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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托夫斯基:冗余性、符号与超符号、不确定性】

(2013-10-18 00: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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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西托夫斯基:冗余性、符号与超符号、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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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性

   当我集中注意力的时候,我减少了我的大脑必须处理的信息的数量,如果这是一些和我已知的东西相关的信息,我还会进一步减少大脑的信息处理量。因为在我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它不是新的信息,因此不需要处理。这一部分的信息流入被叫做冗余信息,它的量和客观信息总量的比值被叫做“相对冗余率”。另一部分的客观信息,即新的那一部分,是主观信息或主观新奇度;它和客观信息的比值有时被称为相对信息率。

  思考一下语言中的冗余现象。一篇书面文章传达的信息量是4.7比特/字母,因为字母表中共有26个字母,而26=24.7(上标)。但这是客观信息的量,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冗余的。在英语中,不同的字母,不同的字母顺序,不同的单词顺序有不同的出现概率。因为我会英语,我知道它们的概率——可能是无意识地,因此对我来说,每一个字母所传递的主观信息和我预期该字母出现的频率是成反比的。毕竟,信息的功能就是降低不确定性,因此一条信息降低的不确定性越多,则它的量越大。相反,我越是估计一件事情是真的,当这件事情被证实是真的时候,这消息所传达的信息越少。

  据估计,英语语言的相对冗余率是50%或更高。换句话说,一段英语文章所包含的主观信息大约是2.3比特/字母。这就是说,当我们写英文的时候,我们只能自由地选择一半的字母,另一半已经被拼写规则、语法和文法定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理解和完善未听全的一句话,理解拼错的单词,使用电报文体、缩写和速记法,以及做填字游戏。通信中的冗余并不是无用的,它使我们传达的信息——在出现错误时和不完善的传递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理解。例如,当我在信封上不但写上邮政编码,而且也写上地名时,我就是在提供冗余的信息,其目的就是避免我的信件被寄丢——万一我写错了邮政编码或者我写的邮政编码无法辨认的话。

  信息冗余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同样有用。全新的、和我们的以往知识完全不相干的信息,最多只能交给记忆进行处理,而这样的记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困难和不愉快的过程。这种记忆也非常缓慢:成年人对不熟悉的信息进行长时段记忆的效率估计是每秒0.50.7比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通过将其与我们所知内容联系起来的方式吸收信息,将它们与我们的信息储存相比较,并修改我们信息库的内容。但是只有输入的信息与我们熟悉的信息元素相关并联系在一起时,上述做法才有可能。每一个教师都知道,如果学生们能够把新知识和熟悉的知识联系起来,他们学习起来是多么地容易——无论是通过外表的相像、性质类似或对照的方式(相联系)。而且,教师也试图通过强调这种联系或者加入一个联系因素,来帮助他的学生们。冗余信息不仅没有加重大脑的信息处理负担,还使得信息处理的过程变得容易和令人愉快。【温故而知新的新解】

  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景象、声音、味道或气味注定是令人困惑的和令人不快的。一部小说,要想引人入胜,必须处理好人物和场景,使之接近我们熟悉的人物和场景。新闻也是一样,只有当一条新闻涉及了我们已知的或有所耳闻的主体或人物时,这条新闻才是吸引人的。通常的情况是,我们对它越有兴趣,我们个人就越了解它。【原型、类型或母题、元】

  在音乐领域,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某段旋律,或者这段旋律不属于我们熟悉的任何音乐传统,那么这样的旋律只能使我们困惑和迷惘。当一段音乐是以某一个调式谱写的时候,冗余的信息就出现了,因为属于那一个调式的音程会比其他音程更频繁地出现,而此调式的主音程和全阶音程则更加频繁地出现。如果这段音乐又属于听众熟悉的某一个音乐时期,冗余的信息就更多,听众可以预测的内容也就更多。再进一步,如果听众可以猜出它的作者,就有更多的冗余信息。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绘画、舞蹈,以及其他类型的艺术产品。通常,如欲真正欣赏某件作品,我们必须认出我们熟知的、它所属的艺术流派或风格,因为这可以提供必要的冗余信息。

