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着葡萄藤的头部】

卡尔要离开这个国家。

    风透过围栏吹进牧场。树叶舒展开了。田野的气息飘进了院子。

    雷暴雨过去后，树升腾起烟雾。

    胡桃树依旧保持清凉。夜晚，胡桃落在房顶上，打破了头。夜晚，曼陀罗绽开白色的喇叭花，气味和遭遗弃的女人的不幸一般。鸡貂一下子便让鸡断了气。

    早晨，在绿色的盘子之间，大脑般的胡桃仁赤裸地散落在石子地上。

    百日草每年夏天模样都不一样。卡尔看见它们在夜色中走向别的花。

    土豆开出一束束丝巾般的花朵。行列有数。到了夏末，汽车会停在家门口。马儿啃吃青草。一个男人将土豆装上车，供应给国家。

    鸡蛋被记录在消费合作社的清单上。

    萝卜有绿色的耳朵。萝卜要在秋天供应给糖厂。

    梅子树都已经登记造册。它们是镇里的财产。

    须子容易折断的扫把属于手工业合作社。

    三年前，卡尔想进山。他从村子出来回家时，父亲在粮仓上吊了。卡尔在井边看见了爸爸的鞋子。在上吊前一会儿，他还想着要溺水自杀。

    两年前，卡尔想到海边。邮递员每天都把报纸扔过他家的大门。但是不给他送退休金。

    去年，税收太高。卡尔的退休金不够用了。加工了二十年的螺丝竟然不够一次度假。

    去年，他的园子归人民委员会了。

    然后义务劳动委员会的人来了。然后收电费的人来了。然后殡葬委员会的人来了。

    卡尔的存折空空的如同白雪。钱都用在了冬天的木柴上了。

    雪融化时，有吉普赛人在院子里吆喝。他要用炊具换老式钢笔。他顺带拿走了卡尔的眼镜。

    卡尔要离开这个国家。他向当局递交了申请。

    卡尔的弟弟在夏天来了，带来了八千马克。有钱的政府为了卡尔向没钱的当局也付了那么多钱。

    到了秋末，城市土地局的人来了。他们把房子折成钱，相当于两倍的工资。卡尔点了一遍钱。卡尔的肺把怒气挤进了心室。

    卡尔拿了房子折成的钱，买了一件大衣。

    卡尔从粮仓里拿出一把斧子。院子里，雪花在犹犹豫豫地落下。卡尔穿着他的这件大衣，把葡萄藤的根一一刨了出来，一直刨到深夜。

    在犹犹豫豫的雪中，卡尔把自己也从葡萄藤中刨了出去。

    卡尔踩着葡萄藤的头部，离开了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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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鸫鸟的夜晚】

