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是突然走的，没有通知任何人，也没有带任何东西。我身上穿一套深色的西装和一件蓝色的大衣。我在街上走着，眼前闪过树木、人行道和三三两两的行人。我走进广场时，看见了公共汽车，于是加快步子，奔跑着穿过马路，跟着别人上了汽车，汽车开动了，我在车厢尽头的圆形座位上坐了下来。窗玻璃上积满雨水。我对面坐着两个人，一位是女的，另一位男的正在看报。对面座位上的人鞋子是湿的，鞋底的周围有一圈水迹。我们的车子越过塞纳河，后来又在奥斯特利茨桥上再次跨过塞纳河。车子每到一站，我都注意上车的人，并留神观察他们的脸。我害怕遇见任何人。有时，上来的人侧影看上去很熟，我马上低下头，因为我害怕这个熟人会认出我来。但当他向我转过身来时，陌生的脸庞让我松了口气。这时我的心情特别好，热心地目随着他直到他找到座位。我在终点站下了车，并向火车站走去。我在车站的大厅里徘徊。然后我买了票，本想买张卧铺票，但因为时间太晚而没有买到，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

    2)  第二天，列车到了站。我走下月台，双手插在我那件时髦大衣的口袋里，在车站里拖着脚步慢慢地走。在一个大玻璃橱窗的边上，有个加固的建筑物，里面是旅游协会的门市部。我看了看里面张贴的照片和广告。柜台后面的小姐正在打电话，一面用右手作记录。等她放下话筒，我走了进去。当我弄清楚她会讲法语之后，我要求她为我在旅馆里订一个房间。你要单人房还是夫妇用的双人房?她问道。我带着怀疑的态度望着她。不，她不会讲法语。是我自己用，我一面大声说，一面做着手势，用手将自己从头指到脚。   

    3)  我在房间里巡视。床上覆盖着铁锈色的鸭绒被。一只洗脸盆从墙上突出来，下面是一只塑料的坐浴盆。房间的中央，怪怪地放着一张圆桌和三把椅子。窗子很大，外面是阳台。我没脱大衣，就往洗脸盆里放水。我打开小小的肥皂，洗了洗手。然后，我伸长脖子，往镜子里察看我的脸，我俯身向前，以便更好地看清脖子上分散的、深色的毛。水在珐琅质的脸盆里继续流淌，而且流到了我的围巾上。   

    4)  我昨天夜里是独自一人在列车车厢里度过的。车厢的灯全关了。我一动也不动地躺着。我对运动是敏感的，这仅仅是指车子的运动，这一外界的，明显的运动，使不动的我不断地向前，我同时也感到了我身体内部的运动，它正在不断瓦解，我开始特别注意这种不易觉察到的运动，我竭尽全力地去维持这种注意力。但是怎样才能把握它呢?到哪里去证实它呢?最简单的动作也会转移注意力。我把护照递给一位意大利警察。

    5)  我把围巾放在散热器上烘干，然后带上围巾走出了旅馆的大门。在街上，我不停地用舌头去舔我的牙齿和上颚，我的嘴巴里有一股火车上的味道，我的衣服潮乎乎的。我掸掸衣袖上的灰，一面走一面抖动身上的大衣。窄窄的街道朝着一个方向，我不假思索地一直往前走，穿过了几座桥。我找到一家银行，在那里换了一些钱，然后我买了一台便宜的半导体收音机。我喝了一小杯咖啡，又买了香烟。在斯坦达百货商店，我买了一身睡衣、两双袜子、一条短裤。我手臂上褂满了各种袋子。最后我走进了一家药店，药店的大门发出吱吱的声音。药店老板听不太懂我的要求。我只得把各种袋子放到柜台上，用手势告诉他我要的是牙刷、剃须刀和剃须用的肥皂。

