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好像一个刚刚学会用文白兼有腔调说话的孩子，思与言、言与意、意与象之间总存在着那么一点点“隔”。你能感觉到某种紧张，某种斟词酌句的拗口心态。你读他的小说，比如《朱雀》，读了几遍，也感觉有些硌涩发碜，我怀疑这种思维可能源自汉语非其母语所致。当然，骆以军也有这个毛病，甚至骆以军还特意凸显出了这种毛病，可谓病入膏肓，讳疾忌医了，以至于成为了一种“先锋”。董启章《天工开物》中的毛病也不少，在此不赘。

   通观《朱雀》，你会发现葛亮小说句与句之间其实逻辑比较单一，行文并无波澜，特别当不是以“我”而是经过转口亦即“他”之视角的时候，你更会发现，葛亮小说的叙事句法，其实不过由“……然而……”、“……却……”、“但……却……”构成的并无多大转折、递进关系的复合句构成。非常单一，也并无多大必要性。即便祛除，其实也不影响语义表达。

   比如“待这队人锣鼓喧天地走远了，他也看够了。他看够了，回过头来，小韩却不见了。他四周张望了一下还是看不见，就跑到了刚才那座桥上，引了颈子望。他身形高大，动作又很夸张，这样望来望去，就好像一只神态焦灼的鹅了。”其实，这里人的动作和视角已经合辙了，“看够”-“回头”-“不见”三者之间本然就很顺畅的一组身体动作，无需“却”。何况后面还有一个“还是看不见”用以形成重复性的递进关系。

   再比如这个句群：“可是他并不知道哪里能找到可打的电话。路上散落着电话亭，然而他身上却并没有一张
电话卡。他就循着沿街的商铺一路走过去，看见铺头里的小老板就比画着，用小指和大拇指做个打电话的姿势，然后冲着人家扬扬手里的十块钱。然而对方似乎不很明白他的意思，总是迅速地摇摇头。”去掉“可是”、“然而”、“然后”、“然而”等，其实意思并没有多少变化。这个场景从上下文关系来看，读者或观众一目了然，“异乡人”在古都，必然会产生交流不畅的尴尬现象。这些现象已经包含在言行以及眼与心所透露出来的讯息上了，何必附加那么多冗赘的而毫无张力的关联词呢？

   这一点，葛亮的文笔明显不如吴敬梓等写家。中国古代小说，很少使用这些关联词语，仅使用一个“不料”，就足以完成上下文的过渡与故事情节的推展了。同样，要使用转折词，需考虑有无必要，即“讲话”能否吸引人不在于此，而在于说书人话语表演出来的那些个虚拟场景的形象感。

   如果你数一数，会发现《朱雀》中使用“却”的频率之高，实在不美。

    这时候，小韩两脚生风地走进来，嘴里大声地嚷嚷，说我都快急死了，你倒好，自己可着心乱逛。他还没有反应，女孩听到【却】无声地笑了。【因为】小韩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话是用中文说出来的。他虽然听不懂，【却】也明白小韩语气激烈在责备他，他心里倒舒泰了。这说明这个中国青年不当他是国际友人了，只有对同胞和哥们儿，才会这样不加掩饰地气急败坏。他朗声大笑起来，小韩也笑了，一边笑一边嘴里还是嘟嘟囔囔的，仍然是中文。

   我不知道为何会产生一种牵强附会、视野受阻的感觉，难道太挑剔了？其实我并不反对如此使用，只是觉得有多种转折词，仅“却”来“却”去的，难免让人心生厌烦，觉得作者很窘，觉得作者脑子与手之间其实存在着距离，觉得修改的程度还不够，觉得“他”给人的印象不会立起来。人物可以中文不娴熟，为的是突出他的局外人身份与那些陌生化了的感知体验，但叙述者与作者倒是合为一体的，他俩合谋创造了一个值得让人记忆的人物。人物言行动作及其心理反应，很多时候，本来挺流畅的，往往因为叙述者与作者还没有忘却自我，尚未脱离叙事话语的生硬和叙事声音的单一，以至于让人物反而成了死僵僵的物体。何况二者之间巨大的张力空间，也因此堵满了棉絮和枯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