如果我说，马丁的死亡是因为那只鸫鸟，有谁会相信我呢。

    我记不清楚是哪一年了。我说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村子后面的山岗周围刮起了一阵风，风卷着红色的云团压在树叶上。这天的早晨变成了一个玻璃罐，村子变成了罐底的一堆石头，又小又黑，就像一个屎壳郎，在地上的粪堆里翻来翻去。只有一只鸫鸟从罐子的上方飞过，它的头是红色的，因为是从山岗那边飞过来的，带过来了那边的云团。在它飞行的下方，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院子，我们的村子被一条长长的影子覆盖住了，看不见。我在用我的围裙搬木头。搬的路上，木头差不多要把围裙下面的肚子给拉开一道口子。雅各布拎着一个咖啡色的木质行李箱从阁楼上下来。木箱喀啦喀啦的。雅各布让阁楼的门大敞着。他的背后是一个黑色的大洞。有一股面粉和死耗子的味道。我抱着木头站在阁楼楼梯旁边。我说：雅各布，跟他再说一遍，不要走。雅各布没有说话，拎着箱子从我面前走过。他给我开门。我抱着木头从他的手边走过，走进房间。雅各布把箱子放在桌子上。我把木头扔进炉边的篓子里。雅各布从箱子里取出空马蜂窝。他的手上粘着蜘蛛网和死苍蝇。马丁站在镜子前，在梳头。雅各布说：马丁，妈妈说，要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要走。雅各布在看箱子。马丁在照镜子。他的分头如同一根线，从前额一直延伸到头顶。他的脸是红的，如同鸫鸟的头，如同山岗上的云团。马丁用梳子前后梳理头发。他看着自己在镜子中的脸，大声说道：我要走，就不要拦我。村子里有点本事的，迟早都会走。他的目光在玻璃的深处发光。雅各布在桌子上放了五个大鸡蛋。他说：给他带点煮鸡蛋上路，煮硬点。我用勺子把鸡蛋放进锅里，鸡蛋沉进热水中。我哭了，鸡蛋在锅里打转。马丁用黄油纸包了一块猪油，用旧报纸包了一个圆面包和厚厚的洋葱，把东西全部放进木箱的衣物之间。雅各布递给他一件衬衫，说：带上你的羊毛袜，冬天用。我用围裙捂住脸，说，声音大得差不多是在叫喊：“马丁，把箱子里的东西都拿出来，不要走。”关于那只鸫鸟我一个字也没提。鸡蛋在锅里打转。炉子在闪烁，是红色的。

    雅各布和马丁从我身边走过。可以看见他们的脚步间有一个咖啡色的木箱。我不知道是谁在拎箱子，可能是雅各布。因为当年我们的村子都是这样。当儿子们上战场时，父亲们会把箱子一直拎到火车站，上火车，一直到战场的边缘。在马丁之前的那些人，我是在他们那儿看见过的。我看见过父亲们拎着箱子从窗前走过，我还看见过儿子们空着手在走。我看见过走路的样子，紧挨着石子路的边上，几乎是走在草地里。每次我单独一个人在房间里，我都会想：幸好马丁不在房间，幸好他没有看见。我还在想：也许他没发现有多少人走了。但是鸫鸟依然一家一家地飞。飞过村子。飞过年月。

    我跟在马丁和雅各布后面。他们走得很快。我和他们之间是街上随风刮来的杂草。他们默默地走，我轻轻地迈步，为的是不让我摇摇晃晃的裙子打扰了他们整齐的步伐。山岗的顶上漂游过树叶。早晨将要过去。罐子变成了一个透明宽边的碗。水冷冷地漫过村子。我边走边寻找着水的边缘，这时我想起小时候妈妈说过：水是一面凶狠的镜子。它会抖动，会把我们弄得冰冷。她当时说这话的时候，脸俯在洗衣台上，辫子垂在洗衣盆里。在想的时候，我看见那两个宽阔的背影在我前面。透过漫过村子的水，我听到了鸫鸟在歌唱。我用眼睛，用太阳穴，用额头寻找鸫鸟。它不在漫过村子的水里。它唱的声音很大，但是唱出来的不是歌。马丁后背的衣服在颤抖。当我不能用眼睛固定住这个颤抖时，我想起来，几年前我曾经听到过马丁的大衣发出过这种歌声，他的后背发出过这种歌声。

