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的启蒙不过重复另一个古老的问题——何谓真理？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不然，其理解也很浅显，他们只能期望一种急切的甚至不完全的从自我奴役中实现的解放。前提是国势衰微，民族危亡，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必须面对的历史条件。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渴求从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知识分子则为改造自己身上的奴性而斗争——源于家族权威而不是神权专制。在康德的时代，启蒙意味着一种觉醒，从自然王国中发现真理，用真理代替宗教迷信；而20世纪的中国，启蒙意味着一种背叛，要求杂碎几千年来的三纲五常。

“破坏”和“危险的”，这是西欧与中国启蒙先驱受到的共同责难。此外，中国启蒙者还担负另一个罪名：非中国化。

中国知识分子们之所以敢于冒险犯难、不畏众怒，因为中国历史本然证明：即使在一个自称现代化了的、甚至革命化了的社会里，封建主义仍然严重地吞噬咬啮着其心灵。