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连续几个“那”如同章鱼的触手般，将你缠进了“我”的顽童时代。聚斯金德是一个不重复自己的小说家，这类人绝不会让小说的开篇出现令人厌倦的复沓，那样的话，无异于死。心灵之死。

   上树跳井的顽童年代，也如此撩开了帷幕；树上的视角，或意味着俯瞰中的芸芸众生，甚或他者，带有因为变形而来的矮化、渺小和落寞。这也意味着视点主人公的年龄、位置、趣味，都蕴藏着小说家看待世界的思想，即居高临下视角与踽踽而行于地面上的人，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落差。这一落差中，存在着一条切线，你顺着这个切线，即能感受到主题上的歧义，因为分切线无法确定是圈内还是圆外，它若隐若现的，就像地平线，永远在前方，并呈无限度的开放状态。

   叙事者连篇累幅、事无巨细地描述“我”的树上生活，却并不令人厌倦，因为表意策略即在于“目光”中暗藏的修辞意图。果然，叙事者果断地终止了树上生涯，转入了下一环节。其实这也是小说空间形式的必然过渡。它与音乐的旋律一样，保持着某种回旋往复、百转千回的节奏，合乎人之身体的脉动节律。

   说是空间，但必须有一个时间标记，因此，“在我还爬树的时候”成为了小说特有的历史时间。小说祛除了宏大历史，而转入了主人公的历史，主人公的历史如此纤细孱弱，却包含着小说艺术之永恒不朽的伟大真谛。这一真谛即用个体时间抗拒了那宏大历史中由生与死所编排的人之命运。这也意味着小说主人公的历史时间，本然是生命哲学的发源地，在这里，爱成为了唯一隐现的主题，所有的小说不外乎此，因为即便以物像和纯客观的呈现为主人公的小说，它也存在着一个由爱欲所支配的叙事诉求。

    夏先生出场了。只能叫他夏先生，如同我们的阿Q。当叙事者通过视点主人公“我”的口吻唠唠叨叨地讲述夏先生名字起源的时候，我们实质也洞悉了小说人物命名学中隐藏的深意。如果说重复是一种病症，同样含混其词抑或敷衍了事，也是一种病。小说的疾病即文本的无意识域中，其实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他操纵叙事话语的琴弦，使之摩擦出了杂音，好像吉他手拉紧了钢丝弦，使之与琴箱刮出了特有的鼻音。含混其词的语法序列中，有部分属于副词性修饰语，常以“或者”、“也许”、“大概”、“不知道”、“不得而知”之类的语码为标记。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人物形象上的视觉反差而设置的。

    聚斯金德更懂得避实就虚战术，即他虚晃一枪，讲述完一个大环节后，把注意力投向了“我”与另一个小女孩的关系中，从此地，完成小说结构上的分叉。这种分叉如何形成带有高潮意味的合拢，那就要看他最初的构思了。结果约会失败，“我”落落寡欢地走在回家路上，看见了夏先生这一“黑点”。

    至此，小说已经有两个带有冲突性的段落了。接下来叙述者又开始玩味虚晃战术了，继续讲述“我”的骑车和学琴生活，有点类似德国式的“教育小说”这一类型。但你别忘了，第一次与夏先生发生交汇是雨天父亲开车在路上邀请夏先生上车，结果被拒绝。第二次“我”被小女孩拒绝。第三次会什么样呢？既然学骑自行车，即意味着小说的隐形结构，其实由汽车——步行——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或行走方式为骨架。

    这一次我被钢琴老师狠狠羞辱了一顿，于是骑车来到大树下，上树准备跳下来自杀，结果夏先生不合时宜抑或适逢其时地出现了。更为怪异的是，他竟然躺在了树下，由此也转移了“我”的自杀冲动。小高潮算是来了一次。

    结尾部分。“我再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与夏先生的相遇已经是五六年i后的事了。”这一次“我”的自行车坏了，修理完毕，去河边洗手，却发现了站在河中央的夏先生。他一步步地走向前，最终被水吞噬了，抑或说他吞噬了整条河流的水，以至于成为河流上下的天空与河底。

   “我”目睹了这一切，却并没有出手，也没有呼救。“我一直保持沉默，守口如瓶。”当然，原因为何，叙事者会安排“我”来澄清这个谜团的。那就是夏先生的死亡观，“求你们闭闭嘴，别再打搅我行不行！”

    死是孤傲的，在聚斯金德这里，死不可被惊扰。死不愿意聒噪，也拒斥狂欢和庆典，更鄙视丧礼与哀悼。死是夏先生的个人选择，跟愿活不愿活毫无关系。它仅仅是一道可出入的门。死是人生唯一能自我抉择的事业，如果生是悲剧，别无选择，且任由他人裁决的被动，那么死则是主动求索而获得的自由。聚斯金德通过夏先生的赴死意志与行动，其实也写出了人之存在所难以摆脱的渺小、可怜与无助处境。

    人，的确不配可怜他人。在死亡哲学上，谁都不配承担拯救他人的道德使命和宗教义务。人是自己唯一的拯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