  简言之,为了使新事物具有使人愉悦的刺激力,冗余内容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冗余的程度和数量与事物的愉悦性息息相关。就像完全原创和没有冗余的事物是令人困惑的一样,完全陈腐的事物或完全的冗余也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它的无聊。适中的东西令人愉快,在这里,同样可以用冯特的倒U字形曲线来描述愉悦性和冗余内容的关系。最令人愉悦的冗余程度因人而异。可以想见,内向的人喜欢较多的冗余,外向的人喜欢较少的冗余。而且,特别年轻和特别年老的人比我们其他人特别需要较多的冗余。依据成人的标准,婴儿和幼儿看起来对重复从不厌烦。几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极老的人身上,他们不仅重复自己的行为,而且从重复阅读和听重复的故事中得到快乐。对上述两种情况的解释可能是,他们保持记忆的能力和吸收(新信息)的能力较弱。不过,对于这一点我们所知不多。

  不幸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对于冗余所进行的唯一量化估计是有关语言的。它的共有词汇和普遍遵守的规则构成了客观性的冗余,这种冗余对于使用这一语言的所有人都大致相同。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绘画流派或作曲流派,他们的严格规则以及因此而生的信息冗余应该是便于估计的。但是,图画、音乐,或者享受性刺激的其他来源,其冗余性都是非常主观的。它取决于不同人之间对以往经验的巨大差异,以及对艺术流派和艺术传统的知识。因为这一原因,对它进行定量研究是困难的。

  心理学家的工作往往隐含在那些无法量化的术语中,但是,他们所有的工作都表明,新奇性是最具刺激性和最令人愉快的——当它提供了惊奇、冲突、不和谐、“认知不协调”、变异,或者对人们所预料、所经历之事的偏离。如果没有对规则的期待,所有这些惊奇、冲突和偏离都不会存在,而这个规则是冗余提供的。(新信息)与冗余信息之间新颖的主观对照和平行对比,制造了冲突和惊奇。可以想见,主观新奇性越高,这种惊奇和冲突就越强烈。对于多少新奇性是最令人快乐的问题,我们还有所知晓,但对于多少冗余是最佳的这一问题,我们知之甚少。心理学家的很多试验是这样的:把一个人重复性地置于同样的感受中,所以逐渐提高的熟悉程度增加了冗余、减少了主观新奇性,同时客观信息的总量,也就是两者之和,维持不变。据我所知,迄今还没有一个人成功地设计了下述实验:改变冗余信息的量,而保持主观新奇性的恒定。不过,这样的实验或类似的实验是必须的,只要我们想确定刺激性和愉悦性是怎样随着冗余性而改变的。

  对冲突的需求以及对冗余和主观新奇性两者之混合体——这一混合体是快乐性刺激的前提条件——的需求,不仅存在丰富的研究资料,也为我们的日常经验所证明。所有人都知道,不寻常的和出乎意料的事情总是最吸引人的新闻,丑闻和变态则是谣言的最佳材料。当人们突然意识到处在如此高位的人可以像匪徒一样做事时,这种不协调让“水门事件”及其丑闻变成轰动性的新闻,并且极大地提高了日报和新闻周刊的销售量。

  在音乐中,大多数的乐曲都开始于对主题的陈述,然后这一主题被变奏、变调、重述,而且被不同的乐器和以不同的形式进行重复。最初所陈述的主题为后来的所有演奏提供了冗余因素,而且,后来的大多数内容都是主题的变奏——而这些变奏是我们在听到最初的主题后期待出现的。还有,在音乐中,新内容和熟悉内容之间的冲突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上,因为我们在看待它时,必须与它所属的音乐传统相联系。一方面,要理解和欣赏一段旋律,该旋律必须包含一些冗余成分,这些成分属于人们熟悉的某种风格。但它又必须对该风格进行一些改变,以免听起来如陈词滥调。另一方面,这一旋律的后续发展必须有自己独有的传统,对于这一传统见多识广的听众会感到熟悉。同样,为了获得最大的享受,旋律的发展必须不仅仅与主旋律有所区别,而且其变奏方式也要和传统的变奏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区别。