    我们站在村子后面的山岗上，在无遮无拦的风中，在雪中。路被封住了。马儿连车都不愿意拉了。我们沿着一条黄色的带子朝前走。这是一条河。到达山岗的顶上时，一群狼嚎叫着向我们扑来。狼群很大，黑压压的，雪地都变成了灰色，树木都变得密实了许多，树林都变得昏暗了。我们点燃了一捆秸秆驱赶狼。火烧得很弱，烟是黑色的，烟周围的雪融化了。马的挽具发出喀拉喀拉的声响。马车在呻吟。雅各布用皮鞭在空中甩出几个圈，高声吆喝着。我哭了。只有马丁睁大眼睛站在黑刺李灌木丛后面，灌木丛比他高，也比他在手中摆弄的我的黑雨伞高。狼群已经到了岗顶。带领狼群越过雪地的两只头狼距离非常近，我们甚至能看见它们闪光的眼睛和牙齿中冒出来的白色雾气。马丁撑开黑色的雨伞，朝火把跑去。两只头狼看见撑开的黑雨伞，停住了脚步。雅各布从马丁手中抢过雨伞，迈着不是很自信的小步朝狼群走去。我朝马车跑去，拿过雅各布的雨伞。拿着撑开的雨伞，迈着更小的步子走在雅各布的旁边。狼群掉转头，嚎叫着顺着来时踩踏的雪地，越过河，朝山谷跑去。我们拿着撑开的雨伞坐上马车。我们回村。马车走了一段后，我点燃防风灯笼。灯笼微弱的火光在车轮之间晃动。马丁在后面的座位上脸冲下趴在一捆秸秆上，睡着了。他的身体蜷曲着。我给他的脚盖被子时，他的后背抖动了一下。我听见他的大衣背上传来歌声。声音响亮，但这不是歌。到达村子边绕过磨坊时，大团大团的雪花开始在空中飞舞。我在院子里吹灭防风灯笼，雅各布抖去黑色大伞上的积雪。我把马丁从马车上抱下来，把他睡着抱进他的房间。他没有感觉到我在抱他。我把他和着大衣抱到床上。第二天早晨，我走进他的房间，看见他躺在床上，醒了。他问我是不是去莱尼姨那儿。我说：不。我脱下他的大衣。他的袜子被雪弄湿了。我把袜子从他脚上脱下来时，他哭了，不让我脱。那天早晨，当雪从房顶上滑落，落在院子地上的雪上时，雅各布给他的姐姐写了一封信。信与其说是用手写的，不如说是用脸写的。当他第三次，而且是声音越来越大地朗读那封信，并且用指尖滑过写下的每一行字时，我看着他长长的食指。他朗读道：到了春天我们会过去，现在路都给雪封住了，他的邻居去树林中砍木头时，差点让狼给吃掉。雅各布折起信。我想到了那首歌，在回村的路上，马丁的后背透过大衣唱的那首歌。雅各布把信放进信封，说：如果莱尼在冬天死了，那她就完了，因为她是聋子，没人去看望她，如果她死了，村子里甚至都不会有人发现。

    火车站有四个父亲，四个儿子和四件行李。马丁是第五个。火车开动时，他们挥动双手。他们手在挥动着，嘴在唱着。歌声越来越低，直到完全哑然。但是手还在挥动，在火车边上挥动，在烟雾中挥动。

    我们很少谈论马丁。如果我们谈到他了，那也不是在谈论他。即便谈到他了，也总是很短的几句，他这会儿有可能在哪儿睡，可能在吃什么，他现在是不是有可能在受冻。有一天夜里，雅各布走过漆黑的房间，把他的被子放在椅子上。壁炉里还在闪烁着火光。我看见雅各布没带被子走回自己的床，还看见他没有被子躺在白色的床单上。我听见他在叹气，他睡不着觉。于是我从我的床上坐起身，说：“马丁走的时候，鸫鸟那么大，把院子都遮盖住了。它叫的声音很大。它用它的战争把世界都搞疯狂了。它已经飞了好几个月了，不肯停下来。在去火车站的路上，马丁的后背在你和我之间唱了鸫鸟的那支歌。”雅各布把脸扭向我，大声嚷道：“你说什么战争和世界。你根本没有见过世界。”我静静地哭了，静得让哭泣变成了一种沉默。雅各布不说话了，他的眼睛在放光。

    春天到了。我们经常在院子里，在园子里。雅各布天天坐在三叶草园子的一个树桩上晒太阳。他经常闭着眼睛，转动手中的镰刀。

    有一次已经是夏天了，而且也很热了，他闭着眼睛在树桩上坐了很长时间，我心想：他肯定睡着了，我应当过去叫醒他。我走进园子门，穿过三叶草地，朝树桩走去。我正要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他的眼睛睁开了，嚷嚷道：“你什么时候过来的？”他没有睡着。因为他听不见，所以没有听见我的脚步声。

