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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恩《分裂的自我》:身体化自我与非身体化自我】

(2013-06-12 00: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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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身体化的自我和非身体化的自我

  到此为止,我对若干形式的焦虑作了描述,它们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基本的存在性不安。这些焦虑产生于基本的存在性不安这种特殊的生存情境,是这一情境的作用产物。当自身存在具有安全感时,这些焦虑就不会如此有力和顽强地表现出来。

    然而,即使缺乏这种基本的安全感,人还是必须生活下去。因而,研究者现在必须努力回答的问题是:具有存在性不安的人,发展了怎样一种与自身的关系。

    我将尽力指出,具有存在性不安的人看来没有基本的整体感,这种整体感能经受得住最剧烈的自我冲突。这种人对自身的体验,是根本的心-身分离。通常,在分离的心、身两者之间,他们对“心”具有最接近的认同感。

    上述基本的路径会引出某些确定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个人的存在能够在其自身之内组织起来。从原则上说,本书以下的部分与这些结果有关。

    心-身分离将被看作一种意图,其目的是要解决基本的潜在的存在性不安。在某些情形,心-身分离也许是一种手段,使得即便有着存在性不安也能有效地生活;也许是一种企图,目的是要超越存在性不安。然而,心-身分离也容易使各种焦虑感持续下去,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心-身分离正是针对焦虑感的防御机制;同时,心-身分离也有可能提供一个出发点,导致精神病的发生。如果个体身上存在着令人感觉是非身体化的部分,而个体又过于专一地力图将自己认同于这一部分,那么,上述最后一种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在本章中,我将首先用最通常的术语,对身体化的自我和非身体化的自我进行对照比较;在后面几章,我将不再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形,而进入实际结果的讨论,较为详尽地分析个体的存在从总体上的严重崩溃,正是这种崩溃可能导致精神病的发生。

    身体化的和非身体化的自我每个人,包括那些最为非身体化的人,都感到自己无可逃避地被约束在自身身体之上或身体之内。一般而言,如果一个人感觉自身身体是生动的、真实的、实在的,那么,他就会感觉自己是生动的、真实的、实在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身体的开始便是生命的开始,而身体的死亡便是生命的结束。可以认为,他们感到自己是身体化的。

    然而,这并非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在这些偶尔遇到压力时才部分感受到心-身分离的“普通”人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人,他们的生命并没有渗透在身体之中,相反,他们感到(事实上他们一直)或多或少与自己的身体相分离。对于这样的个体,我们可以说“他”从未实现相当程度的身体化,他自己则会说他或多或少是非身体化的。

    在这里,自我在生活中的位置表现出基本的差异。相应于各自得到充分发展的身体化和非身体化而言,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作人(beinghuman)的方式。大多数人会认为,前者是正常的、健全的,而后者是反常的、病态的。本书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十分中肯。从某些观点看来,身体化可以认为是正常的;然而,另外一些观点则认为,个体应努力摆脱身体的束缚,使自己达到纯粹的精神境界。

    ①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两种基本的生存情境。情境的差异并没有排斥共同的基本问题,如好与坏、善与恶、生与死、身分、现实与非现实。这些基本问题在不同的情景中都会产生。然而,不同的情境却会决定上述基本问题基本的体现方式。换句话说,我们面临两种极端不同的可能性,当个体的状态大致接近于其中一种时,他就会以相应的方式去感受他与他人及世界的联系;而我们对这两种可能性的考察,则应根据个体这种感受来进行。

  身体化的人感到自己有血有肉,筋腱骨骼俱全,感到生物学上的生动与真实:他知道自己是实在的。他完全内在于他的身体,就此而言,他可能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感。他感到自己面临攻击、伤害、疾病、衰朽、死亡等种种危险,它们威胁着他的身体。他被身体的欲望、身体的满足和快乐,以及身体的挫折所纠缠。个体由是有了自己生活的起点;他的身体对他来说是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可以作为一个人与其他人交往。

    然而,尽管他的存在没有被分离为“心”与身,他的自我仍然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遭到分离。在某些情形中,他的生存状态比那些或多或少与身体分离的个体更为危险。这是因为,在遭到身体伤害的时候,他缺少那种精神神圣不可侮的感觉;而具有非身体化倾向的人,则常常会有这种感觉。