  作曲家们首先在现有的风格中进行变化,然后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变化,风格逐渐发生蜕变,而曾经的新变化则成为新的风格。因此,音乐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不断地改变,其目的是在新旧之间维持平衡。与此同时,公众的聆听使得新的东西逐渐失去其新颖性并熟悉它。这就是“保持进步以免落伍”的老生常谈。音乐发展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发现并完善旋律改变的新方法和新维度,从而能让作曲家提供更多的欢乐,并更长时间地吸引住听众的注意力。对这一部分的音乐发展,有很多的统计资料。在西方音乐中,“在16世纪的时候,没有几首器乐作品(单乐章)持续5分钟以上。”在18世纪时,海顿(Haydn)——在他长达半个世纪活跃的音乐生涯中——的交响曲中一个乐章的平均长度是6.5分钟,而莫扎特(Mozart)交响曲中乐章的平均长度升高到了7.5分钟。19世纪初,贝多芬(Beethoven)的交响曲乐章的平均长度是10分钟。50年之后,李斯特(Liszt)能使听众的注意力保持15分钟。到世纪之交的时候,马勒(Mahler)和布鲁克纳(Bruckner)的交响曲乐章的长度达到20分钟,斯特劳斯(Strauss)的交响诗也是如此。

  虽然少量的冗余对于新体验的最大愉悦性是必不可少的,但有些意在制造刺激性享受的东西却包含了过多的冗余,其目的是提供温和的刺激。最好的例子还是在音乐领域,这就是德国人所说的“Gebrauchsmusik”,一种人们干活时的伴奏音乐。这种音乐并不是要使人激动和有趣,只要足以撩人听到就可以了。它的用意就是补充其他活动不充足的刺激性,两者的刺激之和达到最大程度的愉悦性。舞蹈音乐和轻音乐,包括那些严肃音乐家创作的轻音乐,例如泰雷曼(Telemann)的餐桌音乐、亨德尔(Handel)的水上音乐、莫扎特的嬉游曲等,都是为此目的而创作的。不用说,任何乐曲,无论其多么严肃,都会通过重复聆听而丢失主观信息,增加主观冗余,从而更适于成为背景音乐。与此类似,在百货公司和办公室中播放的穆萨克(Musak)音乐——其目的是为顾客提供一个购物的好心情——都经过了精心的柔化处理。它的信息容量和唤起力被降低,否则就可能干扰人们干正事的
注意力。

  其他有意提供冗余内容并限制新奇度的例子包括,区别于艺术品的装饰品,比如不同于画作的壁纸。它们应当具有温和的唤起力,不是要去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是要成为背景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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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与超符号
     对感觉输入进行定量测定的另一个障碍是大脑的一个倾向,它倾向于把自己获取的符号和超符号进行解码,并且过滤掉那些无关的信息。我们在前文看到,大脑是怎样把注意力集中在环境的一部分上并隔绝其他内容,它在接受和把握它所注意的信息时,更有选择性。

  我们环境中所包含的几乎无穷的信息使这种做法成为必须。显微镜中的一瞥使我们的裸眼看到了本来看不到的世界图景,同样,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内容,也超越了我们的大脑所能处理的限度。据估计,眼睛的信息传输能力是160万~300万比特/秒,比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大了数千倍,而眼睛仅仅是我们数种感觉之一。因此我们需要将信息组织为符号和超符号,并隔绝其余的信息。

  例如,阅读本页的读者大概只会看到字母(符号)和单词(超符号),而不会看到它的设计内容——这一设计内容的质量取决于字母的形状和类型、字母之间和行之间的距离,以及页边留白和版心的比值。大脑的一些将信息抽象化和组织为符号和超符号的活动是自动的或不自觉的。我们听到钟表的滴答声、火车车轮碰撞轨道的声音,感到它们好像有两拍的、三拍的或多拍的节奏,即使这些声音的时间间隔和声音强度都是恒定的。这些节奏只存在于我们的脑子里,当火车加速的时候,将会变成其他的节奏,而不是仅仅变快。听到节拍(超符号)而非孤立声音(符号)的好处是,它们的速度变慢了,故而容易接收。类似地,当我们看到数字系列00110011时,我们不会把0和1作为单元。因为它们成对出现,所以我们本能地把它们组成超符号00和11,并注意它的变换规则。