    秋天是温暖的。山岗上的树叶火红。邮递员隔着栅栏递给雅各布一张军邮明信片。雅各布拿着明信片走进屋子，坐在空桌子边，看信。他把信念了三遍，声音一遍比一遍大，因为看信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在他旁边坐下。我看着床。看着床单上马丁的羊毛袜。袜子被雪弄湿了。我把袜子从马丁的脚上脱下来时，他挣扎不愿意。

    莱尼死了十三年了。自从那个鸫鸟的夜晚以后，雅各布就再也没有给自己盖过被子。到了冬天，他连白天也躺在床上。他呼吸呼噜呼噜地很艰难，吐出来的是沫子。这一年的冬天他死了，这一年冬天的雪是土，一碰到村子就化了。这一年的冬天，村子又脏又黑，就如同一个在泥巴地上的粪堆里翻来找去的屎壳郎。

    这个世界我什么都没有见识过，因此我什么也不懂。每当看见山岗上面有树叶，我都会随便地独自去想，我们的村子那么的小，就如同在一个大罐子里一样。没人会找寻这个村子，没人会发现这个村子。对世界来讲，它只是战争中的一个选项。

    云团每天早晨都会飘游过树叶。它们是山岗上的一条血色的带子。

    如果我说，马丁的死亡是因为那只鸫鸟，有谁会不相信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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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

那天——那天学校上学，因为英格从学校回家，用肥皂洗沾满粉笔灰的手。那天，当粉笔灰像往日一样不肯从手上褪去，当手指上的肥皂沫鼓起无数个肿瘤般的肥大的泡泡，破碎，却没有碰到触到皮肤；那天，当厨房变成了一个杂物堆，由盘子、刀子、壶罐、碗、杯子组成的垃圾堆，它们相互碰撞发出声响，有股酸酸的味道；那天，当房间在满是折叠的、缩成一团的、工作用的破旧的裙装中被翻个底朝天；那天，当家具上满是旧得起毛的打开的书和纸片，当英格满脑子都是结构套装的、复杂的句子；就在那天，英格做了一件事，一件她早就要做但是一直没有做的事情，之所以一直没做，是因为她不知道这是什么事。

    英格从厨房拿出餐具，放到客厅。餐具是中性的，英格自语道。她从储藏间拿出瓶子，放到图书馆。瓶子是阴性的。她从家具上拿下书，放到储藏间。书是中性的。她拿出手提包，放到冰箱里。手提包是阴性的。她把鞋子放到桌子上。鞋子是阳性的。她剪下花盆边上的花，扔进抽水马桶，然后放水。花是阴性的。她咬碎一块花盆里的泥巴。泥巴是阴性的。她用自己的绿色眼影涂抹嘴唇，她用自己的蓝色眼影涂抹脸颊。英格拉开她的房门，坐到客厅地砖上的餐具旁。她坐在铺地砖的地上，看着虚空。虚空是中性的，英格自语道。

    当英格的男朋友在那天的那个晚上去她那儿时——那时他还去她那儿，他一动不动地，躬着身站在敞开的门里。

    她疯了，他大声自语道。他没有说她变疯了。英格呆呆地盯着他的嘴。他怎么能这么说。他的脸圆圆的，以中间的嘴巴为圆心。

    英格坐在他的面前，用手翻刨餐具。

    男朋友是阳性的，英格对着空荡荡的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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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

“我从来没有像在乌拉尔的五年流放那样，那么经常地梦到吃饭。”那个男人说。他是在二战期间没有加入党卫队的少数罗马尼亚德国人之一，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45年因对希特勒的癫狂犯有“集体过错”而被流放到苏联。三分之二的流放者死去了。或饿死或冻死，或饿死或冻死。

    “肠胃越是空空，梦中的板油和面包就越是大。”他说。“我在梦中吃得撑得要命，醒来时却饿得发抖。”