    

    ①例如,布尔特曼在他的《原始基督教》(1956年)中,曾就诺斯替教的灵(真实的自我)肉分离给予了简短而杰出的说明。

  忏悔和赎罪是通向灵肉分离之路。布尔特曼引证了诺斯替教的如下教义:“〔肉体是〕黑暗的牢房,是行动着的死亡,是丧失了感觉的僵尸,是你与生俱来的坟墓,是你背负的十字架,是你盗贼般的朋友,他佯作爱你,暗中却妒恨你……”关于心-身分离的心理病理学研究,可参见斯各特(1949年)和温尼卡(1945年、1949年)。  ——原 注

  

    例如,一位因精神分裂而两度长期住院的患者告诉我他的一次遭遇,从中能看到他在被攻击时的反应。那时他精神尚属健全。

    一天夜里他路经一条小巷,迎面走来两个男人;在擦身而过的一瞬,其中一个人突然挥起一根棍子向他打来。

    那一击并不很准,只是令他大吃一惊。他一个趔趄,但很快恢复过来,尽管赤手空拳,仍然迎上去还击入浸者;一阵打斗之后,那两人转身跑开了。

    在这个故事里,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主人公体验突然事件的方式。在打击面前,他首先的反应是吃惊。紧接着,当他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就开始想到,这两个人袭击他真是太没目标了。他身上又没带钱,从他这儿他们什么也捞不到。

    “他们只能打我一顿,但并不能给我造成任何真正的伤害。”也就是说,任何身体上的伤害都无法真正伤害他。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一种态度是大智大慧的表现,例如苏格拉底就坚持认为,善良的人是不可能被伤害的。回过头来就我们这位患者而言,“他”和他的“身体”是分离的。在打击面前,他远不像一般人那么害怕,因为在他自己看来,他并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可以失去。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位患者的生活充满了一般人所没有的焦虑。

    一般身体化的人,完全被身体的各种欲望、需要和行动所纠缠,他也要面对伴随这些欲望、需要和行动而来的罪感与焦虑,面对身体的挫折和打击、身体的满足和快乐。存在于这样的身体之中,免不了自责,而这自责可能是难于承受的。这样的身体化无法防御绝望和虚空的袭击。在他的身体之外,他依然不得不关心自己是谁。他或许感到自己的身体是衰朽的,是有毒的,正在走向死亡。一句话,身体自我(bodyself)并非不可侵犯的要塞,无法抵挡存在性怀疑和不确定性的侵蚀;身体自我本身无法消除精神病的危险。反过来,自身存在被分离为非身体化和身体化两部分,与完全的身体化相比,并不更容易导致精神病。换句话说,完全的身体化并非精神健全的标志和保障。

    也就是说,即便个体真正以身体为基础(即身体化)也绝不能说他是统一的和完整的人。不过,以身体为基础的生活,至少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出发点。由此出发,可能导致各种可能性。而自我与身体相分离的个体,则只能经历到另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非身体化的自我在非身体化状态中,个体感到其自我或多或少与其身体分离。

    个体感到其身体是一个客体,与世界中其它客体一样,而不是自身存在的核心。身体不再是他真实自我的核心,而成为某个假自我(falseself)的核心。

    在这种情形中,被分离的、非身体化了的、“内在的”、“真正的”自我,有可能怀着温柔、体贴、有趣或厌恨的心情,观望着假自我。

    这样一种自我与身体的分离,使得非身体化的自我不可能直接参与现实生活的任何内容,因为,这些内容是身体知觉、感觉和运动(表情、姿势、话语、行动等等)之高度专一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因而,非身体化的自我作为所有身体行为的观望者,无法直接参与其中,它的作用只能是观察、控制和批评身体的经验和行为,从事那些通常所谓纯“精神”的活动。

    也就是说,非身体化的自我变成了一种过度意识(hyperbconsious)。

    它试图安排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和形象。

    它与自身以及身体的关系,可能是极为复杂的。

    目前,关于身体化的个体,人们已经作了大量心理病理学的研究;与此相比较,对那些具有严重心-身分离的个体,我们却几乎没有什么可言。当然,人们也研究自我与身体暂时分离的状态,然而,人们通常把这些分离视为正常状态的产物。在这种正常状态中,自我最初是身体化的,只是在压力下发生了暂时的分离,当压力解除,又回复到正常的身体化状态。

