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词很漫长，无论汉语还是英语——waiting，抑或“deng”。它冷冻了时间，凝缩了空间，如将其敞露，非来点还原功夫不可，哈金有这个能力。哈金不急不躁，娓娓道来，隐忍而节制，第三人称的聚焦，端的了得。当然，环境你得创造差异性空间，也就是说，两种环境才会出现矛盾。所谓矛盾，实质就是物质文化所积淀的生活方式及其世界观的差异。命运亦由此而来。小说和戏剧的世界，永远需要制造冲突。冲突是矛盾的两个板块相撞的产物。

   从风物来说，地域色彩是免不了的，你能感觉到东北异域的风情。尤为重要的是，哈金笔下的主人公，竟然是五十多岁的人，且开篇即布置了一个悬念——二十年的离婚。

   怪诞即在于此，而叙事进程中，却需要冷静地复原，给予一个倒叙性的缘由。但哈金暂时没有，他选择了一个“现在时态”，即“今年”。这是一种悬置策略。

   小说叙事的悬置策略，即避而不谈，埋设伏笔，让你先从“现时”进入人的视界，其实也撩开了伏笔中的因果关系。

   这是一种现代小说技巧。古典小说世界抓住读者和观众，进而交待来龙去脉。这种插入，又是也成了俗套，以至于没了味道。

   现代小说技巧讲究的是一个作者和叙述者权力的退隐，唯自然而已，却又很不自然，因为剧情中的尴尬，源自现代文化政治。只有现代文化政治才会出现二十年难离婚的本土性怪诞。

   古典世界不会存在这个，因为一体化的政治，尚未内卷到如此程度，何况，一纸休书抑或多妻制，历来占据婚姻关系的合法化话语阵地。

   哈金小说的叙述视点，能进入到居住空间的内层，实质这种内层“风景”也是现代意味感十足的。在鲁迅的世界里，除了第一人称的“我”层面，选择全知人称，其实很多时候，他进入不了内部世界。即便进入的世界，也大同小异。鲁迅不爱闯门子，他比较自闭，因此笔下人物的生活世界，诸如祥林嫂、阿Q等人的家居条件，难能让人一睹为快，因此只能速写。不是鲁迅选择了速写，而是速写成全了鲁迅。一种不得不为之的小说物体系。一旦进入到抒情体，掺杂着颓废的唯美的感伤的意味，如果有酒，那已属于公共消费领域，而非私域。

  哈金有这个水平，他生活过。生活过的小说家，即意味着他的文本世界，带有生活气息。这种生活气息，能让插画家与摄影师，至少懂得人生活其中，所承受的命运。人即命运。小说是讲述主人公命运的历史。当代小说与现代的差异性，在于当代人的命运，更为细微，因为文化政治的内卷化程度已渗透到了衣食住行、饮食男女中来。这是“现代”的“内卷”，其实也是“现代”的“后现代”，更是“现代的极致”。

  你从“纸糊的房顶”、“灯泡”、“年画”、“炕上”等“硬件”中，即能感受到地域文化与时代氛围之间的极佳接合。实质也是八十年代初的北方乡村，因为这一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通过“生产队的钟声”得以衔接，即意味着小文化与大文化背景之间的谐振性。

   在这期间，哈金才完成了必要的插叙，即21年前的婚姻安排，来自父母的包办，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而这一插叙，让人觉得比较合理，且节奏上协调，仿佛主人公自己发出来的声音，因为下文出现了孔林的自言自语——我老了，他自语道。离婚的事不能永远拖下去。这次我一定在法官面前据理力争，了结这件事。

   这次离婚过程，与往常一样，问题在于作为读者而言，是“第一次”，因此法官及周围的街道，莫不给人一种怪异陆离的陌生化体验，而且动物意象，是免不了的肮脏世界的构成。这种构成，其实也是对田园诗的悖逆。也就是说，哈金的潜意识亦即小说的潜文本，其实是田园诗的讽喻体，传统意义上的男读女织、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军人与农妇等组合，遭遇到了颠覆。颠覆的唯一策略，就是弱势反讽。反讽的修辞手段，大致可从动物意象中获得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