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特看来，诺特先生没见过谁，也没收到过谁的信。可是瓦特并不笨，笨到就此推导出一个结论。
    可是，对诺特先生宅子的这些转瞬即逝的确认，就像从外部世界溅在宅子上的小水滴，没有它们宅子就无以为继，希望留待以后更详尽地叙说，还有为什么其中一些对瓦特至关重要，而另一些则毫无意义。尤其是一个叫格雷夫斯先生的园工，他每天两次甚至三次出现在后门口，这样的事儿应该讲述得最细致，虽然这样做并不能照亮诺特先生，或者照亮瓦特，或者照亮格雷夫斯先生。
    可是，即使在没有光线照亮瓦特的地方，丝毫没有光线照亮他的嘴巴的地方，兴许有光线照亮别人。换句话说，也许有一些光线照亮瓦特，照亮诺特先生，照亮瓦特，通过相互映照来照亮，例如同格雷夫斯的相互映照，或者同他一直未曾说起的渔妇的相互映照。那绝对不是不可能的。
    据瓦特的判断，诺特先生从不离开庭院。诺特先生离开庭院却没有让他发现，瓦特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可是，诺特先生离开庭院而他一点都不清楚，这种可能性他也不否定。可是，一方面诺特先生不可能离开庭院，另一方面他不可能离开庭院却没有引起广泛的议论，这种不可能的事儿对瓦特而言真是美妙极了。

    在某种意义上，瓦特在诺特先生家里帮工期间，这件事儿像所有值得他留心的事儿一样，而且一定数量的这类事件会在这里记录下来，既不添加，也不减少，在一定意义上也不记录。
    说这件事儿像那些事儿，是因为这件事儿过去之后，却并未结束，而是在瓦特的头脑里继续展现，从头至尾地，一遍又一遍地，展现其光与影的复杂联系，从寂静到声响的过度，从声响到寂静的过度，运动之前的静止，运动之后的静止，加速与减速，走近与离开，按照发生过程的不可撤回的反复无常，展现其行进与指令的整个转换过程。这件事儿在效力方面跟那些事儿一样，生发出一种纯粹可塑的内容，然后在光、声、影响及节奏的美妙过程中，逐渐迷失所有的意义，甚至最最表面的意义。

   于是对瓦特而言，高尔父子在音乐室里的情景很快就混沌起来，假如曾经意味着这些事儿的话，现在就不再意味着钢琴调音，莫名的家庭和职业关系，不再意味着多少可以理解的看法的相互交流，等等，而是成为轻浮的评论机构的纯粹例证，成为静止的运动、寂静的声响和论说的论说的纯粹例证。
    这外在意义的涣散对瓦特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因为它驱使瓦特寻求别的意义，按照消逝过程的模样去寻求已经消逝的事物的某种意义。
    最不足道的，最不可信的，都会让瓦特心满意足。自从十四或十五岁以来，他就没见过符号，也没进行过阐释，成年以来，他一直活得很悲惨，真的，活在表面价值当中，至少对他而言是表面价值。有的人看到了骨头外面的肌肉，有的人看到了肌肉外面的骨头，有的人从来看不到骨头，有的人从来看不到肌肉，从来、从来都看不到肌肉。可是，第一眼看到的不管是什么，对瓦特而言都足矣，对瓦特而言总是足矣，对瓦特而言不只是足矣。而且自从十四或十五岁以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很不乐意地说，那就是当时发生的事儿，这样的情况他几乎就没有经历过。他记得--的确不尽如人意，只能作为平常的场合--先父在树林里现身的时候，那时父亲的裤子卷到了膝盖的上面，鞋子和袜子提在手里；记得自己差点儿被马车撞倒的时候，那时他听到一个声音催促他滚开，语言无比下流，叫他好生惊讶；记得自己忽然闻到黑醋栗开花的气息的时候，那时他独自划着船，离陆地远远的；记得一个老太太取下木制假腿、把拐杖放到一边的时候，那时那位老太太体质脆弱，身体残疾--因为她的一条腿膝盖以上全部截除，可是至少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他曾坚持不懈地追赶过她。他的记忆没有搀杂偏心，比方说对父亲的裤子的偏心，偏心是为了对表象进行分类，如灰色、疲软、极有可能呈管状，或者对父亲的腿的偏心，让它们在财物的闹剧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相反，他父亲的腿和裤子--当时是在树林里见到的，因而他回想了起来--仍然是腿和裤子，不仅仅是腿和裤子，而且是他父亲的腿和裤子，就是说，跟瓦特曾经见过的任何腿和裤子都迥然不同，要知道，瓦特这一辈子见过的腿和裤子已经数不胜数了。相反，高尔父子的来访一事儿很快连微不足道的意义都失去了，不再是两人一道前来，给钢琴调音，像男人之间那样交换意见，然后离去，于是这件事儿似乎属于很久以前听说的某个故事，是另一个人生活中的一件事儿，讲得模糊不清，听得朦朦胧胧，而且多半已经忘记。