    一个“边缘性”案例——戴维(david)在本节中我将直接给出关于戴维的描述,尽可能不加评论,因为我希望读者明白,像戴维这样的人以及他们面临的问题并非我自己的发明,而是存在于现实之中。戴维的案例也给下一节的一般性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

    我遇见戴维时他年方18,独生子,10岁那年母亲去世,此后一直跟父亲生活。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哲学。父亲看不出儿子有什么异常,有什么必要去咨询精神病医生,可导师却为这孩子着急。戴维似乎沉溺于幻觉,他的行为方式总有些古怪。例如,他穿着长长的斗篷到班上听课,肩膀和手臂都全然不见;有时又携着一根手杖;举止十分做作,讲话多半是背诵语录。

    戴维父亲对戴维的介绍十分空泛。他认为戴维一直很正常,最近的反常行为不过是一段青春期的插曲;戴维始终是个好孩子,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惹麻烦。母亲在世时全心全意爱他,而他也离不开母亲;母亲去世时,他“非常勇敢”还帮父亲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料理家务、作饭、购买食品,“取代”了母亲或者学母亲的“样儿”甚至对于各类室内装饰,也用母亲的眼光来打量。关于这些事情,他父亲谈得很多。

    戴维看上去十分古怪——好像是丹尼。凯(danykaye)扮演的青年克尔凯郭尔。头发太长,衣领太大,裤子太短,鞋太大!还披着剧院里买来的二手斗篷,拎着手杖!他哪里只是古怪,在我看来他是在扮演古怪。整个效果是他一手策划和导演的。可是,为什么别人不这样做,单是他戴维呢?①戴维的确是一位相当老练的演员。事实上,至少从他母亲去世以来,他就一直在扮演这个或那个角色。在母亲去世之前他曾说:“我仅仅是她所希望看到的样子。”关于母亲的去世他说:“我只记得,我当时相当高兴。也许我有点难过;不管怎样,我愿意这样想。”直到母亲去世,他仅仅是她所希望看到的样子。母亲死后,他也并不更容易成为他自己。戴维在成长起来的过程中,完全理所当然地把他所谓他的“自我”和他的“人格”看作两件相当分离的事情。他从未严肃地想象过其他可能性。同样,他还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人也都大抵如此。他关于一般人性的观点,建筑在他关于自身的经验之上,那就是,每个人都是演员。这一关于人及人性的确定信念或者说假定支配了他的生活。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很容易成为他母亲所希望看到的样子,因为他所有的行动仅仅是属于他正在扮演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如果说这些行动最终属于他的自我,那也仅仅是属于一个“假自我”这个假自我的行动遵从她的意愿,而不是他自己的意愿。

 

  ①戴维并不像特里林优秀短篇小说《此时彼地》中的“特尔丁”。——原 注

 

    他的自我从未通过他的行动直接显现出来。看来,在从婴儿状态成长起来的过程中,他一方面带着“自己的自我”,另一方面则带着“他母亲希望看到的样子”带着他的“人格”。戴维就从这样的起点开始,把自己的自我(只有他自己知道)与别人眼中的自己相分离,以此作为目标,并尽心尽力。他在这样的状态中越陷越深,因为他总是感到羞涩,敏于自我意识,易受伤害。通过扮演某一角色,他发现能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自己的羞涩、自我意识和脆弱。想到无论自己在干什么都不代表真正的自己,他便感到宽慰。

    也就是说,戴维也使用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防御手段:他强化了引发焦虑的条件,试图以此来缓和焦虑。

    戴维始终铭记的要点是,他在扮演角色。通常,他知道自己在扮演别人。但有时他也扮演自己(他自己的自我)。此时,他并非简单地、自然而然地是他自己,而是在扮演自己。

    他的想法是:绝不要向他人暴露自己。结果,通过他所扮演。

    的角色,他给他人留下了转弯抹角、暧昧可疑的印象,但对于他自己来说,他的想法是完全坦然和诚实的。

    戴维的整个存在方式,建立在其内“自我”与外在“人格”的分离之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状态在没有其“人格”(即他与别人打交道的奇特的行为方式)的情况下,也存在了好几年。