  一般来说,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学习形成符号和超符号的能力。当我们学习阅读的时候,我们学会了只看到字母而忽视其他的东西。当我们学会快速阅读的时候,甚至连字母也不见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单词和词组,这又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阅读速度——通过降低要处理的主观信息的数量。同样地,通过将一个数字看做较小数字组组成的系列,我们降低了它的主观信息容量。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把电话号码或社会保障号码分解为两位数字或三位数字的组合,它就变得易记了。

  现在我们回到那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使得新奇的刺激令人快乐?同样地,对信息的上述组织和过滤处理很可能提高或降低被处理信息的愉悦性。例如,当我第一次聆听一首复杂的乐曲(伴有巨大的信息流)的时候,通过隔绝一些复杂的和声变奏,我的大脑自动地把主观信息流量控制在它的处理能力限度之内。只有重复聆听才能降低我所听过的内容的主观新奇性,解放我的大脑的一部分信息处理能力,我才能开始注意以前错过的复杂内容。这让我能够重复欣赏此段音乐而乐趣不减,甚至还可能增加乐趣,因为在我依次进行的这些聆听中,主观冗余的增加并没有降低新的信息流。而且,我在第一次聆听中所接收的、超越处理能力的信息输入使我感到了轻微的挫折和迷惘,对这些挫折和迷惘的消除,和我对消除它们的期待,也是我的快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奇性制造麻烦,而快乐就来自于对麻烦的解决。为了享受信息,我必须理解它,将它变成我自己的。通过这样做,也通过把它和我熟悉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我降低了它的主观新奇性,还将最终消灭这种新奇性。难度越大的东西就越令人愉悦,只要它仍停留在可能的范围内。

  严肃音乐和轻音乐之间存在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严肃音乐更加复杂,包含更多的信息容量,这些都使人困扰,而轻音乐不是这样。其次,同样的高信息流量,使得严肃音乐比轻音乐更加久传不衰,因为它的巨大信息流使得大脑在最初听它的时候,忽略了一些内容。最终,即使是最伟大的音乐作品,足够多的重复(聆听)也可使它的新奇性枯竭,不过差异的程度是巨大的,有足够的资料证明这一点。值得补充的是,在这一点上爵士乐比严肃音乐和轻音乐都优越,因为即席演奏保持了重复聆听它时的主观新奇性。

  相反的情况,即大脑倾向于通过形成超符号来降低(而非升高)刺激性的享受,更加常见也更加重要。在表示某种东西的一幅画或一件雕塑上,我们常常只看到它所代表的东西,而忽视其他的东西。通过观看一种特殊的画——这种画可以同时代表两种东西——可以令人震惊地证明这一点。一旦我们认出了其中的任何一种东西,由于大脑隔绝其他信息的倾向,我们就不再能认出另一种东西,因为我们不习惯把同一信息总结为两种不同的超符号。图3—2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它既代表着一个老妇人显著的(头部)轮廓,又代表着另一个年轻妇女的姣好面容。不过,对其中任何一个的认知,都使得对另一个的认知相当困难。

  人忽略无关信息的习惯显然是有效的,因为它使得我们的信息处理能力所承受的负担最小化,但这并不总是导向最大的快乐。我们具有只看到一幅画所表示?内容和只欣赏它所成功呈现的内容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我们对它所包含的其他内容视而不见,如形状和体积的结构、不同色彩的组合等等。可是我们只要注意到它们,它们就可能是愉悦之源。可能的原因是,大脑形成超符号并忽略其他信息的倾向,使得我们对表现主义艺术的欣赏异常困难。为了欣赏艺术我们必须压制住大脑仅仅注意超符号的倾向,并且——比如说——强迫它观看超符号背后的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习得的技能,需要有意识地努力和训练。回想一下我们在观看图3—2时所遇到的困难。除非有人指出来,我们很可能发现不了(它的奥秘),即使有别人提示,我们仍要努力才能发现它。

图3—2我妻子和我岳母

  画家和雕塑家往往有意识地帮助我们获得这种技巧,他们通过在展示中玩一些小把戏来达到这一点。现代艺术中的变形、曲解、非写实和抽象(等技法)就是要使观看者超越一个物品的象征意义,而只注意线条、形状、体积、色彩以及它们的组合。当然,这种技法也会徒劳无功。一个不习惯于抽象画的人,可能仍需要认知他所熟悉的物体所代表的意义,以便为他提供最低水平的冗余,没有这些冗余,画中的信息就会过于新奇从而使他太过困惑,以至于无法欣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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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