    6)  回到旅馆，我在楼道里迷失了方向。我沿着走道，上了好几层楼梯。旅馆里空无一人，我好像走进了迷宫，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指示牌。在一个铺有软木地毯，点缀着绿色植物的楼梯平台拐弯处，我终于找到了通向我房间的走廊。我把口袋里的东西统统拿出来放在桌上，脱下了大衣。我倒在床上，侧身躺着，打发上午余下的时间。我毫无结果地摆弄那台半导体收音机，将上面的旋钮弄来弄去，将开关拨到调频，又回到长波段。但那玩意儿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我不断地摇晃它，将天线重新调整方向。

    7)  我没有下楼去吃午餐。

    8)  浴室位于下面一层。我要去浴室的话，必须经过一个长长的走廊，走下一段螺旋状的楼梯，然后在楼梯平台上走进左边的第一扇门。今天早晨，打扫房间的女佣曾给我指过去浴室的路。在穿戴齐全的情况下，这并不难。但我现在只穿着内衣，手里还拿着毛巾和梳洗用具。所以当我发现有一对夫妇正打算从房间里进出时，我只能把身子贴在楼梯的墙边，想让他们先走过去。出于我弄不清楚的原因，我觉得他们还未决定是否走出房门。我听见他们正用法语在交谈。他们站在平台上，确切地说是站在房门口。他们交谈的主题是提香和委罗内兹的作品。男的讲的是他的真实感情和感觉。他是被委罗内兹的画打动了，真正地打动了，他说，这是独立于一切绘画文化之外的一种真诚的感受(我心里想，他们肯定是法国人)。我蜷缩在墙边，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了。我仔细地聆听楼上的任何响动，怕被别人看见我身着短裤的窘相，只能一动不动地呆在楼道里。后来，当我听见我头顶上的脚步声之后，我下决心只管走自己的路，那怕是在平台上被楼下的那对夫妇看见。我匆匆忙忙地跨下最后几级楼梯台阶，等靠近他们时，我放慢脚步，将毛巾围在我的腰际。我在楼梯口转弯时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轻松样子。我发现自己置身在旅馆的酒吧之中。酒吧里空荡荡的。坐在沙发里的一对夫妇转过身来打量我。而酒吧侍者连眼睛也没抬一抬。

    9)  浴室的墙壁漆成浅绿色。有的地方的油漆翘了起来。将门锁上之后，我脱下短裤，将它褂在门把手上。我在浴缸里冲了个淋浴，然后擦干身体。我背上搭着毛巾，打着哆嗦回到我的房间。我的新衬衣放在桌上。我用牙齿把两只用线连在一起的新袜子分开。羊毛袜软软的，发出好闻的味道。我穿上干净的袜子、新的短裤。我的自我感觉良好。我在房间里慢慢地转悠。我拉拉短裤上的松紧带，读读钉在门上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安全的规定、房间和早餐的价格等等。回到桌子边上，我穿上长裤，并套上我那件腋下臭烘烘的脏衬衫。

    10)  下午的时间变得没完没了。每次我去国外都有这种感觉。第一天的时间变得又长又慢，最难打发。我躺在床上，看着灰色的日光透过窗户。房间开始变暗，家具的轮廓变得模糊，在昏暗中渐渐缩小。我的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的是某个电台的摇滚音乐。我把音量调到最高的地方，欣赏着音乐。我穿着袜子的脚搁在鸭绒被上，悄悄地随着音乐的节奏晃动。

    11)  我下楼去吃晚餐。旅馆的餐厅很小。沉重的紫红色天鹅绒窗帘拉了起来，使整个餐厅增添了一种亲切、窄小的气氛。布置典雅的餐桌大部分都空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独自一人在角落里用餐。朝着门的方向望去，我可以看见旅馆客厅的一部分，一台电视机的屏幕正在闪耀着光亮。但电视机的音量开关没有打开，因为没有任何声音伴着画面出现。再加上整个餐厅里寂静无声，只有我背后的老妇人偶然发出刀叉碰击杯碟的声音，更增添了这里的宁静气氛。吃完晚餐，我走进隔壁的客厅，坐在那台电视机前，屏幕上正出现一连串无声的无法理解的画面，讲的是一次灾祸。