    表面现象无法揭示这样的事实:戴维的“人格”并非真实的自我表现,而主要是一系列的人格扮演。他认为自己在中学期间主要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早熟的中学生,聪明过人,但多少有点冷漠。然而他说,到15岁那年他就认识到,这一角色行不通了,因为“它的声调让人讨厌”。于是,他决定修改这一角色,使它招人喜欢,“取得理想的效果”。

    但是,他用以维持自身存在方式的努力受到两种威胁。

    其中第一种并没有带给他太多的麻烦。这一威胁是在不知不觉间变得自然起来的危险。作为一位演员,戴维希望自己始终与所扮演的角色保持距离,这样他觉得自己是情节的主人,以完全清醒的意识控制了自己的表情和动作,准确地把握对他人产生的效果。因而,变得自然就是愚蠢,只能让人可怜自己。

    第二种威胁就比较具体了,令他感到无可奈何。戴维真正向我抱怨的就是这种威胁而不是别的,它使戴维的整个生存技巧面临崩溃的危险。

    在童年时期,戴维一直非常喜欢对着镜子扮演角色,如今依然。但是现在,在这种对镜扮演中,他不知不觉沉浸于一种特殊的角色之中,换句话说,当他在镜子面前扮演这种特殊角色时,就不知不觉变得自然起来。这种特殊的角色就是女人的角色。戴维发现,这是他的败着。在镜子面前,他穿穿母亲遗留下来的服饰,或者扮演著名悲剧中那些女性形象。渐渐地,他开始感到身不由己:不仅走路、说话像女人,甚至也像女人那样观察和思考。这就是他目前的状态,这就是他对自己目前奇装异服、古怪举止的解释。他说,他感到唯有如此,才能阻止自己陷于那些女性角色之中,那些女性角色不仅要吞没他的行动,甚至还要吞没他“自己的”自我,要否定他所渴望的对自身存在的把握和控制。他厌恨自己目前这种斗篷一手杖式的角色,也知道别人都在嘲笑他,但他身不由己。他知道唯有这一“精神分裂性”的角色能够保护自己,使自己免于被自己内在的女性所完全吞没。

    他知道,这种女性不仅内在于自己,而且随时都可能跃然而出。

    在下面的篇幅中,我们将对这一类人加以讨论,戴维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很明显,如果不深入这种精神分裂性状态的细节,就不可能理解这一类人。就戴维的个案而言,我们必须对下述内容作出详尽的描述:戴维“自己的”自我的性质、这一自我与戴维“人格”的关系、“自我意识”和“脆弱”对于戴维的重要性、他精心进行人格模仿的意义,以及一个异己的“人格”是如何让它自己(她自己)入侵了戴维的“人格”(这一入侵显然是自发的,它不受戴维控制,反而要威胁到他“自己的”自我的生存)。

    根本的分离存在于戴维所谓他“自己的”自我及其“人格”之间。这种分离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研究者的面前。在戴维这样的人看来,他们所谓“自己的”、“内在的”、“真正的”、“真实的”自我,是与他们所有可观察的行为相分离的,是与戴维所谓“人格”相分离的。出于方便,可以把这“人格”称为个体的“假自我”或“假自我系统”。我之所以建议以假人格系统相称,是因为这样一些个体所拥有的“人格”、假自我、面具、“模样”或面具人格可能存在于各种不同部分自我的混合体之中,而这些不同部分的自我,没有一种因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具有了自身综合的“人格”。

    对这样的个体进行仔细的了解,可以发现其可观察的行为可能包括相当精心的人格模仿,与之伴随的是各种可能的强迫性行动。研究者可以明确观察到的不是单个的假自我,而是一组部分自我,其中只有某些是精心炮制的。如果其中任一单个的部分自我都得到充分的变化,那么这些部分自我是可以组成人格的。正因为如此,我建议将这样一种由部分构成的整体称为假自我系统。

    存在于这样一种精神分裂性状态的“自我”通常或多或少是非身体化的。这样的自我被体验为一种精神实体,它进入了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封闭”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体的行动没有让人感到是其自我的表达。