   所以，瓦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说句公道话，他不在乎发生了什么事儿。可是他觉得，有必要认为，当时发生了如此这般的一件事儿，当那情景开始显现连锁反应时，有必要说，是啊，我记得，当时发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瓦特一直有这种需要，可是在诺特先生家里干活期间，多半时候他的需要都难以得到满足。因为紧跟着高尔父子来访一事的，是类似的其它事件，就是说，形式上光彩熠熠、主旨却无以确定的事件。
    因此，瓦特在诺特先生家里干活就不那么惬意，假如这类事件闻所未闻，或者他不那么焦虑，就是说，假如诺特先生的宅子是另一个宅子，假如瓦特是另一个人，在这里干活就要惬意得多了。因为在诺特先生的宅子（当然还有庭院）外面，这类事件是闻所未闻的，瓦特猜想大致如此。而且，瓦特无法接受它们可能的表象，那是时间同空间玩的简单游戏，一会儿玩这些玩具，过一会儿就玩那些玩具，可是由于他奇特的性格，他不得不探求这类事件的意义，噢，不是探求真正的意义，因为他的性格还不至于如此奇特，而是在一点点耐心、一点点灵巧的协助下，去探求可能的意义。
    可是，在这对意义的冷漠中，这对意义的追求是怎么回事儿呢？这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很玄妙。因为当瓦特终于说到此刻的时候，那个时刻早已消逝，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他的记忆也许还没有他期望的那样清晰，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他的记忆又太清晰了，没法叫他喜欢。加之，随意地重新捕捉感觉的模式，一时、一地甚至一种身体状态特有的感觉的模式，其难度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在重新捕捉的时候，那个时刻早已消逝，那个地方早已离去，那个躯体在和新的情形纠缠不休。加之，瓦特说起话来意思含混，速度迅捷，句法古怪，似乎是在别处录制而成的。加之，说这些话时的物质条件不容乐观。加之，物质条件向他提出了，可他听取提议的智能却有所欠缺。加之，物质条件交付给他了，可他接受条件的智能却有所欠缺。而且，对于表述事物--不仅包括此刻正在讨论的这类事情，而且包括瓦特的所有经历，从进入诺特先生宅子的那一刻到离开宅子的那一刻，这期间的所有经历--时经历的种种困难，也许会达成某个观点。

    ……眼下，就此而言，举例说明瓦特的失败，瓦特的成功，以及瓦特的成败参半，这么说吧，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他说起什么的时候，比方说，说起高尔父子来访一事的时候，他提出了必不可少的独一无二的假设，来述说那件事儿，使它平淡无味了吗？或者提出了最新的假设，提出了系列假设里的某一个别的假设吗？因为当瓦特说起这类事件时，他没必要这么做，提出那独一无二的假设，或者最新的假设，虽说起初看来，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虽说他不必这么做的原因，那假设不是如此的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当系列假设当中的一个--瓦特辛辛苦苦用来保持心绪宁静的那一个--失去了效用，不得不晾在一边，由另一个假设来取代时，偶尔会发生这样的事儿，经过一段充分的蛰伏之后，那个假设恢复了效用，可以再次派上用场，取代另一个假设，取代至少暂时已经失去了用途的另一个假设。这是再真实不过的，有时候不免叫人纳闷，瓦特当作独立的、不同的事件来叙述的那两个甚至三个事件，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事件，只是阐述得不同罢了。至于举例说明第二件事儿，即失败的事儿，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将就--那些事件抵制瓦特的一切努力，不愿赋予意义和表达公式，再次浮现心头的时候，叫他既没法想起它们，又没法说起它们，只能承受它们，虽说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瓦特叙述期间，它们再也不浮现在我的心头了，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最后，回到高尔父子的来访一事儿，就像瓦特叙述的那样，对于瓦特，那件事儿在发生的时候具有那个意义，接着就失去了那个意义，然后又恢复了那个意义吗？要不，对于瓦特，那件事儿在发生的时候具有某个截然不同的意义，接着就失去了那个意义，然后又单独或者连同别的意义一起恢复了那个意义，在瓦特的叙述里展现的那个意义吗？要不，对于瓦特，那件事儿在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意义，接着就既没有了高尔父子，也没有了钢琴，只留下一连串不可理喻的变化，然而从那些变化里，瓦特最终攫取了高尔父子和钢琴用来自我辩护吗？这些问题很复杂。说起高尔父子和钢琴的事儿，瓦特说的是原原本本的，但是即使原原本本的故事和高尔父子与钢琴没有任何关系，他也不得不这么说。因为即使高尔父子和钢琴远远晚于注定要成为他们的现象，瓦特也得想起那件事儿，说起那件事儿，甚至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这么想、这么说，假如他将要想起它、说起它，他就得把它当作高尔父子和钢琴的事儿来想、来说，还可以假定说，假如不是绝对有必要这么做，瓦特是不会想起这类事儿、说起这类事儿的。但是，通常说来，似乎很有这种可能，瓦特在叙述时赋予给这一特定类型的事件的意义，曾经是迷失过、后来又找了回来的原始意义，眼下是和原始意义截然不同的一个意义，经过长短不定的一次耽误，无论更加努力还是略微懒散，一会儿就会成为一个由原始的意义缺场进化而来的意义。