    12)  由于缺少声音，那画面在传达恐怖气氛上就显得不足。如果将地球存在以来九百亿死去的人的最后几秒钟都用电视录像机拍下来，然后不停地在电影院里播放，我想那场景很快会令人感到厌烦。相反，如果他们临终前的最后五秒钟的图像再配上他们临死前痛苦的声音：例如他们的呼吸、喘气、喊叫的声音都能录下来，配制在同一条录像带上，然后在一间音乐会的大厅里，用大功率的音量播放给观众看，或者是在一家歌剧院里……电视机中足球场看台的画面打断了我的思考，球场上两个球队正在酣战。我赶快站起来，在电视机前蹲下，想把声音调出来。

    13)  正在进行的是欧洲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国际米兰队对格拉斯哥守林人队。比赛的地点在苏格兰。意大利人为了保留再次参赛的机会，采用的是不进攻光防守的策略，所以比赛显得死气沉沉。但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好球让我看了激动不已。我一只手撑在地上，身体突然前倾，想离电视屏幕更近一些。下半场比赛进行到二十五分钟时，酒吧里的调酒员走过来与我一起看比赛。他在落座之前，下意识地去动了动天线，调了调对比度的旋扭。最后一刻钟的比赛十分精采。苏格兰人采用长传方法，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射门，想在最后的几分钟里首开记录。当三十米外的一次劲射将足球打在门柱上时，我不由得屏住呼吸，和调酒员交换了一个眼色。我点燃一支烟，转过身体，因为我感觉到我的背后有人。果然，在我们背后，站在门口的是总台的接待员。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度过了平静的一天。

    15)  我开始对这家旅馆熟悉起来，不再在走廊里迷失方向了。我用餐的时间很有规律：早餐吃得很早，一般来说，餐厅里只有我一个人。吃晚餐时也只有我一个人，大约在八点钟不到。旅馆里的住客不超过五个人。有时，在楼梯转弯的地方，我会与那对法国夫妇交臂而过。一天早晨，我看见他们一大早就走进了餐厅，感到十分惊讶。他们走进餐厅时没有向我打招呼，走过我身边时冷冷地望了我一眼。尽管那是大清早，但他们一坐下来就开始高谈阔论(他们肯定是长年生活在巴黎的法国人)。他们谈论艺术、美学。他们的推理纯粹抽象，却使我感到美妙而中肯。那男的谈话用词讲究，表现出很深的学问，当然也不乏犬儒主义的味道。那女的老是谈到康德，一边往面包上涂抹黄油。我觉得崇高的问题只是表面上将他们分开。

    16)  所有的日子，每天上午快完的时候，客房服务员开始清理我的房间，我穿上外套，把房间让出来给她，自己躲到楼下去呆着。我双手插在口袋里，在大厅里兜圈子，一直到我看见身穿天蓝色制服的她拿着水桶和扫帚重新出现在楼梯口上。我于是重新回到房间。这时我的床已经整理干净，梳洗的用具也整整齐齐地安放在洗脸盆上面的搁板上。    

    17)  我每次离开旅馆，很少走远，只是在附近的几条马路上走走。但有一次我必须到那间斯坦达百货店去。我要买衬衣，我的短裤已经穿脏了。百货店里灯火通明。我在柜台之间的通道里慢慢地走动。像小学里的督学，不时地摸摸小孩的头。我在衣服柜边磨蹭，挑选衬衣，摸摸套头羊毛衫。在玩具柜，我买了一套玩具飞镖。

18)  回到房间里，我把口袋里的东西倒出来，撕开玩具飞镖外面的塑料包装袋。里面是一块简单的圆盘，上面画有条纹的同心圆，还有六枝飞镖，饰有圆圆的尾羽。我把圆盘靶褂在衣柜的门上，向后退出几步，满意地端详那圆靶。