    戴维所谓其“人格”而我建议称为假自我系统的这些行动,是分离的,只有部分是自发的。自我并未感觉到在参与假自我的行动;假自我的行动给人的感觉是越来越假,越来越浮。另一方面,自我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把自己看作“真正的”自我,而将其面具人格视为虚假的个体抱怨自己虚废并缺乏自发性。

    然而,与其愿望相反,他的自发性会因此越来越低,他也会越来越觉得自己虚废。他抱怨自己不真实,脱离现实,不能有效地组织生活。从生存论的意义上说,个体的这些抱怨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他的自我有高度的自我意识,并且通常以高度批判性的态度注意着假自我。另一方面,他的自我又是其假自我或面具人格所独有的特征,其自我意识是很不完善的。

    正因为如此,他的自我通常是不完全的。然而,假自我系统会进行全面的扩张,从这种扩张中,或从这种扩张的一部分之中,自我会感觉到自身的危险处境(参见戴维对女性角色的恐惧)。

    如果用“自我意识”(见第七章)一词意指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即那种为他人所观察的感觉,那么,就上述情况而言,个体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可怕的“自我意识”。

    上述亦表明,个体对他自身的关系具有不同的层面,而不同层面之间关系的变化,又总是与个体的人际关系相联系。

    这些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它们与人和人之间发生的现象完全不同。

    就所论情况而言,个体的自我关系变成一种假人际关系,而自我则把各种假自我当作他人去处理,这些他人是被自我非人化了的。戴维就是一个例子,他身不由己地扮演了某个他所厌恶的角色,对此他说:“它的声音令人厌恶。”从所扮演的角色中,自我由里向外打量观察角色的虚假言行,并且像旁观者一样感到憎恶。所有这一切表明了一种企图:个体想在完全不依赖外界人事的前提下,在自身内部创造各种人事关系。个体在自身内部创造了一个小宇宙;不过这一孤独的、自我中心的、隐秘的、内在的“世界”当然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不可行的世界,无法与我们共有的、唯一的真实世界相提并论。其实,正因为如此,精神病学才有了存在的必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一位精神分裂性个体,将试图努力通过封闭在自身存在之内变得无所不能,而不依赖与他人之创造性的关系,不依赖各种创造性的关系形式,因为这些关系形式本身要依赖于他人和外部世界的存在。他自己会觉得,他就是一切人和一切事,但这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

    在他看来,孤独带来了自由、自足和自控。这些想象的好处对于真实的自我是安全的。

    当然,这一投射性的防御机制也有其不利的方面,那就是,它是不可能的,是一种虚假的希望,并将导致持续的绝望;此外,这一防御机制还必然导致持续的、痛苦的虚幻感。

    这是因为,虽然那隐藏的、封闭的自我参与了假自我系统的各种准自主性的活动,但它本身并不承认这种参与(除非表现为别的面具人格,正如在戴维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一样)因而,它只能获得一种纯“精神性的”存在。进而言之,这一封闭的、孤立的自我无法通过外部经验丰富发展自己,因而,其整个内部世界将变得越来越贫乏,直至个体感觉自己全然是一团虚空。这也就是说,全能感和万有感,原来是无能感和虚无感的孪生物。表现在个体身上,在某一时刻,个体会感觉自己身在此地,内在充实而富有;相形之下,外在的生活在那儿运行,在他眼里是多么贫乏可怜。此时他感到自己的优越性,感觉自己超越于生活之上。可是,在某一时刻,个体又会渴望重新进入生活内部,渴望让生活进入自己内部。此时,个体会感到自己内在的死亡,会产生深深的恐惧。

    这样一种精神分裂性个体身上的关键特征,在于他所遭受的各种焦虑的本质;我们已经描述过这些焦虑的表现形式,如吞没、爆聚等等。我们还描述过各种畏惧,如丧失内在自主性之畏、丧失自由之畏等等;还指出了,这些畏惧实质上是害怕由自主的人变为事物,变为机械,变为石头,变为东西,变为它,也即害怕被僵化。

    我们还研究过,精神分裂性状态的发展是怎样强化了这些焦虑。

    当自我放弃了身体及其行动,并退入纯精神的行为,它就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实体,这实体或许存在于身体中某处。