      迄今为止,在本章中我都在阐述新奇性和它的数量和测量问题,以及施加威胁的唤起作用。但是,如果新的和未曾预料的事情具有唤起力,那么不确定性——对不可预料事情的预期——肯定也具有唤起力。确实,日常经验表明,不确定性不仅仅具有唤起力,它的唤起力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令人不快。一般来说,人们不喜欢大多数类型的不确定性。

  原因非常简单。新的和未曾料到的东西要想能够激起快乐,它必须和那些熟悉的东西相联系,以便使其变得可以驾驭,并且创造对其可驾驭性的合理期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确定性排除了这种期待。如果要使我们确信这个不曾预料的事物和已知的事物有关,我们首先必须见过这个不曾预料的事物。可是这个不曾预料的事物是未来的东西,因此我们没有这样的确信。这就是为什么,对不曾预料之事的期待,给人的困惑和恐惧多于它给人的快乐。

  人类存在着一种“深深的不情愿,他们不愿意在获悉有关未来的信息之前进行不必要的等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影响那个信息”[36]。孩子们特别不喜欢令人惊喜的生日礼物或圣诞节礼物揭晓之前的那种等待;而成年人则在获悉选举结果之前彻夜不眠,只是为了早几个小时知道结果;而且我们都知道“知道最坏结果后的坦然”。根据心理学家对被判有罪的人的访谈,“监狱里的最大痛苦莫过于服刑时间的不确定。那些有希望获得假释的罪犯比那些知道自己永不可能获释的罪犯,更加痛苦。”[37]

  不过,虽然不确定性最令人不快并且难以忍受,但它也可以变得令人愉快和向往——当对无法预料之事的期待的影响被控制在可驾驭的水平上的时候。赌徒享受赌博,是因为他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风险程度,而且他们不会冒那些超过他们快乐程度的风险。[38]再者,他们还可以控制自己涉入不确定性的时间。不确定性导致的唤起是令人不快的,如果它持续的时间很长,或者持续的时间无法确定。当我们知道,它将在数分钟或数天内结束时,它也许变成令人快乐的。前者如赌盘的停止,后者如填写好的彩票。经济学家们常常困惑于一类人的“理性”,他们既持有保险,又怀揣彩票。其实两者并不矛盾,一个人既可以讨厌长时间的利害攸关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可以享受期限短而固定的不确定性——伴有自由选择的小小风险。

  新奇是满足的主要来源,这可以通过我们每天对它的奢侈消费判断出来,也可以通过我们对它的珍视判断出来。第一次爱情,第一次尝试某种特殊的食物,第一次看到一幅美景、一座美丽建筑、一个裸体,还有其他许多的第一次,都是我们最珍视的记忆。我们的书架上和相册里充斥着对过去的新奇事物的怀念,作为对它们以往带给我们的快乐的回忆。我们最持久的快乐来自丈夫、妻子、孩子和朋友,因为他们的主动性、形象力和知识构成了新奇性的宝库,我们可以长期从中支取新奇。因为新奇和食物一样,享受过后就消耗掉了[39],所以对新奇性的享受也制造麻烦:当与新奇性相联系的物品非常耐久并和我们长期共存的时候,就像是无用的骷髅——我们已经享受和消化了它的新奇性。这类问题在我们这个富裕的大规模生产经济里尤其突出。在这个经济里,千篇一律的耐用消费品被以千百万的规模生产出来,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我们将在后文讨论这一点。

  新奇事物的怪异性还在于以下事实: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快乐,它必须和已经熟悉的事物结合起来。这意味着,一个人如欲享受这一新奇事物,他必须首先获得相关的知识。换言之,对新奇事物的享受需要学习,对新奇的消费是需要技巧的消费。这又引起了一大堆问题,我们将在后文处理。但是,在我们这样做之前,一些准备性的工作必须完成。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通过讨论满足的另一个来源——快乐,来完成我们对心理学家关于行为及其动机的观点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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