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读大学的时候，我所期盼的不过寒暑假他能带书回来给我看。或者说，我看的不过是他看的，不是我想看，而是只能看那些。好处是，的确感受到了阅读无禁忌、思想即自由。

    我们很少为书而交流，地道的不对称，当然，阅读本身即自闭，最终人越来越懒语，沉默到了冷漠的地步。不过哥哥留给我的好像只有这么一条信息——马尔克斯与艾滋病。

    是的，这年他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我们坐在幽暗的散发着猪味的里屋。夏天，幽微的凉意，从仄逼的木格子窗开的一块口子里，传递进来。这屋子终年不见阳光的。

    哥哥说，世界上出现了一种病，很厉害的，无药可治。一听我就吓坏了。“癌症”这个词，在那时候是贫乏的，即偶尔捕获到对象，能确诊进而死亡的，似乎没几个人。或许有，得了并死于此，也没人知道。疾病的叙事如此稀缺，即意味着死亡也仅是必然中的偶然而已。疾病与死亡之间，至少并不需要“癌症”这样的炼狱。因为后来才有了癌症≈死亡这样的关系式。

    整个少儿时代，我好像经常生病。虽泼皮，却也常招致某些怪异的流行病，比如肿脖子，流行性黄疸型肝炎……哥哥传给我的“艾滋病”让我更加虚弱，竟躺在了床上。

    当然报纸还在手里，目光百无聊赖地爬行。我看到了“马尔克斯”与“诺贝尔奖”这样的句子。当然，记忆的修辞术，在于联想机制中的拼接手法，多少年过去，它如此荒诞地将“马尔克斯”与“艾滋病”并置而对等起来了。

    能记得一间幽暗的屋子。能记得我在上面睡了很多年。能记得冬天那略带温意的被窝。能记得寒夜里冰冷的芋头和开水，也能记得夏天食用一天土豆的味道。还能记得雨水中的猪叫，也能听见遮挡窗户的外面那些树上鸟的叫声。窗纱绿森森的，导致石头、泥土、树干及天空，都淫染着某种葱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