    我们已经指出,个体的自我把与他人的任何一种关系看作是对其身分的威胁,在这种威胁面前,个体将努力维持自身的存在;而刚才提及的向纯粹精神状态的退缩,则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这样的自我只有在隐蔽中和孤独中才会感到安全。

    当然,对于这样的自我而言,无论他人是否在场,它都能在任何时候进入孤独状态。

    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在他人的目光面前,精神分裂性患者会比一般人感到更“脆弱”更不堪审视、不堪暴露。当他尚未尖锐地意识到他人的审视(即所谓“自我意识”)那么,他还能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暂时得以避免自己的焦虑被证实。要么把他人变为事物,并相应地把自己对这一事物的感情非人化和客体化;要么就装作冷漠。非人化的方法和冷漠的态度密切关联,但并不十分同一。被非人化者可被当作使用、操作和行动的对象。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指出,与一个人相对应,一件事物的基本特征在于:事物没有主体性,因而无法具有回应的意向。

    而就冷漠的态度而言,个体以漫不经心的、生硬无情的方式对待人或事,就好像他或它无关紧要;从根本上说,就好像他或它并不存在。一个人,只要有那么一点儿主体性,他也可能是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可能很有意义。冷漠的态度否定人和事的意义。我们还记得,僵化正是珀尔修斯用以消灭敌人的手段。用美杜莎之头的目光,他把敌人变为石头。僵化是消灭敌人的一种手段。当然,如果我们充分确信自身的生存,那么,即便我们感到别人的目光不把我们当人而是当作一样东西,我们也不会害怕。换句话说,对于“正常”人来说,被别人视为物并非灾难性的威胁;只是对于精神分裂性个体而言,他所遭遇的每一道目光似乎都来自美杜莎之头,使他感到隐含着可怕的力量,试图消灭或毁坏他那风雨飘摇的内在生命。正因为如此,他拼命要将他人先变为石头,以为这就是使自己免于被僵化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他感到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安全。

    概而言之,精神分裂性个体并未致力于防止自身部分身体的失落。宁可说,他的全部努力俱用于维护他的自我;而这种维护,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不稳定、不可靠、没有保证的。个体将始终陷于这样一种恐惧:害怕消失在非在之中,害怕陷于威廉。布莱克①所谓作为最后一着的“混乱的非在”(chaoticnonentity)之中。

    他的自主性受到吞没焦虑的威胁。

    他不得不保卫自己,以免主体性和生动感的丧失。

    正因为他自己感到空虚,因而,与他人有关之饱满的、实在的、生动的现实,对于他就成为一种冲击。他始终无法把握这冲击,它随时可能发展为爆聚,使他的自我面临被彻底压倒和否定的危险,一如突然涌入的空气否定真空,或水注满水库。

  

  ①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水彩画家、版画家,其艺术独具慧眼和创造性,新颖、简练,表达思想感情率直而有力,深切关注人的灵魂世界和生存难题,因而对当代哲学和美学思想有较大的影响。——译 注

    

    他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精神分裂性个体害怕与他人之现实的、活生生的辩证关系。他只能与被他非人化了的人建立关系,只能与他自己幻想的产物(心象)建立关系,甚或只能与物、与动物建立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所描述的精神分裂性状态,可以理解为一种企图:企图维护一种结构不稳定的存在。后面我们将进一步指出,存在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结构,在童年早期就已发生和形成。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基本结构和基本要素(例如,时间的连续性、对自我和非自我的区分、幻想与现实,等等)都具有确定的稳定性,因而可视为理所当然。在这种稳定的基础上,我们所谓“人格”中某种可观的弹性或灵活性得以存在。然而,在精神分裂性人格结构中,却缺乏上述稳定性和安全性。这是放弃自身存在基础并在不现实的超结构中寻求脆弱补偿的结果。

    如果个体的整个存在未能得到保护,个体就会沿着他的防卫路线一直退缩到底。为了维护他的“自我”他将不惜否定一切。然而悲剧在于,如此保卫自我,实质是在摧毁自我。

    在精神分裂症状态中,明显的、实际的破坏和解体,并非产生于外部敌人(实际的或假想的)的打击,而是上述内部防卫机制的毁灭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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