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他，大都来自于乔治·弗莱《批评意识》。实质这部书，从未被我当成文学批评著作来翻阅，更多当成随笔、哲思、诗句一类的文本来触摸。甚至，当成呢喃梦游的言说，亦不错。甚至我还喜欢将这类书玩成剧本或小说呢。叙述、论述、描述之间的区别，就那么大么？情与理、感性与理性的栅栏就那么密不透风吗？反正我总记得，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钻不过的栅栏。
   他让我记住了一个词语“注视”，自然它是湿润而温泽的，散发着曼妙的烟雾光晕。其实这也是一种对话空间。对一个物品的凝视，敞开了视知觉与物象之间的潜对话。这些对话，付之于意识流，如果能用语词呈现出来，也就是写作本身。眼与心之间，从无障壁阻隔，只不过我们格式化后，进行了一番区隔而已。而此时的“忧郁”，其实也不知不觉陷入了“土星气质”的光环下。此时，你会感觉到中欧人的那份阿尔卑斯特有的肃穆静谧。
    这是欧洲式的。中国人尚未对此勘探过深，似乎“乐观文化”总能将“忧郁”打磨成怪笑，恶搞，抑或自我解嘲。它瞧不起这些情愫，觉得那属于低级趣味，于国于家以及自身和伦理建构等有害无益。近世中国人睁开眼睛后，才发现“人”的存在。之前，“忧郁”被蒙上了一层魔幻精怪的传统。即便人鬼恋，也总让人扮演得不伦不类。它充满了聒噪，如同野戏班子，必须热闹才有人喜欢。“婉约派”词之伟大，即在于它内里包含着“忧郁”的肌理。这“忧郁”能从晚唐风月中，播撒出来，在张若虚的妙手下，却又沾染了某种空明之色。你总感觉，中国人没有解决不了的精神困境。你总感觉，这种宇宙性的气度虽不凡，且能化解，却总有些意犹未尽，即便死亡，也并非“忧郁”，毋宁说是志向未遂、报国无门、科第不举所致。“郁郁而死”的确不是因“忧郁气质”而来。

   只有到了《红楼梦》及其之前的那个汤显祖的时代，“人”逐渐觉醒了一些。这一切皆与市民文化、商业文化的崛起有关。因为后者关注俗世，关注人生，关注个人，关注日常。“人”只有活在日常中，才有自己的历史。人在历史中没有历史。历史消灭个性，即在于其中的主体非普通人的普通情感。  

   也因此，林黛玉式的疾病才是疾病。疾病的历史特别是精神顽疾的历史，也是个人开始成为历史书写的主体之开始。“忧郁”第一次真正分泌出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美感。它本然又接轨于“婉约”和“阴柔”的文化脉络中，从诗词步入了小说这一低级语言艺术形式中。

   当然，它又是“南方”的诗学塑造和熏染出来的，缘故在于林黛玉与扬州、姑苏城等城市有不可分割之关系。“乡愁”与“忧郁”两个情感关键词，源头又在《诗经》和《离骚》那里。在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