    19)  我玩飞镖时注意力非常集中。我一动不动地靠墙而站，用手指夹紧一支飞镖，我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目不斜视。我用绝对果断的神态瞄准那靶的中心，脑子里一片真空--然后我扔出飞镖。

    20)  我的下午过得很平静。午睡之后，我醒过来时心情很坏，牙床骨发麻。我穿上外套，下楼去到酒吧，这时候的酒吧总是特别冷清。那调酒员见我来到，就离开座位，踱着慢吞吞的步子，从我前面一直走到柜台里边。他不用我说什么，就会干巴巴地拿起过滤器对准大咖啡壶，再拿一只小托盘放在我的面前。等为我斟上了咖啡，就把糖缸推到我的杯子旁边。然后他擦干手，重新拿起他的报纸在他的椅子上落座。

    21)  我差不多每天都买一张日报。我看看上面的照片，并专门读有关气象预报的专栏。那专栏很清楚，上面有一幅云层的走向图以及有关今日或明日、测定或预报的各地最低和最高温度表。我匆匆浏览一下关于国际政治的内容，看看关于体育比赛的消息和影剧广告。

    22)  我开始慢慢地与调酒员熟悉起来。我们在楼梯上相遇时会相互点头致意。我傍晚去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会聊上一阵。我们的话题是足球比赛、汽车比赛。尽管我们不会说同一种语言，但并没有难倒我们。比方说，一谈到自行车比赛，我们就会滔滔不绝地聊个没完。他说：莫赛尔。我隔了一会儿就补充道，梅尔克斯。他又说科比，福斯托·科比。我用匙在咖啡杯里转动，思索着点头表示赞同。布吕埃尔，我喃喃地说。他问，布吕埃尔?对，对，布吕埃尔。但看来他不赞同我的看法。我以为我们的对话就到此结束，但当我离开柜台的时候，他拉住我的胳膊，对我说：古蒙迪。我回答道：范·斯普林格。我又补充说，普朗卡特，范·路易，德·弗拉明克，罗歇·德·弗拉明克和他的弟弟，埃立克。对这一连串的名字，叫人怎么回答?他果然不再坚持。我付了咖啡的帐，上楼回到我的房间。

    23)  飞镖不能很好地插进靶子。有时候，飞镖的头插入不深，镖身又重，就会失去平衡掉到地板上。每次掉下来都使我恼火。于是我坐在床沿上，用剃须刀将飞镖的头削尖。

    24)  我在半夜里醒来，感到自己好孤单。我身着睡衣在房间里转悠了一阵之后，穿上外套，光着脚，手臂伸直，走出房门来到走廊里。旅馆里黑咕隆咚。我一面走下楼梯，一面观察四周。周围的家具仿佛都变成了人，几把椅子直钩钩地盯着我。这里那里黑影幢幢，让我害怕。我把脑袋缩进肩胛，竖起了大衣领子。楼下万籁俱寂。大门在夜间锁了起来，百页窗都关着。我不出声音地穿过大厅，在黑暗中点燃打火机引路。我顺着走廊来到办公室。然后，我犹豫着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打开了通向厨房的玻璃门。在打火机微弱亮光的照耀下，我光着脚踩在冷冰冰的方砖地上，在厨房里转了一圈。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靠墙边有两张空空的大桌子，水槽擦得亮晶晶的。我关上厨房的门，确信背后没有任何人跟踪之后，轻轻地打开冰箱的门(想找到一块鸡腿)。