    “流放营地有警卫看守，围有铁丝网，周围什么都没有。”他说。“村子里有人死了，他们会派人来。我们会获准进村去挖坟。由于在我们周围天天都要埋葬饿死的和冻死的人，因此挖坟已经是一门熟练的手艺了，尽管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死亡在营地里太寻常了，寻常得就如同白天和黑夜，就如同脱衣服和穿衣服。同情心在雪地里：我们脱下死者的衣服，自己穿上，然后让雪覆盖住死者。”

    “埋完死者后会有一顿死亡盛宴，我们有东西吃，”男人说，“我们吃，体内能装进多少就吃多少，甚至还要多，再说俄罗斯人自己也没有多少可吃的，”他说，“有一次我吃得太多了，饭都停在了舌头下面。回营地前，寡妇把死者的大衣送给了我。这是我的万幸，”他说，“在到达营地之前，路把我绕懵了，雪也把我下懵了：我要吐。我还从来没有像这次那么伤心过，我宁愿把我的心吐出来，也不愿把刚吃下肚的好东西吐出来。我哭了，因为我的胃允许我哭，因为它看不起我的工作和饥饿，因为它不给我施舍吃的东西，尽管我已经只剩下皮和骨了。”

    “知道吗，热腾腾的土豆直到今天对我来讲一直都是最温馨的菜，”他说，“一颗土豆即便是在今天，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温馨得如同一张温暖的床，”他说，“如果我用手掰开一颗烧熟的没有削皮的土豆，我的泪水会涌上来。不，那个时候不会涌眼泪，那个时候太饿了。那个时候没有时间让眼睛湿润。土豆吃下去的速度甚至比我看它还要快。我只是在理智被饿得半死的时候看过土豆。”

    当狭窄的店门口排起了长队，胳膊肘相互撞击，声音叫喊，鞋子踩到鞋子时，我会想起那个男人的那句话：“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和“饿得半死的理智”。但是没人会去寻找说这句话的那个男人的准确的形象。当生命悬于一线的时候，恐怖是不会寻找形象的。它只会寻找自己。对逃脱的人来讲，它永远都会作为死亡的迹象保留在头脑中。

    在贫穷的国家，一个人挣多少钱，一样东西什么价，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我到很晚才发觉，我在德国提出这个问题，即便是很近的熟人也从来没有回答过。熟悉的脸会发生变化：一种由隐私和恼怒组成的混合体开始布满眼眶。我开始时怀疑我提问的音调，心想也许是提问的时间不对。但是，音调和时间永远不可能对，这个问题永远不可能对，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还有，问题如同偷窥存折的目光，如同接触到自动取款机上的密码。

    在贫穷的国家，脱光衣服是在别人面前的赤裸。在富裕的国家，在别人面前脱光衣服是一种美丽的自信。在富裕的国家，当着别人的面谈论自己的钱是一种赤裸，如同在贫穷的国家当着别人的面把自己脱成赤裸。

    飞机上乘客不多。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我旁边的两个位置是空的。另外一侧的窗户边上坐着一个男人，他旁边的两个座位也是空的。这个男人和我之间有四个空座位。男人在哗啦哗啦看报纸。他打开钱包，数钱。他数钱的时候做出用手掩藏的动作。他有什么可害怕的，我们之间隔着四个座位，我问自己。这个藏的动作不是藏钱的动作，而是把自己这个人藏起来的动作。这也是一种那个饿得半死的理智。这个男人不是在数他拿到手中又花出去的钱，而是在数自己，在数自己的秘密。

    在罗马尼亚，许多人到商店的时候，会把钱卷起来握在手中，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包，而是因为他们必须长时间地伸出钱和手和脸，直到能换到贫穷中匮乏的东西。

    “一颗牙齿在德国值多少钱，”夏天我在罗马尼亚时一个男人问我，“一个碾磨机多少钱，”另外一个男人问。“一辆卡车多少钱，”一个出租司机问。汽车开了十五分钟后，我不用问就知道每个人一个月挣多少钱。

    他们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回答不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声音是贪婪的，在这种声音中我听到了饿得半死的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