     就这个话题再多说一句。
    在诺特先生家里干活期满前夕，瓦特学会了接受这样的事实：空无发生了，一件空无的事情发生了，学会了忍受空无，甚至腼腆地喜欢空无。只不过，当时为时已晚了。
    那个当时就是高尔父子来访一事儿和别的事件，众所周知的别的事件--其中，高尔父子一事儿只不过是发生得最早的--相差无几的那段时间。但是，就像已经说过的，说在这一方面，高尔父子来访一事儿和随后发生的所有著名事件是相同的，这恐怕有点儿言过其实了。因为不是随后发生的所有著名事件，在诺特先生家里以及庭院里干活期间瓦特必须处理的那些事件，都展现了这一方面，不，而是一些事件起初意味着这个，接着依然意味着这个，直到结尾，就像，比方说，就像黑醋栗在划艇里开花那样坚忍不拔，要不，就像独腿的华生太太那样轻易就改弦易张。
    至于高尔父子来访一事儿和随后发生的同类事件的不同之处，那再也说不清楚了，因而说起来再也无益于事了。但是，可以这么设想：那不同之处如此细微，在这类概要中视而不见才能有益于事。
    有时，瓦特想起了阿森。他不知道那只鸭子怎么样了。他没见过她和阿森一起从厨房出来。可是，他也没见过阿森离开过厨房。既然鸭子找不到了，无论在房子里还是在庭院里都找不到了，瓦特就猜想，她肯定溜了，和主人一起溜了。他也不知道阿森是什么意思，不，他不知道阿森在离开的那天傍晚说了些什么。因为阿森的宣言只是间歇性地漏进了他的耳朵，而且像所有只是间歇性地漏进他耳朵的声音一样，根本就没有渗入他的脑海。当然他意识到了，当时阿森在说话，一定意义上是在对他说话，可是有什么阻止了他，也许是疲惫，阻止他用心倾听阿森所说的话，阻止他探求阿森所说的意思。眼下，瓦特感到有点儿遗憾，因为从厄斯金那儿一点儿信息都得不到。不是说瓦特渴望得到信息，因为他没这种愿望。可是，他渴望用词语来描述自己的处境，描述诺特，描述房子，描述庭院，描述职责，描述楼梯，描述卧室，描述厨房，总之，描述他发现自己所处的存在状况。因为瓦特发现，自己处在事物的中间，那些事物假如愿意得到命名的话，就会勉勉强强得到命名。而且，瓦特发现自己眼下所处的状况无以表述，任何状况都没有这样过，瓦特曾经发现自己所处的任何状况都没有这样过，而且瓦特发现过，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自己所处的状况可谓各式各样。比方说，看着一只锅子，或者想到一只锅子，看着诺特先生的一只锅子，或者想到诺特先生的一只锅子，瓦特说锅子，锅子，这无济于事。呃，也许并不全然无济于事，可是差不多无济于事。因为它不是一只锅子，他越看，越想，就越肯定是那样，就越肯定它根本就不是一只锅子。它像一只锅子，几乎就是一只锅子，可是它不是一只人们对它说锅子、锅子就能心安理得的锅子。即使它丝毫不差地履行了锅子的一切功能，完成了锅子的一切义务，那也无济于事，它不是一只锅子。让瓦特如此苦恼的，就是它与真锅子的本质有着毫厘之差。因为假如相近之处不是这么密切，那么瓦特就没这么痛苦了。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不会说，这是锅子，又不是锅子，不，可是那样的话，他就会说，这是我不知道名字的某件东西。大体上，瓦特情愿不得不和他不知道名字的事物有所牵连，虽说这同样让他苦恼，也不愿意和已知的名字、经过验证的名字、对他而言不再是其名字的事物有所牵连。因为他总能期望，对于他从不知道名字的事物，他总有一天会学会那个名字，从而心平气和起来。可是，万一某个事物的真实名字对他而言不再是真实的名字了，忽然间或者渐渐地不再是了，那这种慰籍他就没指望了。因为瓦特有把握，对于除他之外的任何人，那只锅子仍然是锅子。对瓦特一个人而言，那只锅子不再是锅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