    25)  第二天，我终于将我的行踪告诉了爱德蒙松。我走出旅馆，在马路上向一位正在急匆匆赶路的行人打听邮局的方向。(我喜欢向匆匆的行人打听消息)。他很快地用手指了一下方向，想避开我继续赶他的路。但我挡住了他的去路，请他讲个清楚。这时，他才真正地站定，并转过身去，非常耐心地为我解释去邮局的路。我很快就找到了邮局。这是个现代化的邮局，木质的柜台十分光滑，还有单独的电话亭。，有几个人正在一张桌子周围忙碌，桌子上有成堆的表格，还有带细链的钢笔。我穿过营业大厅，走到第一个窗口前，打听发电报的手续。有人给了我一张表格，我起草了简短的电文，写上了旅馆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爱德蒙松今天就会收到我的电报(我很想再见到她)。

    26)  回到旅馆后，我停下来取回我的房门钥匙。在总台的柜台前，我问服务员他是否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打网球。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在几家大酒店里可能有网球场，但据他所知冬天是关闭的。为了证实他的回答，他打开一本广告薄，一面戴上眼镜，一面翻阅，他告诉我说最好是去丽都打听一下。我问他怎么去法。很简单，出了旅馆立即拐弯(他摘下眼镜，向柜台外伸出手臂，把方向指给我看)，向右的第一条马路，然后一直走到总督府。那里可以找到小汽艇送你去丽都。

    27)  傍晚时分，我正在房间里玩飞镖。总台接待员走来告诉我说有人打电话找我。我下了楼，拿起电话筒，把话筒的线拉出来，然后躲到边上的角落里。我紧缩在墙边，低声地和爱德蒙松长时间地通起了电话。

    28)  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经常互通电话。每次听到对方的声音，我们都很激动。我们说话的声音很弱，因为激动而变得失真(我是非常胆小的)。但我们仍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爱德蒙松要我回巴黎，而我却要求她来意大利与我团聚。

    29)  现在我每天的日子都按爱德蒙松给我的来电时间进行分配。每次她都从她工作的画廊给我打电话。只要她的馆长一走开，她就开始给我打电话(既然她打电话不必付钱，我们尽可能利用电话来节省钱)。当我们在电话里聊得太长，我在电话机旁蹲得太累时，我干脆就在大门口的地毯上坐下来。爱德蒙松在和我讲话，我感到很高兴。我双腿交叉，背靠着墙，一面听她讲，一面抽着烟。每当我抬起眼睛，总台的接待员就会被我看得不好意思，装出在柜台后面忙忙碌碌的样子。他打开登记薄，翻阅里面的登记卡。我把电话机还给他的时候，他迅速地朝我笑笑，做出一副对工作不耐烦的样子。

    30)  有一天，我坐在大门口的地板上打电话，将听筒夹在肩膀和下巴之间，一面从烟盒里往外掏香烟，我突然看见那对法国夫妇走进旅馆。他们在总台前停下来，拿了房间钥匙，他们准备回房间去。在走过我面前时，从容不迫地交谈着(我的看法是他们到威尼斯来的目的像一九五九年那次一样是为了做爱)。

    31)  每次用餐完毕，我都要去酒吧转一圈。我从桌子上拿些杂志。回到房间后，我躺在床上，随手翻阅这些杂志。

    32)我什么也不干。我一直在等爱德蒙松的电话。我不敢离开旅馆，怕错过了她的电话，我连午睡也不睡了，也不再在浴室里磨蹭。我常常坐在大门口的椅子上，就在总台服务员的对面等着她的电话(我需要感到自己离她越近越好)。

    33)  爱德蒙松越来越频繁地打电话给我。我们通话的时候，有时双方都长时间地保持沉默。我特别喜爱这种时刻。我紧贴电话，努力想听到她的气息和呼吸声。当她打破沉默的那一刻，我能感到她的声音里带有水蒸气。

    34)  在电话里，爱德蒙松对我非常温柔。她在我需要她时始终安慰我。但她弄不懂我为什么不回到巴黎去。当她问起我这个问题时，我只是大声地重复说。为什么我不回巴黎?是啊，她说道，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吗?是否有个我能够说得出来的理由?不，没有。

    35)爱德蒙松终于来意大利找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