头死牛的腹腔一样，散发着臭气和腥味掺杂的灰尘气。我趴在地上，跟找地雷的鬼子兵一样，寻找着那张被大街吃掉的发票单。明知徒劳无益，也乐此不疲，仿佛找仅为了涤净那身体里越来越沉重的罪感与恐惧。

    这年及日后的儿童节，我成了全班唯一的观众。我坐在马扎上，因周遭没同学遮挡，白花花的毒日头鼓足了劲，捅到我的头顶、脊背和胳膊上，跟带刺的玉米叶一样。

    他们在唱歌。

    他们的嘴一开一阖，跟浅水盆里备受煎熬的肚皮朝上的鱼一样。我什么也听不见，只能看到那些空洞荒芜的嘴巴，被一只机械手指挥着，开开阖阖，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